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曲子的题目叫《秋思》,是一篇悲秋的作品。秋士易感,是中国文坛古老的传统。自屈原的《离骚》起一直延续到现在。《乐记》中说:“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意思是外物使人内心的情意活动起来。那又是什么东西能让外物动起来呢?《诗品》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他认为,这种能让物动,从而引起你内心感动的是‘气’。那气又是什么呢?古人认为,宇宙间有阴阳二气,是它们的运行才产生了天地万物和四时晨昏。譬如:夏天阳气最盛,所以草木茂盛。但盛到极点就开始衰落,阴气渐生,慢慢到了秋天和冬天。秋冬之际阴气最重,因而草木衰败。阴到极点又转为阳,阳生而万物长,所以春天就会百花齐放。由于四季的冷暖不同,自然景色也不同,人的内心也就随着这些变化而感动。春天草木的萌发让人联想到美好,所以引起喜欢的心理。秋天草木的凋零让人联想到生命的衰老与终结。因此会让人感到忧愁和悲伤。《离骚》中屈原叹道:“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宋玉在《九辩》里说:“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陆机《文赋》云:“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的思想感情是相同的。
再看他的布景:“又是黄昏,一天快要结束。夕阳斜挂在山头欲落还留的样子,依依不舍得完成了一天的使命。眼前的景色真是满目凄凉,藤是枯萎的藤,已经没有了生命。树是千年老树,飒飒的西风在吹着它走向风烛残年。道是荒凉的古道,马是体弱无力的瘦马。飘零在天涯海角的人,面对如此萧瑟的景色怎么能不断肠呢。你看这小桥、流水、人家都是那么安详,那么静謚。又是那么温馨。而我的家乡、亲人却又离我那么远。哦,他们还好吗?天气渐渐变冷,他们加了衣服吗?买了被子吗?这一切的一切是都么让人牵挂。既然那么让人牵肠挂肚,我为什么不早点回去呢?为了所谓的前程吗?为了那所谓的功名吗?那功名离我近吗?远吗?京城的路还有多长呢?我又是那么的迷茫。在这样的黄昏中,在这样的古道上。又是这样萧瑟的季节。我是继续去追求功名呢?还是会去服侍那年老的双亲呢?我自己也不能回答自己。只好满怀愁绪徘徊在漫漫得古道上了……。”如此萧瑟的景色让人满目凄凉,又加上安详,温馨的小桥、流水、人家做反衬,使愁情更为深切,悲伤更为凄沥。写景之妙尽妙于此也!
再看他用字:“枯,老,昏,古,瘦,下一字便觉愁重十分,成一句已经不能自己。至于成篇可让人泣不成声也。最绝处在马之前下一‘瘦’字,妙在欲写人之瘦而偏不写人,由写马之瘦而衬出其人之瘦,其人之清贫。路途跋涉之艰辛。求功名之困苦。让人读之而倍感其苦,咏之而更感其心。读此曲而不泪下者不明其意也。
文章开篇先总体介绍西湖最美丽的景色:在一年中最美的是春天和月夜,在一天中最美的是日出前和日落后的雾气。然后详写西湖春天的风景,尽管好友石篑催着去其他地方看梅花,但作者还是舍不得离开。此时西湖游人众多,也成为西湖的一道胜景。在最后一部分,作者触景生情,感慨世人多是庸俗之辈,只知在白日里来赏玩西湖,而不知道真正的美景是春天月夜下的西湖,借此表达了作者心中产生的一种因为缺少知音而生的落寞之情。全文行文简练,感情自然。
西湖乃人间仙境,春夏秋冬、阴晴朝夕皆各有其美,但作者却别具慧眼,情有所钟,故开篇云:“西湖最盛,为春,为月。”既视“春”与“月”为西湖“最盛”即最美的季节与时辰,则此文着重描绘西湖的春景与点染西湖的月景,也就极其自然了。春景、月景固然最盛,白天也并非一概索然无味。作者接下称:“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此“日”相对于“月”而言,指白天。朝烟,谓清晨水气弥漫时的湖光;夕岚,谓傍晚暮霭笼罩时的山色。何以西湖之春、月为最盛,何以朝烟、夕岚为一日之盛呢?作者接着通过生动的描绘作了形象的回答。
文章写西湖之春的盛景,一是盛在花,二是盛在人。“今岁春雪甚盛,梅花为寒所勒,与杏桃相次开发,尤为奇观。”作者先写梅花因春寒雪盛,如同被勒住而迟开,花期虽推迟,但得以与杏花、桃花斗妍争奇,使西湖更增添了流光溢彩、姹紫嫣红的春色,却是罕见的“奇观”。如此“与杏桃相次开发”的“香雪海”值得观赏,更何况友人陶石篑又数言这里的“傅金吾园中梅”,乃宋朝古梅,高雅非凡,更应该赶快去大饱眼福。这里写西湖梅花之美乃虚写,是作为一种铺垫,旨在衬托西湖桃花更令人叹为观止。——因为作者“时为桃花所恋,竟不忍去”。梅花为“岁寒三友”之一,被视为高洁的象征,桃花则曾被贬为“轻薄”之物。作者舍梅取桃,乃至为桃花所“恋”,可见其迥异于世俗的独特审美趣味。而春日西湖由断桥至苏堤一带的桃花亦确实蔚为奇观:“绿烟红雾,弥漫二十余里。”仅此两句,采取远望的角度,就写出西湖二十余里桃花夹杂着绿柳的总体意境。“绿”指柳条,“红”指桃花,“烟”“雾”弥漫,则渲染出“花态柳情”,呈现繁花照眼、生机勃勃的色彩美,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丹青。春花盛开乃是“西湖最盛”“为春”的主要表现,其次还表现为游人罗纨之盛:“歌吹为风,粉汗为雨,罗纨之盛,多于堤畔之草,艳冶极矣。”在桃花盛开的白堤、苏堤上,红男绿女,比肩继踵,甚至比堤边的春草还多;歌乐似春风回旋,香汗如春雨流滴,好不热闹:色彩艳丽之极,风姿放荡之极,着“艳冶”二字,可谓摹写、概括尽致。作者之笔墨亦极尽浓艳之能事,盖非如此不能描绘出西湖春天“艳冶”之盛景。
在描写了“西湖最盛”“为春”之后,按逻辑应该接着描写“西湖最盛”“为月”;但作者却舍不得让主角“月”轻易出场,意欲以之唱大轴戏,所以先让配角朝烟、夕岚登台铺垫。此外,以“然杭人游湖……”承上段罗纨之盛,在结构上亦是顺理成章。红男绿女的杭人只知在午、未、申三时游湖,在作者眼中是一种“俗”的表现,其“不识庐山真面目”乃在于缺乏超俗的审美趣味。作为外来游客的作者则以其慧眼发现:“其实湖光染翠之工,山岚设色之妙,皆在朝日始出。夕舂未下,始极其浓媚。”这是对西湖“一日之盛,为朝烟,为夕岚”的具体描写。“湖光染翠”,“山岚设色”,这一“染”、一“设”,皆赋予大自然以灵性,将大自然比拟成丹青妙手。而大自然的画笔,只有在“朝日始出”与“夕舂未下”这两个美妙时刻才为湖光、山岚添彩增色,从而达到“浓媚”即一种极其妩媚动人的审美境界。这与午、未、申三时西湖之“艳冶”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媚”比“冶”要高出一筹。但是西湖春天最高的审美境界却不是朝夕之景,而是作者开头所说的“为月”。对“西湖最盛”何以“为月”,作者有意放到最后来描写,旨在造成一种悬念,增添读者的兴味。与写“为春”笔墨之浓艳不同,写“为月”采用的是淡雅之笔,一浓一淡,相辅相成。此处“尤不可言”的“月景”,亦只有以淡雅的笔才能写出其神韵。作者此刻惜墨如金,并未大肆渲染,仅用“花态柳情,山容水意,别是一种趣味”十四字而已。月色中的花柳、山水该是一种什么样特殊的情趣与意味呢?作者留给读者去想像。而“月景”确实妙不可言,写得太具体难免要损害其美,束缚读者的神思,而这样略加点染反而勾勒出幽深的境界,具有无穷的趣味。这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手法。月景虽最美,但并非人人能享受。作为趣味高雅的士大夫,作者颇以能探幽寻胜、受用此乐而得意,对“俗士”即红男绿女的“杭人”则含有讽诮之意,故云:“安可为俗士道哉!”
袁宏道的美学思想核心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这篇游记即体现了这一思想。从文章内容来看,作者独赏西湖之春的“月景”与“朝烟”、“夕岚”,这和“午、未、申三时”游春的“俗士”迥异其趣;作者又宁愿舍弃赏梅机会,而“为桃花所恋”,与传统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亦相悖,这都是他“独抒性灵”之处,显示出独特的个性与审美观。文章笔法也是任随自然,意到笔到,该行则行,该止则止,“无定格式,只要发人所不能发”(《答李元善》)。如文中西湖春月之景分明是主角,但却用寥寥几笔,点到即止,不加细描,而对西湖的桃花与“罗纨之盛”却颇费笔墨,堪称“不拘格套”。其实,这是因为越是高层次的审美境界愈难以用文字描绘,不如以虚代实,以简代繁,反可以收到“君看萧萧只数叶,满堂风雨不胜寒”(李东阳《柯敬仲墨竹二绝》)的艺术效果。这是作者聪明之处,他还是颇懂得艺术辩证法的。
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全词风格清旷而飘逸,写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展现了作者旷达而又伤感的心境。
上片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 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在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
上片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片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
下片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枢纽。“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本是说,一个人的形体精神是天地自然所赋与,此身非人所自有。为人当守本分,保其生机;不要因世事而思虑百端,随其周旋忙碌。苏轼政治上受大挫折,忧惧苦恼,向道家思想寻求超脱之方。这两句颇富哲理的议论,饱含着词人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以议论为词,化用哲学语言入词,冲破了传统词的清规戒律,扩大了词的表现力。这种语言上的特色正表现出词人的独特个性。正如前人所说。东坡“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
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在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夜阑风静縠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在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在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
这首词写出了谪居中的苏东坡的真性情,反映了他的独特风格。历史上的成功之作,无不体现作者的鲜明个性,因此,作为文学作品写出真情性是最难能可贵的。元好问评论东坡词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元好问道出了东坡词的总的特点:文如其人,个性鲜明。也是恰好指出了这首《临江仙》词的最成功之处。
文章先简要记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一方面揭示了郑庄公两次入侵东周之地,强逼平王立质、咄咄逼人的姿态;另一方面则反映了东周王室已然衰微、任人欺凌、委曲求全的历史情状。并由此得出结论,周天子与郑庄公想通过交换人质来缓解矛盾、取信对方的做法是不可靠、也不可取的,因为周郑之间并没有诚信之心,又不依“礼”行事,所以双方即使交换了人质,也还是不能够维持他们之间的关系。
最后,君子通过对此事的评论,指出相互之间的了解和信任要建立在彼此体谅、坦诚相待的基础之上,强调了恪守礼仪、忠于信义的重要性。
文章虽然不长,但叙事朴实,议论周严,有事实,有根据,有结论,语言中肯,说服力很强。文末“君子曰”一段评论,以信和礼为标准。一针见血地指出周郑交质之非。数层转折与整齐的排旬,使作者的论断显示出不可逆转的气势,空灵排宕、辞采纵横而又风韵悠然。
自幽王烽火戏诸侯及平王东迁以来,周王权威早已实际崩溃。但周王及诸侯都没有将此事捅破。周郑交质作为一个可供观测或曰方便标记的事件点而成为周王权威崩溃的标志。《左传》认为周郑交质“无信(已堕落到需靠人质故曰无信)不礼(周郑上下失序故曰不礼)”,是东周“礼崩乐坏”的缩影。
在《周郑交质》中,君子对双方都有责难,但侧重于批评周王室。左丘明认为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因其不能以信服人,是以礼驭下造成的。周、郑由“交质”到“交恶”,其根本原因,是利益和权力再分配问题上矛盾冲突的必然结果。也就是说,决定周、郑双方关系的最终原则是利益和权利的再分配。尽管由于历史的局限,《左传》作者不可能揭示周、郑由“交质”到“交恶”的历史本质,但由于作者是“用事实说话”,所以,还是使我们看到了这一时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动向。而“用事实说话”,也正是此文的最大特点。至于此文用较多的文字阐发诚信的重要性,那只是作者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因为在历史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以后,就很难看到各诸侯国“要之以礼”并“行之以礼”的事情了。《周郑交质》这篇文章反映了《左传》崇霸贬王思想。全文先讲事实,再进行评论,这是《左传》的典型写法。君子的议论以“礼信”为中心,引经据典,辞理畅达。对后世史论有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