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泽东是先到长沙，再到武昌的。但他不是简单地讲这次的旅程，却借三国时代吴国的童谣来加以化用，这就与简单的叙述旅程不同了。《三国志·吴书·陆凯传》称：吴主孙皓要把都城从建业（故城在今南京市南）迁到武昌，老百姓不愿意，有童谣说：“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当时孙皓迁都，使百姓服劳役。百姓用船运送迁都物资，逆流而上，深感烦苦，所以有这童谣。而事实上，当时作者已经找到了一条反映中国客观的经济规律适合中国的路线。所以作者对这个童谣，反其意而用之，说成“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长沙水”是长沙有名的白沙井水，武昌鱼是古武昌（今鄂城）樊口的鳊鱼，为著名的团头鳊或团头鲂。通过这样的化用，正表达出作者从长沙到武昌，一路上非常愉悦的心情，也表达了人民的幸福安乐。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写出长江奔流到海的气势，写出横渡长江的游泳的壮举。“极目”，用尽目力望去，表示望得远。“楚天”，武昌一带是过去战国时代楚国的地方。下一“舒”字，既写那里的天地空阔，一望无际，感到舒畅；也写出在大江游泳的舒适，这里也表现作者游泳技能的卓越。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在长江里游泳，是有风浪的。作者高超的游泳技能，可以驾驭风浪，所以“不管风吹浪打”，不把风浪看做一回事。在长江中游泳，胜过在庭院里散步，有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因在庭院里散步，有院墙围绕，难免感到局促。假如结合作者当时的心情，像作者说的“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那还有个框框，即以外国经验为框子，像在庭院散步那样，有围墙围绕着。“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打破了“外国经验”的框框，不正是“今日得宽馀”吗？这就想到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建设了。
“今日得宽馀”是上阕的感情基调，是对这次游泳的总括。在这样的基础上引出了上阕的结束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上二句是毛泽东游泳之际见长江逝水，联想而及孔子的话，然后一字不差地截取了《论语·子罕》篇中的成句，直接把中流搏击风浪同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联系起来。这里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慨叹，又有对峥嵘岁月的怀念；既有对历史的追溯，又有对自然规律的探究；既有对生命的感悟，又有对世事人生的思索；既有感情的憧憬，又是只争朝夕、催人奋进的号角。
词的下阕展描写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长江的伟大变革。“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以“风”字起，紧接着上阙意脉，瞩目两岸景色，一“动”一“静”，相映成趣。一“起”则耸然挺拔，发起新意，充分表现了今天中国人民建设祖国、改变山河的豪迈气概。又由眼前景象引起了对未来景象的展望。前两句，先就眼前最突出的大桥建设展开，写正在付诸实施的部分宏图，不仅写出了大桥兴建的飞快速度和即将见到的大桥凌空的雄伟形象，而且写出了一桥贯通大江南北的历史意义。
全词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谱写了一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歌。
这两首诗均以乌鹊自比。这组诗写的坚定、明快；第一首诗通过描写北山张网捕南山之乌，来说明康王欲拆散夫妻是白费力气。第二首通过描写乌鹊不和凤凰一同飞翔栖息，来比喻自己虽然贫贱，但绝不爱有权有势的宋王。诗中比兴得体，抒写了作者忠于爱情，不贪富贵，不畏权势的坚贞情操。
第一首，以传统起兴手法开篇：“南山有乌，北山张罗。”但兴中又含比。南北二山，相互对立，毫无关涉，喻示何氏与宋王乃毫不相干的两个人。虽毫无关系，捕鸟之人又偏要在北山张开罗网，去捕那南山之鸟，这分明是毫无道理之举动。同时也表明这是南辕北辙的作法，“乌”是何氏自喻，“罗”喻康王的阴谋，暗示宋王想强占何氏，逼她就范的梦想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南山的“乌自高飞”，北方的“罗当奈何”。罗网虽有，但对那不贪恋富贵、坚贞不屈的女子来说，也就形同虚设。这里是在嘲笑，在追求自由爱情的女子面前，权势与荣华都变得苍白无力。何氏最后以死明志，使宋王的计谋完全落空。
第二首也是用比兴手法来写自己坚贞的情怀。“乌鹊双飞，不乐风凰。”乌鹊与凤凰在这里形成了一种对立。乌鹊是一种平凡的鸟儿，凤凰则是高贵的鸟中之王。但乌鹊虽然平凡普通，但却双飞双宿，情深意笃。而有此真挚的爱情，他们已心满意足，谁也不愿去与凤凰同居一处。这就是何氏这一普通女子的爱情观。因此，她明白她告诉暴君：“妾是庶人，不乐宋王。”我是平民百姓，自愿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不愿意来侍侯你这无道的宋王。这种不慕荣华、不畏权势的气骨，表明了她对真挚爱情的追求与忠贞。
这两首诗妙在质直。它们都用比兴手法，直接了当地表明劳动人民的爱与憎。第一首侧重于嘲笑暴君的痴心妄想，第二首侧重于表明自己追求淳朴爱情的心迹，但都十分鲜明地塑造了一位忠于爱情、蔑视权贵、勇于反抗的女子形象。
这两首诗共八句，前六句是比兴，后两句是“赋”，直抒胸臆。前后相贯通，兼有婉约、刚正之美，意象清新，音韵谐和，含蓄隽永，感情色彩鲜明。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述酒》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刘裕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为了避祸，陶渊明把这首诗写得十分隐晦。经韩子苍、汤汉及后来注家的努力，终于弄清了诗意。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共六层次；只有收尾作六句，组成第七层次：一、东晋运祚，由盛趋衰；二、逆篡不断，至于桓、刘；三、诗人感慨，宋代晋瑞；四、刘灭桓玄，恭帝遭害；五、除异务尽，逃也不免；六、简文应谶，晋祚告尽；七、我亲夷齐，天容当固。
这首诗的标题旁有一个题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仪狄是夏禹时代酒的发明者，而杜康是西周时人，正是在他改进了酿酒技术后，酒才风行于天下。这个题注仿佛让人们以为陶潜这首诗是在记述酒的发明发展史，其实根本不是。陶潜在这里用了影射手法，实际上是以仪狄影射桓玄，以杜康影射刘裕。桓玄篡位时用毒酒鸩杀了司马道子，而在陶潜听到的传闻中，晋安帝司马德宗和晋恭帝司马德文，也都是被毒酒毒死的。这首诗里的“酒”，实际上指的是毒死司马皇族的毒酒，这首诗实际上是在感叹东晋王朝的灭亡。
“重离照南陆，鸣鸟声相闻。秋草虽未黄，融风久已分。”
“重离”为周易八卦之一，“离”为火为日，天上的太阳暗喻地上的皇帝。司马氏的先祖出自古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重离”与“重黎”谐音，指代司马王朝。太阳照到南边的陆地上，暗喻晋室南渡，东晋开始。“鸣鸟”暗喻东晋初年名臣荟萃，如祖逖、王导、温峤、郗鉴、陶侃等人，都立下了赫赫功勋。
“融风”是春天的东北风，司马氏祖出夏官祝融，所以“融风”也指代司马帝风。秋草虽然还没黄，可春风早已消失无踪，司马晋朝的运祚已趋衰颓。
这四句诗概括了东晋从开国到衰亡的百年沧桑，从中不难看出，这首诗是一首政治诗，谈论的正是晋宋易代的重大历史事件，难怪陶潜要用如此隐晦曲折的手法了。
“素砾皛修渚，南岳无馀云。豫章抗高门，重华固灵坟。”
“素砾”是白色的小石子，比喻王敦、苏峻等犯上作乱的奸邪。“南岳”是衡山，在今天湖南境内，诗中指代东晋政权。山上的云就是东晋王朝的祥瑞之云。这些小石子在长江边闪着凶光冒着邪气，将南岳山头的祥瑞云气冲散了——也就是说，东晋王朝从开国之日起，就不断发生奸邪篡逆叛乱之事，国势一天比一天衰落。
刘裕在义熙二年（406年）被封为豫章郡公，“豫章”在这里就是指代刘裕。“重华”是舜的号，他的坟在湖南零陵的九嶷山，而晋恭帝司马德文逊位后正是被封为“零陵王”，“重华”在这里暗指司马德文。在平定桓玄之乱的过程中，以刘裕为代表的寒门庶族将领，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以王谢为代表的世族官僚，逐渐成为他们的依附势力，最后东晋王朝终于覆灭，刘裕建立了刘宋新朝，东晋末代皇帝司马德文，虽然谦恭逊位，最后也难逃他的魔掌！
“流泪抱中叹，倾耳听司晨。神州献嘉粟，西灵为我驯。”
义熙十四年（418年），有人向刘裕敬献“嘉粟”，刘裕献给晋安帝，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是一茎多穗的稀有禾谷，古代认为是祥瑞之物，一旦出现就昭示着要出圣人。晋安帝让刘裕保存“嘉粟”，暗示自己准备将天下禅让给他。可就在那年年底，刘裕命人将晋安帝害死，又立司马德文为皇帝，以应“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
“西灵”应当作“四灵”，指龙凤麟龟四种祥瑞之物，陶潜可能是故意写错，以免被当权者看懂。四种祥瑞之物都被刘裕驭使，暗喻他杀害天子篡权夺位的罪孽。
这四句写陶潜当初听到晋安帝被害的消息，义愤填膺，悲哀难抑。多少个夜晚他流泪叹息，一直到雄鸡啼鸣还难以入眠。而如今连已经逊位的晋恭帝竟然也惨遭杀害，诗人的悲愤更是无法言喻。
“诸梁董师旅，羊胜丧其身。山阳归下国，成名犹不勤。”
“诸梁”指沈诸梁，是战国时楚国的大将。“羊胜”应该作“芈胜”，陶潜也是故意写错。芈胜是楚国王族，他的父亲太子建在郑国遇害，他想报仇，楚国的令尹子西不从，他就杀了子西，将楚惠王赶出国境，自立为楚王。沈诸梁闻知后就率领军队攻打芈胜，芈胜战败自杀，楚惠王得以复位。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是为了影射刘裕举义推翻桓玄之事，也颇有讽刺意味：刘裕是靠着推翻篡位夺权的桓玄掌握军政大权的，而现在也做出篡逆之事，原来与桓玄是一丘之貉！
曹丕建立魏国后，封让位的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让他迁居出洛阳，但并未加害，山阳公刘协得以终其天年。陶潜引出这个典故，更是在责骂刘裕，骂他连已经逊位的司马德文都要杀害，连曹丕都不如。
“卜生善斯牧，安乐不为君。平王去旧京，峡中纳遗薰。”
汉朝的卜式是放羊的高手，曾经对汉武帝说：“治理人民和放羊的道理有些相似，我放的羊全都要是能够按时起居的，只要有偷懒睡觉的就杀掉，害怕它们败坏了整个羊群。”陶潜引用这个典故，暗喻刘裕为了达到篡晋称帝的目的，二十年来处心积虑地诛除异己，过去协同他讨灭桓玄的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都先后被杀。“安乐不为君”，是指褚秀之、褚淡之等人媚宋求荣，协同杀害晋安帝和晋恭帝。
“平王”在这里是指代“平固王”，元兴二年（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封晋安帝为“平固王”，将他从建康赶到寻阳。“峡中纳遗薰”用了《庄子》里的一个典故，讲古代越国连续有三个国君被杀，王子廀本该即位，但他怕死跑到丹穴躲藏起来。越国人到丹穴去请他，他躲藏在峡谷里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点燃艾草，用浓烟将他薰了出来。他登上王车仰天长叹：“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当国君呢？”陶潜用这个典故，暗喻司马德文是被刘裕逼迫才继位称帝的，如今也被杀害，刘裕的心肠何其狠毒！
“双阳甫云育，三趾显奇文。王子爱清吹，日中翔河汾。”
“阳”为日，两个“日”组成一个“昌”字，是指晋孝武帝司马昌明。他生个两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晋安帝和晋恭帝。传说晋简文帝司马昱曾经见过一条谶语：“晋祚终昌明”。根据谶语以为孝武帝无子，谁知他竟生了两个儿子，在他死后将晋朝延续了二十几年。
“三趾”是指三足乌，神话传说中背负太阳的神鸟。传说只要看到它飞停到屋顶，世上就会出天子。这一句暗指刘裕为了应证“昌明之后有二帝”的谶语，杀晋安帝立晋恭帝，后来又将已经逊位晋恭帝害死，滥杀无辜，荼毒生灵。
王子晋是传说中周灵王的太子，擅长吹笙，修炼二十年后成仙，骑着白鹤飞上天去了。陶潜在这里隐去一个“晋”字，只写作“王子”，正说明这两句诗暗喻晋王朝的覆灭。“日中”是正午，“正午”在古代又称“典午”，而“典午”是有晋一代人们为了避讳专门用来指代“司马”的词。“典”与“司”意义相近，而“午”在干支中的属相正是“马”。“河汾”指黄河和汾河，是西晋王朝的发祥之地。这两句话进一步暗喻晋朝气数已尽运祚已终，表达了诗人沉痛的心情。
这四句诗在字面上组成非常奇幻凄艳的神话意境：重生的太阳相继从天空落下，三足乌衔着谶语来到人间，王子晋吹笙骑鹤飞上了西天，正午时分翱翔在黄河汾水上空。而喻指的却是晋朝终于覆亡皇帝相继被杀的历史事件。
统治当代诗坛的象征手法和意象群诗体，其实在《离骚》中就有，中国古代诗人也都会玩，而且都玩得很棒。但他们绝不像时下的诗人们瞎玩滥玩，玩得不成名堂。陶渊明的这首《述酒》，就是很好的范例。
“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天容自永固，彭殇非等伦。”
春秋时越国人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报仇雪耻攻灭吴国后退位隐居，被封为“陶朱公”。陶潜在这里故意隐去一个“陶”字，正是为了用“朱公”指代自己。他借范蠡隐居的典故表达自己在晋宋易代后的决心，一定要闲居避世，远离人世间的扰攘纷争。
“西岭”指西山，也就是首阳山，伯夷叔齐在商周易代后隐居到首阳山，不食周粟，采薇而食，最后活活饿死。陶潜要求自己以伯夷叔齐为榜样，绝不作媚宋求荣的不忠不义之事。宁可饿死，也不到刘宋新朝去做官求禄！
诗人最后说：老天爷要我陶潜活多少年，我就活多少年，要我饿死我就饿死，我绝不出仕新朝！其实未成年就夭折的殇子与活了八百岁的彭祖又有什么区别？人生的意义不是寿命的长短，而是品格和气节。
陶潜写《述酒》的时候，一定悲痛愤怒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他又只能用隐蔽晦涩的手法去写，甚至故意写错几个字，好让当权者无法看懂，也就无从迫害他。他对东晋王朝刻骨铭心的感情和对末代皇帝被残杀的切肤之痛，都深深隐藏在这首诗里。
此诗被看作刺世诗，更恰切地说，是一首史诗，是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史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