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借酒浇愁感慨激愤的小词,盖作于金源灭亡前后。当时,元好问作为金源孤臣孽子,鼎镬馀生,栖迟零落,满腹悲愤,无以自吐,不得不借酒浇愁,在醉乡中求得片刻排解。这首词就是在这种背景和心境下产生的。
词的上片四句,表述了两层意思。前两句以议论起笔,为一层,是说只近浮名而不饮酒,也未必有其成就。“浮名”即虚名,多指功名荣禄。元好问在金亡前后,忧国忧民,悲愤填膺,既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乃尽弃“浮名”,沉湎面于醉乡。其《饮酒诗》说:“去古日已远,百伪无一真。独馀醉乡地,中有羲皇淳。圣教难为功,乃见酒力神。”《后饮酒》诗又说:“酒中有胜地,名流所同归。人若不解饮,俗病从何医”,因而称酒为“天生至神物”。此词上片第二层意思,便是对酒的功效的赞颂:“三杯渐觉纷华远,一斗都浇块磊平。”“纷华”,指世俗红尘。词人说,三杯之后,便觉远离尘世。然后再用“一斗”句递进一层,强表现酒的作用和自己对酒的需要。“块磊”,指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愁闷。词人说,用这种特大的酒杯盛酒,全部“浇”入胸中,才能使胸中的郁愤平复,也就是说,在大醉之后,才能暂时忘忧,而求得解脱。词人就是要在这种“醒复醉,醉还醒”即不断浇着酒的情况下,才能在那个世上生存。“灵均”以下三句,将屈原对比,就醉与醒,饮与不饮立意,从而将满腹悲愤,更转深一层。“灵均”即屈原;“憔悴”、“可怜”,暗扣上片“且看”句意。《楚辞。渔父》说,“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但屈原却不去饮酒,仍是“众人皆醉我独醒”。以其独醒,悲愤太深,以致憔悴可怜。这里词人对屈原显然也是同情的,但对其虽独醒而无成,反而落得憔悴可怜,则略有薄责之意。
因而对其《离骚》,尽管“读杀”,也总觉得全然无味了。“浑无味”,并非真的指斥《离骚》无味,而是因其太清醒、太悲愤,在词人极其悲痛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读来只能引起更大的悲愤;而词人的目的,不是借《离骚》以寄悲愤,而是要从悲愤中解脱出来,这个目的,是“读杀”《离骚》也不能达到的。“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所以只有饮酒了(像阮步兵那样)。以“好个诗家”独赞阮步兵,显然,词人在屈阮对比亦即醒醉对比之中,决然选中了后者,词人也走了阮步兵的道路。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往往设身处地,曲尽其致。这首小令,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
起首两句,写云层遮住月亮,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前者为色,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后者为声,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所以接下去说“两般儿助人凄切”。用一个“助”字,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这“两般儿”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
思妇对这“两般儿”如此敏感,是因为她独守长夜。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亟须排遣,于是就有了四、五两句的情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思妇将它剔亮——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剔亮银灯的目的,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好寄给远方的丈夫。却不料一声长叹,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这两句针线细密:“剔银灯”回应“云笼月”,云蔽月暗,光线昏淡,加上银灯又不争气,灯焰将尽,故需要“剔”;而“长吁气”则暗接“风弄铁”,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如今居然“一声吹灭”,足见长吁的强烈。这个小小的片段,既出人意外,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结尾堪称出色。灯到底吹灭与否,作者未明言说破,或是故意不说破,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的诗理。
《彩笔情辞》载卢挚的《寿阳曲·夜忆》四首,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全文是:“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不过末句是“一声吹灭”比“把灯吹灭”更有韵味。又《乐府群玉》有钟嗣成《清江引·情三首》,其一曰:“夜长怎生得睡着,万感着怀抱。伴人瘦影儿,唯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