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怀人之作。
上片写的是月下美景。“月华如水,波纹似练,几簇淡烟衰柳”,先写月光照耀下的清澄水面,以及水面上粼粼似练的水波,再写水边的淡烟衰柳, “淡”和“衰”字,渲染出一种凄清忧愁的氛围。月影衰柳,淡烟波纹,景致如水,又是勾起纳兰心绪的氛围。纳兰写景,总是恰到好处。遥望天际,塞鸿“尽”南飞,便是情断景荒芜。“谁与问倚楼人瘦”,点出词人形象,由写景过渡到抒情,表达了词人孤寂、落寞的心情。
下片转写词人所思之人。首三句盛赞对方才学出众,非庸俗之辈,表现出词人对此女子的欣赏。“韵拈风絮,录成金石,不是舞裙歌袖”,连续用典,风絮代谢道韫,金石代李易安。有道韫之“未若柳絮因风起”,又有易安同明诚共撰之《金石录》。两人同是一代才女,不似爱慕虚华之人。纳兰写史上才女,意为追忆其妻。说她生平,自是如此的女子,能让他痴心、让他留恋,正有意趣相投之因。最后一句“从前负尽扫眉才,又担阁镜囊重绣”,一词“负尽”道尽感伤懊悔之情。过去时光美好,爱妻温婉有才,饱读诗书,尚能相伴之时。却没能长此相伴;已然人去楼空之时,却叹岁月无情。直怪责自己,辜负了那美好旧时光。生活安逸美满的时候,总觉月是圆的,殊不知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幻着样子,终有一天,会被黑夜吞噬。那时才知,见得到圆月之时,认为那是理所应当,都没能记住它的美满。回忆起来,总觉得遗憾。
全词哀婉曲折,百转千回,令人动容。
罗隐是晚唐道家学者,这首“牡丹”诗,也牵涉到道家故事。据《酉阳杂俎》载:相传韩愈之侄孙韩湘,学道成仙后,曾劝韩愈也弃官学道,韩愈不肯,韩湘曾于初冬,令牡丹花开数色,预言韩愈未来之事,后皆应验,使韩愈为之震惊。罗隐这首《牡丹》诗,似取乎此。
“似共东风别有因,绛罗高卷不胜春”。这里的“东风”即“春风”。“绛罗”,本指绛色丝绸,此处喻牡丹的花瓣。“高卷”,指花盛开时高高挺出花瓣翻卷着的形象。“不胜春”,即无比的春色,无比的美丽。这两句是说它好像和东风有着特别的关系,东风一来,它便以绛色丝绸样颜色的花辫,翻卷着高高的开在枝杈的顶端。它妩媚的姿容呈现在人们的眼前,真是无比的美丽!
“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这里的“解语”,指会说话。“倾国”,指美女。来自《汉书·孝武李夫人传》:“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后便用“倾国倾城”形容极美丽的女子,更用它代替极美丽的女子。这两句以拟人化手法写花情动人。前一句说,牡丹要是能说话,果真是“牡丹仙子”,那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了;下句更进一层说,就算牡丹无情,不能成为美人,就凭它的美丽的芳姿艳质也够人倾心喜爱了。
“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两句中“芍药”、“芙蓉”均为花名。“君”、“芳尘”皆指牡丹。芍药素有小牡丹之称,若牡丹在群芳中为第一,则芍药为第二。故世谓牡丹为花王,芍药为花相,或以为花之副也。故这两句说,芍药虽也花大而美,但比之于牡丹,芍药也只是牡丹的亲近侍奉。至于生于水中,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蓉花,虽也端庄素雅,若比之于牡丹就逊色多了,所以,它哪里敢和牡丹比美呢?但它不论生在什么地方,也躲不开和牡丹花的比较。
“可怜韩令功成后,辜负秾华过此身。”这里的“韩令”,即韩愈。“秾华”,繁盛的花朵,此处指韩湘当年劝韩愈弃官学道的牡丹花上的诗谶。“此身”,即此生。罗隐好作谶语,这两句是以韩湘的诗谶为韩令可惜。意思说,韩愈虽然在人世上功成名立,但终未脱俗超凡,成为仙人。辜负了韩湘用牡丹花的诗谶的规劝,度过了这样一生,予以惋惜。
罗隐的咏物诗有个特点,就是在咏物的同时,有所寄托。这首《牡丹》诗在前三联中,写了牡丹的体态特征,而在最后两句,则以“卒章显其志”的笔法,把自己的感慨和寄托表达出来。前三联写牡丹超凡脱俗,尽管孤芳自赏,但那种傲岸冷峻的姿态,却更加动人,让人钦佩。这正象征了诗人的人格精神。诗人用这么多笔墨写牡丹,其真正用意是为末联作铺垫。末联从牡丹写到人的思想感情和寄托,以对韩令惋惜。正显了诗人不愿为名利趋炎附势,降低人格,从而辜负了大好时光的高洁品格。
上片写词人登高眺望江上夜景,并引发出孤单无侣、众醉独醒的感慨。此显示出自己的真实用意。
起首四句写自己携着手杖登上高楼,只见夜空星斗下垂,江面宽广无边,波涛万顷,月光流泻在蒙着烟雾的洲渚之上。“扫尽”三句,是说江风极大,将天上浮云吹散,江面因风大而无人乘舟夜渡。沉思间又见雁儿飞落在芦苇深处夜宿,并由此引起无限感触。
“怅望”两句,先是怅望祖国山河,徒然吊影自伤;这时正值深夜,“鼻息鸣鼍鼓”,这里以之喻苛安求和之辈,隐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慨。“谁伴我”两句,承上;“月流烟渚”、“怅望关河空吊影”,用李白《月下独酌》“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诗意,自伤孤独(辛弃疾《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结句之“谁共我,醉明月”,与此意同)。李纲与己志同道合,而天各一方,不能在此月下同舞。同舞当亦包括共商恢复中原之事,至此才转入寄李纲本题。
下片运用典故以暗示手法表明对宋朝屈膝议和的强烈不满,并表达了自己对李纲的敬仰之情。
“十年”这一句,是作者想到十年前,高宗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同时,当时为建炎元年(1127年)。不久高宗南下,以淮南东路的杨州为行都;次年秋金兵进犯,南宋小朝廷又匆匆南逃,扬州被金人攻占,立刻被战争摧为一片空墟,昔日繁华现在犹如一梦,此处化用杜牧“十年一觉扬州梦”(《遣怀》)诗句。而此时只剩残破空城,使人怀想之余,不觉加强了作者对高宗的屈膝议和感到不满,也加强了作者坚决抵抗金人的南下的决心。“倚高寒”两句,继续写作者夜倚高楼,但觉寒气逼人,远眺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不由愁思满腔,但又感到自己壮心犹在,豪气如潮,足以吞灭敌人。“要斩”两句,运用两个典故反映出对宋金和议的看法。前一句是期望朝廷振作图强,像汉代使臣傅介子提剑斩楼兰(西域国名)王那样对付金人。词中以楼兰影射金国,以傅介子比喻李纲等主战之士。后一句是借汉嫁王昭君与匈奴和亲事,影射和议最终是不可行的,必须坚决抵抗。杜甫《咏怀古迹》诗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作者在此用杜甫诗意,说明在琵琶声中流露出对屈辱求和的无穷遗恨与悲愤,以此暗示南宋与金人议和也将遗恨千古。“谩暗涩”句,这里运用比喻,以宝剑被弃比喻李纲等主战人物的受到朝廷罢斥压制。“唤取”两句,先以“谪仙”李白来比李纲,兼切李姓,这是对李纲的推崇。李纲自己也曾在《水调歌头》中说:“太白乃吾祖,逸气薄青云。”作者对他评论,即发表意见,面对和议已成定局的形势,爱国之士能否就此隐退苕溪(浙江吴兴一带)垂钓自遣而不问国事。结尾振起,指出要凭浩荡长风,飞上九天,由此表示自己坚决不能消沉下去,而是怀着气冲云霄的壮志雄心,对李纲坚持主战、反对和议的主张表示最大的支持,这也就是写他作此词的旨意。
这首诗作于搬家时,抒写对故居一草一木依恋难舍的深厚感情。
诗人采用拟人化的表现手法,创造了这一童话般的意境。诗中的一切,无不具有生命,带有情感。这是因为戎昱对湖上亭的一草一木是如此深情,以致在他眼里不只是自己不忍与柳条、藤蔓、黄莺作别,柳条、藤蔓、黄莺也象他一样无限痴情,难舍难分。他视花鸟为挚友,达到了物我交融、彼此两忘的地步,故能忧乐与共,灵犀相通,发而为诗,才能出语如此天真,诗趣这般盎然。
这首诗的用字,非常讲究情味。用“系”字抒写不忍离去之情,正好切合柳条、藤蔓修长的特点,又写出柳条藤蔓牵衣拉裾的动作,又符合春日和风拂拂的情景,表现它们依恋主人不忍主人离去的深情。用“啼”字既符合黄莺鸣叫的特点,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让人联想到离别的眼泪。这种拟人化的写法也被后人广泛采用。“啼”字既指黄莺的啼叫,又似殷殷挽留、凄凄惜别,也容易使人联想到辞别时离人伤心的啼哭。一个“啼”字,兼言情景两面,而且体物传神,似有无穷笔力,正是斫轮老手的高妙之处。
此诗题为“有会而作”,“会”即会意之会,指有所感悟和领会。诗通篇直抒胸臆,写其所感和所思,而把具体的事由放在序中作为背景交代。究其缘起,乃是值岁暮之际,新谷未收,又适逢灾年,粮食匮乏到了难以充饥的地步。这种困厄艰苦的境遇似毫无诗意可言,而诗人却从中激扬起对生命的执着之情。诗的首二句,概括了自己贫寒的一生,“弱年”指青年时期,“家乏”是不甚宽裕的意思,“更长饥”就每况愈下,连起码的生存条件也难乎为继了。下面四句以自己的生活实感和体验把这种境遇具体化:“菽麦”两句说只要有粗食充饥就已心满意足,欲吃粱肉更简直是非分之想了。“惄如”两句极言饥寒之切,“惄如”,饥饿状;“亚九饭”,或是“无恶饭”的讹误,意谓饥饿时进食无不觉得可口;“当暑厌寒衣”则指缺衣少穿,故冬不足以御寒而夏又以为累赘。这几句写得恻恻动人,非亲身经历备尝滋味者不能道。“岁月”两句又一笔兜回,将辛酸凄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凉心情和盘托出。这里说的“岁月暮”,既指临近年末,又指老之将至。人生本来短暂,而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了此一生,怎不教人悲从中来!以上八句概括了物质上极度匮乏的忧患人生,其中“孰敢慕甘肥”、“如何辛苦悲”两句更是感慨系之,从而以为下文的张本。
诗人并“不戚戚于贫贱”,面对人生的苦难,他反而更加珍视生命。诗人是从身、心两个方面来把握生命的存在的。由“常善粥者心”至“徒没空自遗”四句,是先从“身”方面说。诗人借着对一个故事的评说,弘扬了富有哲学意味的“贵生”精神。这个故事见于《礼记·檀弓》,大意谓齐国饥荒之年,黔敖施粥于路,有饥者蒙袂而来,黔敖曰:“嗟,来食!”饥者因不食嗟来之食而死。诗人从重生的立场,肯定了施粥者的用心,而对蒙袂者的行为则持批评态度。这种贵生思想的渊源主要来自庄子。庄子主张“保身全生”,反对“危身弃生以殉物”,《庄子·骈姆》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人的生命、天性既不应为名利等外物所役使,那么为了区区一事的荣辱而轻易地舍生就死,就是不足取的。当外界的险恶环境使人沦于极其卑微可怜的地步时,这种强调个体生命存在的贵生思想,未始不是弱者的一种精神支柱和自卫武器。诗人为了与苦难抗衡而从中汲取了生存的勇气,因此也是不无积极意义的。“斯滥岂攸志”以下四句,又是从“心”的方面说。诗人不仅重视生命的存活,而且更重视对生命意义的自觉把握。“斯滥”、“固穷”两句,语出《论语·卫灵公》。诗人意谓在贫贱中有无操守,正泾谓分明地把生命的价值判然为二:君子高尚其志,安贫乐道,从而身处忧患之中,却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小人心为物役,自甘沉沦,终于在随波逐流中汩没了自己的天性。诗人选择了前者而否定了后者,并且以前贤作为师法的榜样而自勉。最末的“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两句,表现了主人公以固穷之志直面患难的坚强决心。诗人从“贵生”、“守志”也即身心两个方面领悟了生命的真谛,这就是此诗“有会”的主旨所在。陶渊明把庄子对生命的哲思和儒家的自强不息精神结合起来,从而表现了人的生命力的激扬,表现出历劫不灭、睥睨忧患的内在力量。现实的色调愈是灰暗和沉闷,其主体精神反而愈见活跃和高昂。陶渊明其人其诗之所以感召了无数后人的奥秘,其实就正在于此。
全诗四句为一层次,结构严谨,而句法纵收反正,夭如矫龙。第二层次述及何以卒岁,以之引导第三层次对不食“嗟来之食”的非议,反映了自己苦况深到近于欲乞的程度,然后是经过深思的正面判定:斯滥为反,固穷为正。疑团顿然冰释,主题豁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