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只身北去，对广陵的亲故怀着极为深沉的感情。但这种感情，表现得颇为含蓄。读者从诗中感觉到的，诗人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只是摄取了眼前景物，淡墨点染，构成一种凄迷的气氛，烘托出一种执着的情感。
诗的前两句画出暮色中空荡荡的淮河，诗人欲行而踟蹰的情态，描绘一种空旷孤寂之感。接下去，茫茫楚天挂上了霏霏雨幕，远处山寺又传来一声接一声悠长的暮钟，寂寞变成了凄怆，羁旅之情更为深重。有了这样浓郁饱满的感情积蓄，五六两句才轻轻点出“离思”二字，像凄风偶然吹开帷幕的一角，露出了诗人憔悴的面容。按说诗写到这里，应直接抒写离思之情了，然而没有。诗人还是隐到帷幕后面，他只在迷蒙雨幕上添一只疾飞的伶仃小鸟。这小鸟，从“独”字看，是失群的；从“下”字看，是归巢的；从“东南”二字看，是飞往广陵方向去的。既是失群的小鸟，睹物及人；既是归巢的小鸟，它尚且有一个温暖的窠巢，读者很容易为诗人兴“断肠人在天涯”之叹。既是飞往广陵方向的小鸟，诗人的心也在跟着它飞翔。而且，鸟归东南，离巢愈近；人往西北，去亲愈远。此情此境，诗人难堪，读者也为之凄恻。因此，读者自然而然地与诗人同时发出深沉的一问：“广陵何处在？”这一问，怅然长呼，四野回响，传出了期望回答而显然得不到回答的曲曲苦情，写出了想再一次看见亲故而终于无法看见的心理状态。而正在此时，声声暮钟，不断地、更深沉更晌亮地传到耳边，敲到心里；迷蒙雨雾，更浓密更凄迷地笼罩大地，笼罩心头。于是，天色更暗淡了，心情也更暗淡了。
这诗写离别之情，全用景物烘托，气氛渲染。诗中景物凄迷，色彩黯淡，钟声哀远，诗人把自己的感情藏在轻纱帷幕后面，触之不能及，味之又宛在。且这种感情不仅从一景一物中闪现，而是弥漫全诗，无时不在，却又无处实有，无时实在，使诗具有一种深远的意境，深沉的韵致。
该文系1061年（宋仁宗嘉祐六年），作者为答御试策而写的一批论策中的一篇。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所记张良圯下受书及辅佐刘邦统一天下的事例，论证了“忍小忿而就大谋”、“养其全锋而待其敝”的策略的重要性。文笔纵横捭阖，极尽曲折变化之妙，行文雄辩而富有气势，体现了苏轼史论汪洋恣肆的风格。
“孺子可教”的典故即源于张良圯上受兵书之事。这个故事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以司马迁的才华慧识，以神怪入史且于篇末加以评注，常令后人对太史公秉笔直录产生怀疑。其实，早在宋代就有苏轼写了一篇《留侯论》，对此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和发挥。
苏轼在文中独辟蹊径，化腐朽为神奇。依苏轼之意，圯上老人并非司马迁之所谓鬼物，而是秦代有远见卓识的隐君子，他的出现其意也不在授书，而是有意试一试张良的隐忍度的。张良曾在博浪沙行刺秦皇。事败之后隐姓埋名逃至下邳，圯上老人对此深为惋惜，特意用傲慢无礼的态度狠狠地挫折他。结果他能够忍耐，说明还是有可能成就大事的，所以圯上老人称他“孺子可教矣”。经苏轼这么解释，此事就具有了可信性。相比之下，司马迁对这段轶闻也是十分厚爱的，但他没有破除其封建迷信的神秘光环。苏轼之高明，终于使这段佳话点石成金。
这篇散文是苏轼早年所作，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博闻才识和独具匠心。文章的主旨在于阐发“忍小忿而就大谋”，为使论点具有说服力，作者广征史实，不仅引用了郑伯肉袒迎楚，勾践卧薪尝胆等善于隐忍的正面典型，而且引项羽、刘邦等不善于隐忍的反面典型，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论证发挥。作者引证史实层层递进，流转变化，不离其宗，抓住留侯能忍这一主线，进一步阐明张良能忍的效果是助高祖成就帝王大业。这篇文章能开能合，气势俊逸奔放，虽只有短短七百字，但言简意赅，分析透彻，鞭辟入里，显示了青年苏轼杰出的文学才华，千百年来成为立论文章的典范。
诗有诗眼，文也有文眼，尤其是立论文章，这篇文章开宗明义即亮出了“文眼”：“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句话凝结了青年苏轼对世事人生波折的经验，有意无意之中为以后的奋斗撰写了座右铭。苏轼当年，屡遭贬谪，正是以忍为大德，才造就一个词、文、诗、书、画多方面的全才；也正由于此，才为宋代文坛上开创了独具一格的豪放派。因此可以说，作者明写留侯之忍，实际上是以古喻今，告诫自己不能锋芒太露，面对复杂人生只有以忍才能成就大业。
苏轼这篇论文还给读者一个启示，好的素材还要善于运用，即使是文学大家也不能等闲视之，也需要有一个深入分析反复提炼的过程。
本首诗主要是写相思乃因离别而生。
人生总是多离别，门外系着青骢，城外飘着轻舟，都是令离人万般无奈之景。于是，诗人痴情地想，既然人力无法消除分离，可以借助天公来阻止离思。
《琅环记》云：“石尤风者，传闻为石氏女嫁为尤氏妇，情好甚笃。尤为商远行，妻阻之，不从。尤出不归，妻忆之，病亡。临亡，长叹曰：‘吾恨不能阻其行，以至于此。今凡有商旅远行，吾当作大风，为天下妇人阻之。’自后商旅发船，值打头逆风，则曰：‘此石尤风也。’遂止不行。妇人以夫姓为名，故曰石尤。”乞愿风儿都作“石尤”，以阻遏行舟，也不是什么新鲜意象。南朝宋孝武帝刘骏《丁都护歌》即云：“愿作石尤风，四面断行旅。”但此诗依然让人感动，这主要是基于祝东风到处作石尤的祈愿，建筑在本人对“离愁”无奈的基础上。“苦向”东风祝祷的“苦”，不仅仅有对别情的恼恨与无奈，更含有清醒地认识到祝祷本不会生效的哀伤。明知不生效却还要祝祷，与明盼不分离却又不得不分离一样，都是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以及不得不寻求解脱的努力。这同样是既清醒又浑茫的心绪，是理智与感情的交战，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与浑一。他又分明怀有不甘现状的苦苦求索；他又分明意识到人生到处是“无奈”的羁绊。既想挣脱，又明知无法挣脱，不得不品味人生的苦酒，又不甘愿驯顺地接受生活的安排。这种两难处境，或曰对人生现实与理想难以统一的清醒认识与苦苦追求，是诗人的基本心境。这种心境自身的内在矛盾，大大增添了诗作内容的丰厚与感情的繁复。
第一首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夕阳落照之下，当年金碧辉煌的皇帝行宫已被荒草重重遮掩，残状不忍目睹。不忍目睹却又不忍离去，因为它是百年故国的遗迹，大宋政权的象征，看到她，就好像看到了为之效命的亲人，看到了为之奔走的君王。 “草合离宫”与“孤云漂泊”相对，则道出国家与个人的双重不幸，染下国家存亡与个人命运密切相关的情理基调。“转夕晖”之“转”字用得更是精妙到位，尽显状元宰相的艺术风采：先是用夕阳渐渐西斜、渐渐下落之“动”反衬诗人久久凝望、久久沉思之“静”，进而与“孤云飘泊复何依”相照应，引发出诗人万里长江般的无限悲恨，无限怅惘。一个处境悲凉空怀“恨东风不借、世间英物”复国壮志的爱国者的形象随之跃然纸上。
“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山河依旧，可短短的四年间，城郭面目全非，人民多已不见。“元无异”“半已非”巨大反差的设置，揭露出战乱给人民群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出诗人心系天下兴亡、情关百姓疾苦的赤子胸怀，将诗作的基调进一步渲染，使诗作的主题更加突出鲜明。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满地芦花”犹如遍地哀鸿，他们之所以白花如发和我一样苍老，是因为他们心中都深深埋着说不尽的国破恨、家亡仇、飘离苦。原来王谢豪门世家风光不再，燕子尚可“飞入寻常百姓家”，现在老百姓亡的亡，逃的逃，燕子们也是巢毁窝坏，到哪里去安身呢？拟人化的传神描写，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诗人在哭，整个金陵也在哭，亦使悲凉凄惨的诗人自身形象更加饱满。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尽管整个金陵城都笼罩在悲凉的氛围中，我也不愿离她而去，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的挚爱。但元军不让我在此久留，肉体留不下，就让我的忠魂化作啼血不止、怀乡不已的杜鹃鸟归来伴陪您吧。此联与诗人《过零丁洋》里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可谓是异曲同工，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诗人视死如归、以死报国的坚强决心。
第二首
“万里金瓯失壮图，衮衣颠倒落泥涂。”头两句从宋高宗当年的行宫，写到此时亡国的现实，连德祐皇帝（即宋端宗）也向元朝下拜称臣了。
“空流杜宇声中血，半脱骊龙颔下须。”从德祐皇帝写到小皇帝昺，两句分写皇帝的一降一死，概括地反映了南宋亡国的悲惨。
“老去秋风吹我恶，梦回寒月照人孤。”两句化用杜甫“老去悲秋强自宽”诗意，进一步写出了自己国亡家破的孤寂危苦的心情。
“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最后，作者告诫自己，要为后世作出榜样。的确，四年后，诗人受尽种种折磨和苦难，战胜种种诱惑和威胁，从容就义，用生命和鲜血践行了自己的誓言，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宝库中谱写了一曲永远鼓舞中华儿女的悲壮之歌、正气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