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抒情诗。根据诗的内容来看,大约是作者漫游长江下游时的作品。当时正是秋季、天却相当寒冷。睹物伤情,不免想到故乡,引起了思乡之泪。再加以当时作者奔走于长江下游各地,既为隐士,而又想求官;既羡慕田园生活,而又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因而此诗流露的感情是相当复杂的。
“木落雁南渡,北风江上寒。”第一联是说,树叶飘落,大雁飞向南方,北风萧瑟,因而江上分外寒冷。第一联是写景。作者捕捉了当时带有典型的事物,点名季节。木叶渐脱,北雁南飞,这是最具代表性的秋季景象。但是单说秋,还不能表现出“寒”,作者又以“北风”呼啸来渲染,自然使人觉得寒冷,这就点出了题目中的“早寒”。
落木萧萧,鸿雁南翔,北风呼啸,天气寒冷活画出一幅深秋景象。处身于这种环境之中很容易引起悲哀的情绪,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
这是一种“兴”起的手法,诗很自然地进入第二联。作者面对眼前景物,思乡之情,不免油然而生。“襄水”,亦即“襄河”。汉水在襄阳一带水流曲折,所以作者以“曲”概括之。“遥隔”两字,不仅表明了远,而且表明了两地隔绝,不能归去。这个“隔”字,已透露出思乡之情。作者家住襄阳,古属楚国,故诗中称“楚云端”,既能表现出地势之高(与长江下游相比),又能表现出仰望之情,可望而不可即,也能透露出思乡的情绪。“我家襄水曲,遥隔楚云端”,看来句意平淡,但细细咀嚼,是很能体味到作者炼句之妙、造意之苦的。
如果说第二联只是透露一些思乡的消息,带有含蓄的意味,而又未点明;那么第三联的“乡泪家中尽”,不仅点明了乡思,而且把这种感情一泄无余了。不仅自己思乡,而且家人也在盼望着自己归去,遥望着天际的归帆。家人的想望,自然是假托之词,然而思乡的感情,抒发得更为强烈了。
“迷津欲有问,平海夕漫漫。”津:渡口。平海:至水面平阔,古时也称江为海。最后两句是说,风烟迷失了去渡口的道路,茫茫的江水在夕阳下荡漾。
“迷津欲有问”,是用《论语·微子》孔子使子路问津的典故。长沮、桀溺是隐者,而孔子则是积极想从政的人。长沮、桀溺不说渡口的所在,反而嘲讽孔子栖栖遑遑,奔走四方,以求见用,引出了孔子的一番慨叹。双方是隐居和从政的冲突。如今孟浩然奔走于东南各地,(最后还到长安应进士举),境况颇与孔子相似,瞻念前途渺茫,故以“平海夕漫漫”作结。滔滔江水,与海相平,漫漫无边,加以天色阴暗,已至黄昏。这种景色,完全烘托出作者迷茫的心情。
这首诗二、三两联都是自然成对,毫无斧凿痕迹。第二联两句都是指襄阳的地位,信手拈来,就地成对,极为自然。第三联“乡泪”是情,“归帆”是景,以情对景,扣合自然,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感情。最后又以景作结,把思归的哀情和前路茫茫的愁绪都寄寓在这迷茫的黄昏江景中了。
此词见于《陈忠裕全集》,借惜花怀人,寄托亡国哀痛与复国希望。正如题中所示,此词是写“春日风雨有感”。“春日风雨”,是当时所处的环境、节候和气氛,而“有感”则是寄离词人的感慨和情怀。词之起二句,先扬后抑。此时词人举目所见,是“满眼韶华”,一片春光。继而东风乍起,落红遍地。这一顿挫,表现了自然界的变化,从而也折射出时代的变化。陈子龙生当明清易代之际,对明王朝怀有深厚感情。在他看来,明代江山无限美好,正如满眼韶华。可是清兵南下,“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犹如骤起狂风,将万紫千红摧残殆尽。在这里,词人用的是比兴手法。“韶华”(春光)和“红”(花),代表美好事物,代表他所热爱的明代江山和明代人民;而“东风”则是邪恶势力的象征,也隐喻清兵的南下,“东风”一辞作贬义者,古已有之,如陆游《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此处只是移用于词人所憎恶的事物罢了。下面二句,以“几番”照应前面的“惯”字。说明东风之摧残百花非止一次,而是经常如此。“烟雾’二字,补足前句未及写出的“雨”字。春天的风雨连绵无尽,常常呈现烟雾迷蒙的状态。在东风肆虐、烟雨茫茫的天气中,百卉凋残,一片凄凉,于是词人不禁发出由衷的慨叹:“只有花难护!”前几句造足蓄势,至此词人的感情迸发而出,力抵千钧。在生活中,他奔走呼号,出生入死,力求挽救明朝的危亡,结果毫无效果。因此这一句正是反映了词人内心深处的亡国之痛。
下片宕开一笔,径写对明王朝的系念,但在词的意脉上仍与上片紧密相连。词人在白天看到风雨摧残的落花,到了晚上便自然联想到惨遭践踏的故国。“梦里相思”一句,为艳词中常语,然而此处用以表达爱国之情,却非常深刻而又贴切。“王孙”一辞,通常被理解为贵族子弟,如《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但这里的本意却更接近杜甫《哀王孙》中所说的“可怜王孙泣路隅”。在清兵南下之际,朱明的宗室子弟,或流离道路,或辗转沟壑,唯有少数人如唐王朱聿键、鲁王朱以海等仍在企图反抗。此处作者对明代王孙魂牵梦萦,实际上是将复兴明代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梦醒之后,依然风雨如磐,落红成阵。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他不得不发出“春无主”的哀叹。结二句进一步渲染出这种悲哀情绪,哭出了国家将亡的忧思。句中的“杜鹃”,又名杜宇,相传是古蜀国的君主望帝之魂所化,它隐于西山,日夜悲啼,口吻常常出血。后人常用杜鹃啼血借指失国之痛。这里说“泪染胭脂雨”系由“啼血”转化而来,则杜鹃悲鸣时流出血泪,洒在飘飏落花的风雨中,红雨满天,景象壮丽而又悲惨。词人若非怀有深仇惨痛是写不出这样的句子的。用“胭脂”形容雨中落花,前人有杜甫的《曲江对雨》“林花着雨胭脂湿”;而用以兼喻泪水的有李煜的《乌夜啼》“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陈子龙则将这些故实融会贯通,自铸伟词,赋予新意,令人读来便觉有更深刻的意蕴和更强烈的美感。
陈子龙比较重视诗词的寄托,他曾说过他之作诗是为了“忧时托志”(《六子诗序》)。此词形式上虽“风流婉丽”,但词人借以“忧时托志”则与其诗作是一样的,阅读时须透过绮丽的表面,去体会深永的内涵。
这首诗评论了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初唐诗坛基本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文风绮靡纤弱。沈佺期、宋之问总结了六朝以来声律方面的创作经验,确立了律诗的形式,驰名一时,对唐代近体诗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元好问肯定了他们的贡献和影响(“横驰翰墨场”),但也批评了他们在诗歌创作上仍然没有摆脱齐梁诗风。
元好问认为,开唐诗一代新风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复归风雅兴寄,高倡汉魏风骨,上接建安传统,以其诗歌理论和创作实践,终于廓清了初唐半个时纪齐梁余风的影响,迎来了以“风骨”、“气象”著称的盛唐诗歌创作高潮。他的“兴寄”、“风骨”理论成为后人反对形式主义柔靡诗风的理论武器。因此,元好问充分肯定了陈子昂的历史功绩,并将其革新文风与范蠡的平吴事业相提并论,认为也应为陈子昂铸像,以表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