天涯文学_古诗词

　　诗寄贺铸，却从秦观身上落笔，因为秦观既是黄庭坚的挚友，同为苏轼弟子，同时与贺铸亦是知交。秦观于绍圣元年（1094年）因被列入“元祐党籍”而被贬处州，绍圣三年（1096年）又徙郴州，而后贬横州、雷州，愈贬愈远，直至天涯海角，元符三年（1100年）五十二岁时才被赦北返，归途中卒于藤州（治所在今广西藤县）。这首诗第一句“少游醉卧古藤下”即写秦观的逝世。字面上并未明写其死，只是说“醉卧”，是因为不愿提及老友之死，他以这一描写抒发了对挚友深情绵邈的追念。但这样写，也并非杜撰，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惠洪《冷斋夜话》：“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苕溪渔隐丛话》引）当时的人认为，这首词可能是一种谶语。尽管秦观历尽磨难，但临终时却以宁静的心境面对死亡。黄庭坚此句既是化用了秦观的词，又切合其视死如归的坦荡情怀。第二句说“唱一杯”，而不说“唱一曲”，这又是黄庭坚造语的生新之处。晏殊有词说：“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唱一杯”既包含了“一曲新词”的意思，也呼应了上面的“醉卧”，针线极密。这个问题极耐人寻思。接着诗人自己作答：“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这一转折使诗境从低回沉思中振起，然后一气贯注，收束全诗。这两句用逆挽的写法，形成衬垫，全力托出最后一句，挽住题目作结，有画龙点睛之妙。黄庭坚对贺铸的推重、赞美，全部凝聚在这句诗中了。在他看来，只有像贺铸这样的豪侠多才之士，才有资格为秦观唱出断肠之词。他的《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当时广为传诵，人称“贺梅子”。“江南断肠句”正是化用贺铸词中的成句，切合追悼秦观之意。秦观生前很喜欢贺铸这首词，《诗人玉屑》就载有黄庭坚的评价：“此词少游能道之。”

　　此诗在尺幅之中，蕴含深情，表现了三个朋友相互间的情谊，构思精巧。但它不仅是一般的寄友怀人之作，黄庭坚的感叹中沉淀着深厚的内容。在北宋的激烈党争中，许多才识之士纷纷远贬，经历了种种磨难，有些人就死在岭南贬所。宋徽宗继位，朝野都希望能消弥党争，徽宗也以此标榜，宣布改年号为“建中靖国”，因而所谓的“元祐党人”得以遇赦，但劫后余生也不能长久，苏轼、秦观、范纯仁等都在此时去世，陈师道也死于贫病，崇宁元年（1102年），蔡京任宰相，党祸再起，开列了包括苏轼、秦观在内的百余名“奸党”的名单，在全国刻石，并下令销毁苏轼父子三人及苏门弟子等的著作。黄庭坚在遇赦时也曾对徽宗寄以厚望，但朝政如此，他又重新陷于绝望之中。师友凋零，前途未卜，他忧患余生，心情十分悲凉落寞。就在作诗的这一年，黄庭坚再贬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山），不久即辞世。在这样的境遇下，他把贺铸视为知己，其寄慨之深沉，就非同一般了。贺铸虽是太祖贺皇后的族属，但秉性耿直，长期悒悒不得志，终于愤而退隐，卜居苏州、常州一带。所以他们的友谊是有共同的思想感情作基础的。

　　全诗四联均写景，无一句议论，无一句抒怀，但却弥漫着凄清的氛围，渗透着悲凉的情思。细细品味，如饮醇酒，回味无穷。

　　首联“秋夜访秋士，先闻水上音”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 “秋夜”本已凄清冷寂，而所访者又是“秋士”，更暗寓幽怨之意。古人云：“春女怨，秋士悲”。所谓“秋士”即谓暮年不遇者，借园主人当属此类。袁枚自己虽曾步入仕途，任过县令，但因升迁无望等原因，早于七年前辞官，隐居于南京小仓山随园。两人在感情上是相通的，诗人此行“访秋士”即是以此为前提的。当诗人步入借园，首先听到的“水上音”就是笛声。这笛声作为一种听觉意象是全诗的中心意象。它是借园主人心声的流露，感情的寄托。诗在首联引出“水上音”之后，中间两联即集中笔墨对其进行描写。但诗人并没有单纯地去描写笛声，而是以视觉意象“月色”及嗅觉意象“藕香”作为陪衬烘托，使笛声意味更加丰富感人。

　　颔联“半天凉月色，一笛酒人心”，乃是脍炙人口的名句。“一笛”指笛声，“酒人”指微醺的借园主人，他在借酒消愁之后，还嫌不足，又以笛声抒其情怀。在中国古诗中，笛声基本上都是幽怨悲哀的意象，这首诗中的“笛声”也不例外。“一笛酒人心”抒发的乃是“秋士”不遇的哀愁之心，而描写笛声在冰凉如水的月色中飘荡，仿佛笛声也浸透了清冷的月色，更增添了笛声凄怨的情韵。

　　笛声感情虽然哀怨，但借园主人吹奏技巧却十分高超，故颈联一转云：“响遏碧云凉，香传红藕深。”笛声嘹亮，仿佛阻遏了夜空中的碧云，同时水中飘来了红藕的幽香，与笛声交织往还，好像笛声也具有了香气。作者先闻“水上声”，既产生了感情的共鸣，又陶醉在音乐的享受之中，所以久久伫立，直到笛声结束，才想起要与友人相会。

　　尾联云：“相逢清露下，流影湿衣襟。”此联乃回应首句，当作者在秋夜听完友人的一曲笛声之后，终于迎来了与“秋士”的相逢之时，但他们却久久的相对无语，身影沉浸在流泻的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他们的衣襟被清凉的窗露沾湿了，犹如他们的心灵也被凄清的笛声净化了一般。友人的心声已在笛声中倾诉殆尽，作为知心朋友，作者对此已经领会和理解，无须多问，亦不必多言，两人心灵达到了高度的默契。诗的收束像不尽的笛声的余音一样，让人回味无穷。

　　这首诗歌的主旨在于表现作者与李晴江作为知音的深厚友谊，诗中却无一语表达此意，只是写自己夜访友人听其“月下吹笛”时的景象与两人相逢时无言的情状，但自有一股感情之泉流注全篇，这也正体现了袁枚“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随园夜话》）的诗论理念。

　　《端正好·上高监司》为叙事套曲，分前、后两套。在元散曲作品里，表现作者厌世的、玩世的和出世的作品占着很大的比重，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表现社会重大问题的题材却寥若晨星。而在这些为数很少的题材中，指斥时弊的作品更是屈指可数。这两套《上高监司》则可称得上是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它不仅篇幅最长，且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历来的文学史家和元曲研究者所称道。

　　前套反映的是元代大旱之年，颗粒无收，物价飞涨，天灾人祸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又歌颂了高监司开仓赈粮、救济饥民的“德政”；真实描绘了一幅惨绝人寰的灾民流离图和刻画了一个恤老爱贫、公正无私的清官形象，深刻揭露和无情批判了当时昏暗无道的社会现实。

　　全套十五支曲子大体可以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首曲〔端正好〕，可视为全套的序曲，与〔尾声〕相呼应，交待写作的缘起。第二部分是〔滚绣球〕与〔倘秀才〕的三次反复，共六支曲子，描写天灾与民瘼。这是全曲的重头戏。第三部分是〔滚绣球〕与〔伴读书〕两支曲子，揭露官吏昏庸，与劣绅勾结，加重了百姓的困苦。第四部分是〔货郎儿〕和〔叨叨令〕两支曲子，先写高监司的仁政给百姓带来一线生机，继而再写百姓的困苦情状，向高监司呼吁。第五部分由〔煞〕〔尾〕四支曲组成，歌功颂德，表达了对高监司的感激与祝福。

　　这套曲子真实地描绘了一幅灾年流民图。旱灾发生时，田野龟裂，麦谷无收，物价高涨，钞票贬值；米比珍珠还贵，无米为炊，锅子生尘，灾民个个饥肠辘辘，僵卧于惨淡的夕阳之下，或者靠剥树皮、采野菜充饥。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东倒西歪，四处流落于街头巷尾，偶尔能吃点麻柘浆糊、麦麸糠米，就得感谢上天的恩赐；癌疫流行，死者暴尸于野，人们为了活命，卖光家产，甚至卖儿卖女，骨肉生分，水无见时，那些无人要的奶娃，只好忍痛抛入江中活活淹死。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荒，奄奄一息，瘦骨嶙峋的人们，抱女携男，拄杖弓背，拖着沉重的步子边走边哭，泪如雨下，再加路途艰辛，风吹日晒，更是惨景非常。

　　作者采用鲜明对比的手法一面描写人民的苦难，一面揭露富豪奸商和地方官吏的种种罪恶活动，在同一幅天灾图中勾画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当灾民食不果腹，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之时，那些“殿实户”和“停塌户”却“欺心不良”，“瞒天不当”，怀着“吞象心肠”，在“谷中添秕屑，米内插粗糠”，或者非法倒卖，抬高粮价，克扣斤两，牟取暴利；还有各色官吏，平日就大量侵吞义仓的粮食，灾荒发生以后名义上是开仓赈济，实际上仓中并没有多少存粮，有的也被有钱人家买通官吏把粮食发放给了他们，老百姓得不到一点实惠，什么印信凭证都是谎话，都不过是画饼充饥，只有官吏从中捞取油水。总之，有钱的贩米谷，置田庄，添债息，纳宠妾，买人口，好不兴旺；无钱的饥饿难挨，骨肉分离，尸填沟壑，倾家荡产，好不悲惨，这是多么鲜明的阶级对比，多么不合理的社会现实。

　　作者不是对现实作纯客观的描写，而是在描写中表现出鲜明的爱。他一面对人民怀着深切的同情，写出了“万民失望”的愤怒情绪，以“小民好苦也么哥”的呼声喊出了人民抗争的心声，一面以无比憎恨的感情揭露富豪奷商、贪官污吏的“伎俩”，称他们是无耻之徒，诅咒他们断子绝孙。与此同时，他还对在灾荒严重的紧急关头能够不辞辛劳，亲临灾区，开仓赈济，爱民忧国，发政施仁，恤老怜贫，视民如子，起死回生，扶弱摧强的高监司加以赞颂。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王充《论衡·佚文篇》中说：“文人之笔，劝善惩恶也。”作者是实践了这些有关现实主义的传统理论的。

　　后套以生动具体的写实手法再现了元代历史上起恶劣作用的“钞法”给广大人民的无穷危害，揭露了从官吏到商人的种种罪行。

　　第一首〔端正好〕是序曲。内容说，官府很清明，能采纳舆论，听众人申诉。愿在江西大郡南昌府您的亲临处，广开言路，听那大家的意见。第二首〔滚绣球〕至第十五首〔呆骨朵〕，揭露了钞票库藏管理中的严重弊端、商人的虚伪和庸俗、商人们狼狈为奸、勾结官府的罪行，揭露了官府吏役伙同奸商、贪赃枉法、坐地分账，揭露了官府在管理“钞法”中营私舞弊行为、贪污受贿、高利盘剥、窝藏商贾、倒卖假钞的罪行，揭露了元代“钞法”行市和押送钞票中的种种弊病，揭露了暴发户穷奢极侈的生活，指出暴发户也有麻烦、倒霉的时候。第十六首〔脱布衫〕请求高监司出谋划策，剪除邪恶。第十七首〔小梁州〕抨击市井小人横行霸道的行为。第十八首〔幺〕提出要使盗窃府库者受到重处。第十九首〔十二月〕作者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第二十首〔尧民歌〕强调严肃法纪的重要性。第二十一首〔耍孩儿十三煞〕至第二十九首〔五〕说明中国币纸的源流及其意义、元初所行币制的重要作用，揭露变更“钞法”之后的弊病。叙述到京都中都省交送管钞的情况，抨击了盗窃仓库者和管理们作威作福、欺压乡邻的罪行，揭露了官吏和商人的妻妾儿女的奢侈生活、奉官差赴京师的旅途之苦。第三十首〔四〕至第三十三首〔一〕建议官府对贪污舞弊者要施以严刑峻法、改革官吏任免赏罚制度，清除不称职的官吏，制定相应的制度。第三十四首〔尾〕是全曲的结束语。

　　这套曲子能抓住社会生活的特征、细节进行具体描述，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具体而突出。对历史的交待，对钞法的制度，叙述得非常真实；对形形色色人物的描绘，用于恰如其分，又含讥讽之意；典故的运用也恰到好处。整个作品感情强烈，寓感情于叙事之中，两者结合得相当好。作品强烈的思想性，借助于高超的艺术手法得到较好的表现。

　　作者以其惊人的胆气和无情的笔触，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元末社会金融市场的混乱和法律机关的贪污腐败，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凶狠贪暴的元蒙统治者。然而，作者毕竟受到其阶级地位的限制而从维护其阶级利益出发，提出了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主张，并把这个希望寄托在所谓清官廉吏身上。在元蒙残酷的民族压迫之下，像这样大胆而深刻地切中时弊、揭出矛盾、最富现实性的作品实属罕见，它类似于白居易的新乐府而又超出了白氏的新乐府，堪称为元代散曲文学史上的旷世奇文。

　　《端正好·上高监司》，一扫曲坛吟风弄月、离愁别恨的旧习，直接以创作来评议当时现实政治的重大问题，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元代的残暴统治。这在元散曲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前套由十五支小令组成，描写在天灾人祸下，广大贫苦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遭遇。后套由三十四文小令组成，长达一千八百字，为元代散曲之冠，揭露了当时江西库吏的营私和钞法的积弊。尽管曲中也表现出作者的阶级局限，但其战斗性和思想艺术成就不容置疑。全曲不仅有极高的文学价值，也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称得上是元曲中的史诗性作品。

　　“秀才”是汉魏时荐举科目之一，地位比较高，人数也不多，与明清时把州县学府中的生员称为秀才，情况不同。嵇康之兄嵇喜曾举秀才。他去从军，嵇康写了一组（十八首）诗赠他，便以“秀才”为代称。此处所选为第九首，是其中最著名的。

　　嵇喜的为人，据史书所载，颇有些俗气。所以他去看阮籍，遭到一顿白眼。后来嵇康挟琴携酒而往，阮籍才高兴，以“青眼”相待。但在嵇康的赠诗中，却写得嵇喜十分脱俗潇洒，有人因此对嵇康加以讥刺。这是呆板的读诗方法。诗是写给嵇喜的，当然有称颂他的意思，但诗终究又是一种艺术创造，这二首诗中的人物形象，其实是理想化了的，更多地带有作者自身的痕迹，表现着作者对某种人生境界的向往。就是说，这诗有双重意义，而后一种意义更为重要。

　　要理解这首诗，需要对魏晋时期的社会风气，尤其是所谓“魏晋风度”有所了解。魏晋的士族文人，普遍信奉老庄哲学，他们认为，现实社会中的一切现象，都是短暂的、变幻不定的，人若陷落在这些现象（如功名荣利、道德礼义等等）中，便失去真性，变得卑琐可笑。只有追求宇宙的大道，才能达到崇高的人生境界。从这一哲学基点出发，他们重视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反对社会伦理规范的约束。他们评价人物，注重于内在的智慧、高尚的气质，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脱俗的言谈举止，乃至漂亮的外貌。总之，魏晋风度，是自由精神、人格美、漂亮的仪态的结合。嵇康本是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是当代人推崇和效仿的对象。他的诗歌中的理想化人物，当然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所以，这首诗，实际是魏晋风度的写照，仅作为普通应酬之作来看，是太可惜了。

　　这第九首诗，从表层上说，是想像嵇喜从军以后戎马骑射的生活。但借此，写出了一种纵横驰骋、自由无羁的人生境界。诗中描绘的场面和人物，具有象征意味。

　　通常嵇康的诗不太讲究技巧，这首同样，结构平稳，无甚特异处。前四句，是静态的描写，从几个侧面勾出主人公的特征：他骑一匹训练有素的骏马，穿一身鲜丽生晖的衣服，左手持弓（“繁弱”，古之良弓），右手搭箭（“忘归”，古之良箭）。四句构成一个画面。虽不是直接写人，乘骑、服饰、器物，已经衬托出人物身份的高贵和气度的不凡。

　　马在这首诗中具有重要意义，是完成人物形象塑造的凭借。作者写这马“良”而“闲”（本义是熟练），表明这匹骏马并不是难以羁勒、可能失去控制的烈马，这样写是有意暗示主人的一切意志都能得到充分的实现。

　　后四句转入动态的描写：主人公纵马奔驰，如迅风，如闪电，紧随掠过的影子追逐天上的飞鸟（“景”同“影”，“飞”指飞鸟），奋行在广大的平原上。这里使用一连串表示动作迅急的词汇、一连串的比喻、形容，强烈地特出主人公纵马如飞的形象，要达到一种特殊的效果。诗是作用于读者的感性活动的。人们读着这样的诗，脑海里浮现出诗所描绘的场面，不自觉地似乎同诗中人物一齐凌厉奔驰，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快感——超越限制、获得充分自由的快感。其实，现代人驾驶摩托、赛车，常常也是追求这样的快感。所以在西方影片中，经常出现汽车狂驰的场面。但是，如风如电的奔驰，因为唯恐失控，很容易带来紧张感，这样人就是被动的，仍旧是不自由的了。所以作者又加上稳定感。首句“良马既闲”的“闲”字，已经埋下伏笔，末句“顾盼生姿”，加以展开：主人公一路急驰，却是轻松闲逸，左顾右盼，风姿佳美。人生至此，真是如意舒展、毫无压迫，毫无滞塞，这是很美的境界。

　　迅急所产生的快感和闲逸所产生的稳定感，本来是对立的东西，嵇康却借着马把两者统一起来了。只有高明的骑士坐在骏马上，才可能是既迅急而又闲逸的。这一形象最能表现人的充分自由和充分主动。延伸开来说，魏晋名士都喜欢临大事而从容不惊的态度。谢安身为宰相，当国家命运系于一举的淝水大战正在激烈进行之际，却在家里跟客人下围棋。不是他不关心国事（谢安是这场战事的决策人），而是一旦紧张失态，就不够潇洒，不够风度了。这跟嵇康所写的骑射场面，从人生境界上说，是相通的。所以这诗不仅是写嵇喜。何况，嵇喜是个文士，能不能骑快马还是个问题。

　　嵇康是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写诗则非其所长，往往议论太多，陷于枯涩。但这首诗却没有上述的毛病（至少不严重），诗中的形象称得上鲜明生动。人物凌厉奔飞而闲逸自由，具有诗歌特有的感染力。所谓“魏晋风度”，颇有些微妙，不易讲清楚，在这首诗里，至少是写出了一些特征，值得仔细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