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首送人之作，作于公元1092年（元祐七年）。此词上阕抒写作者对苏坚归吴的羡慕和自己对吴中旧游的思念。用“黄犬”这一典故，表达出盼伯固回吴后及时来信。“呼小渡”数句细节传神，虚中寓实，给对方一种“伴你同行”的亲切感。下阕抒发了自己欲归不能的惋惜，间接表达对官海浮沉的厌倦。就伯固之“归”，抒说自己之“归计”。
在众多的送别词中，苏轼的这首《青玉案》可谓别具一格。一方面作者为送客而作，一方面自己还客居他乡，是为“客”中送客之作。整首词中心在于一个“归”字，既是羡慕苏坚归吴中，亦是悲叹自己归梦难成。“作个归期天已许”一句，奇境别开，明知不可归而犹言“天已许”，思归之情，倍见殷切。“小蛮针线”则显出宦游天涯之可衰，情真意切，其意境绝非柳永“针线闲拈伴伊坐”（《定风波》）之类小儿女语所可比拟。“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归期天已许”写苏轼迫切思归与亲人爱侣团聚，特借白居易所宠爱的善舞妓人小蛮，喻指其爱妾朝云，朝云亲手缝制的春衫“曾湿西湖雨”，为“天注定”做一注脚：天公有情，为朝云之相思而洒泪雨，淋湿词人春衫，岂非“天已许”吗？全词写词人思念朝云，写法婉曲，含蓄深沉。
诗题《送李录事兄归襄邓》，李录事，姓名及生平事迹不详，录事是官名，主要掌管总录众曹文簿，举善弹恶。襄邓，即襄州、邓州一带，唐时襄州、邓州均属襄州大都督府管辖这是一首抒情色彩十分浓郁的送别诗。
诗的前四句，主要是追述自己和李录事的不幸遭际，在追述当中，流露出人世沧桑的慨叹。刘长卿是中唐前期的诗人，他的生活时代跨越盛唐和中唐。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所谓的开元、天宝“盛世”中度过的。但是处在“盛世”的他，却像一只孤苦无依的小鸟，“岁月蹉跎飞不尽，羽毛憔悴何人问!”(《小鸟篇上裴尹》)为了生计，他曾经四处奔波，这一时期，他积极活动，多次应举，却屡屡失败。安史乱后，他逃奔江南，在乱离之中，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大约到了肃宗至德三年，宰相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诗人才入仕途，被授为长州尉这样一个小官，这时诗人已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入仕之后，生活应该稳定下来了吧，但是不久，诗人又连遭贬谪。这时安史之乱尚未完全平定，而南方的地方军又时时兴兵，社会的动乱，人民的流离，个人生活的不幸和仕途上的坎坷遭际，在诗人的心灵上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痕，这种创痕一旦触动，便会引起诗人内心的剧烈疼痛。因此当李录事与诗人天涯别离时，相同的遭际使诗人心中的郁积便倾泻而出了。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逐转蓬”二句，语言朴素，明白易懂，但感情却极为强烈。天涯别离，诗人该有多少话要说啊! 可是从哪儿说起呢?诗人此时遭贬，身处逆境，很自然地就想起了自己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际。自己的平生是这样的痛苦，而友人也同样不幸，一腔哀情，难以自抑，便禁不住叹道:十多年来，你和我一样多灾多难，屡次举家迁徒，就像那断了根的蓬草一样，随风飘转。诗人用蓬草随风飘转作比，形象贴切，深刻揭示了诗人和友人在动乱年月里所受的飘零之苦。“白首相逢征战后，青春已过乱离中”，紧承首联，继续展开回忆。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诗人和友人都在为了生计而四处奔波，相见自然是很不容易的了，乱后相逢，当然也是十分意外的事，这样的相逢当然也使诗人和友人十分高兴; 两人总算在动乱中平安地活过来了。但在高兴之余，蓦然发现对方都已两鬓如霜了，又不禁相对叹息时光易逝，双方的青春已在战乱中悄然逝去了。
这是一首赠友送别诗，诗人从追述二人的共同遭遇着笔，虽未直接言别，但追怀身世的悲愁中却已反衬出离别的痛苦; 同时也为整个诗篇定下了一个感伤的基调。
诗的后四句转入对送别情事的抒写。“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对仗极为工整，而 “杳杳”、“萧萧”、“西月”、“北风”等词又构成了一幅悠远萧索的月夜送别图画，融情入景，凄怆感人。友人越走越远，而诗人却久久地注视着西边的月亮，追寻着友人远去的身影，送别归来，诗人行单影只，北风萧萧，归马嘶嘶长鸣，令人倍觉凄凉。“汉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无穷。”汉水，即汉江，是长江的最长支流，源出于陕西省西南部宁强县，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省西北部和中部，在今武汉市入长江。李录事去襄邓一带，正是汉水流域，所以这里汉水也有代指友人所去的地方之意。从此以后，诗人和友人天各一方，相去万里，分别之后，也不知何时才能相会，离别之恨，无穷无尽，永难排遣! 诗人至此收束全诗，而悲苦之情，已足以催人泪下了。
这首送别诗，风格平实坦易，对仗工稳整齐，全诗一气贯通，真挚感人。诗人通过离乱现实中的遭际反衬天涯别离的痛苦，表现了诗人和友人的深厚情谊。诗中所写的离乱之苦，反映了动乱现实中人们的痛苦，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因而明代胡应麟在 《诗薮》 中曾称它为 “中唐妙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