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写诗人夜宿田家的所见所想。全诗语言质朴,描写细腻,犹如一幅生动逼真的社会生活画,揭示了唐末社会的无比黑暗,表达了诗人强烈的好恶之感,是一篇思想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品。
全诗共分三层意思。先写诗人日暮投宿,夕阳没入了远山,诗人来到这偏僻的山村之时,已经感觉很疲倦了。“日落下远峰”点明了时间,“芜村倦行履”交代了投宿的地点,而且这两句渲染出一派苍凉索漠的氛围,为全诗定下了凄凉的基调。三、四句为过渡句,诗人在小店中借住一宿,这看似平静的茅店,真的是平静的吗,这就自然地引出了下文,同时“酣睡”二字也紧扣上联中的一个‘倦’字,突出了诗人旅途中的疲劳。
这首诗第二个层次是写诗人在店舍中所见所闻。“忽闻扣门急,云是下乡隶”,这两句叙述差人的到来惊醒了睡梦中的诗人,“扣门急”是诗人所闻。一个“急”字写来人来势之猛,扣门的声音一声急似一声。在这之后点出了人物,原来这是一伙催租的差吏。这两句也暗示了差人的跋扈及其嚣张气焰。诗人又用“公文捧花柙,鹰华假声势”,来写差吏的装腔作势和鹰单般的凶狠,这两句极其生动地刻画了差人狗仗人势,狐假虎威,穷凶极恶的丑恶嘴脸。一个“捧”字,突出了差人对上司的媚颜奴骨;一个“假”字,则突出了差人作为官府鹰犬的可憎面目。
接下来的十二句是写田家应付官差的情形,是诗人所见。“良民惧官府,听之肝胆碎。”这两句描绘了农民们老实可怜的样子,和差人的穷凶极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惧”字体现了官府扰民、欺民、掠民对农民心理造成的恐惧感之深、之重。
下两句描绘了一位老人夜晚开门出去应付差人时步履蹒跚的情景。为什么会是老母亲去应付如狼似虎的公差,年轻人此时都哪儿去了,诗人虽未明说,但也可知是那无止境的徭役和兵役是出现这一情景的主要原因。村中的年轻人也许早就被抓丁拉差掠走一空,即使有剩下的,哪还敢见公差,何况是晚上。“老脚走颠踬”一句饱含辛酸,官府无道、掠民扰民,民不堪负重,于此可见一斑矣。
“小心事延款,酒余粮复匮”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招待公差,却苦于酒少粮缺。“小心”突出了老母亲对公差的恐惧。“酒余”句则突出了农户家中十分窘迫的生活状况,反衬了公差的可恶,揭示官府及其爪牙不体恤民情,扰民掠民的事实。
“东邻借种鸡,西舍觅芳醑”这两句描述的是老母亲借鸡酒招待差人的情景。差人既然已经来了,家境再窘迫也得想法招待,于是只好去东借西借,这个中的酸楚及痛苦也许只有这无奈的老人心中才最清楚。要在平时,谁又舍得去宰吃正在下蛋做种的鸡。可差人来了又不得不宰,这平白的叙述中隐蕴了千千万万老百姓内心深处的多少无奈。
“再饭不厌饱,一饮直呼醉。”差人吃了又吃却不仅仅满足于吃饱,酒一直喝到酩酊大醉方才罢休。“不厌饱”、“直呼醉”是诗人对差人丑态穷形尽相的描写。而老母亲,她害怕明天去官府见官,在灯前跪着对差人苦苦哀求。一个“怯”字进一步体现了老百姓对官府的恐惧之深。“苦苦”、“跪”都是描写老母亲的,年纪大得连走路都跌跌撞撞的,在忙忽着让差人酒醉饭饱之后还要对其下跪哀求。此情此景,真可谓撕心裂肺,让作者目不忍睹。诗人虽并未写差人此时的举手投足,但已经暗暗说明:如果不是他的恶言相逼,老母亲又怎么会有如此的举动呢?
诗的第三层是写诗人的感叹。“不成眠”说明诗人对官吏横行,贫民受苦的情景久久不能忘怀,可见诗人对人民痛苦的同情。用“滴清泪”体现诗人对这民不聊生的关心和哀叹。下四句正是从这感叹中发生而来。诗人感叹的是“民膏日已瘠,民力日愈弊”。在统治者严酷的剥削压榨之下,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
全诗层次分明、脉络清晰,记人记事具体形象。人物虽着笔不多而形象却很生动逼真,各具情态,老妇的衰老与伤心,差吏的凶残与无厌,诗人对田家的同情与对差吏的痛恨的感情都真实流露了出来。
“塞下曲”,唐代乐府题,多写边塞之事。此篇乃仿古之作,故称“古塞下曲”。
“行人朝走马,直指蓟城傍。蓟城通漠北,万里别吾乡。”此诗前四句写万里辞家,远赴边塞。早晨骑马出发,直指蓟城,行程匆匆,字里行间透射出一股豪气。
“海上千烽火,沙中百战场。军书发上郡,春色度河阳。”中间四句写边地见闻。“海上”“沙中”呼应“漠北”。“军书”“春色”,本为静物,加以“发”“度”二字,顿变鲜活,急切迅疾,气势飞动。一写战事,一写时节,一写边关,一写中原,刚健明快。
“袅袅汉宫柳,青青胡地桑。琵琶出塞曲,横笛断君肠。”最后四句一写色,一写声,颜色清丽,声调凄恻,先喜后悲,更显其悲。
通观全篇,格调苍凉,既有一点悲,又有一点壮,诚为《河岳英灵集》所评:“发调既清,修辞亦秀”,“足可歔欷,震荡心神。”
这首诗前两句,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表示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后两句是说写自已因耻为宋臣,故终日游山玩水,今天起兵为晋主尽忠,这将使天下志士为之感奋。这首诗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语言慷慨激昂。
诗的首句“韩亡子房奋”,说的是西汉张良之事。次句“秦帝鲁连耻”,说的是鲁仲连义不帝秦之事。诗人以张良、鲁仲连自比,比喻用得相当准确和自然。而且明确表示:刘宋代晋,犹如秦灭六国,自己原是晋臣。也应与张良、鲁仲连一样,将耻为宋臣而要奋起反抗。
三、四两句,就张良、鲁仲连二人事迹发表议论。谢灵运认为张良与鲁仲连都曾浪迹四方,是放情江海之人,却干出了一番大事业。他们的忠义行为深深地感动后世的君子。当然,诗人本人也在被感动的君子之列。诗中,流露出作者对张良、鲁仲连忠义之举的钦佩,要以他们为榜样,做一个忠义之士。
这首诗所表现的内容并非是虚假之辞,而是发自内心的愤激之语。诗在慷慨激昂之间,又隐含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
这首诗意在说明书法重在“寓意”,不必死学古人,斤斤计较于“法度”。
苏轼《石苍舒醉墨堂》诗:“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把书法艺术作为写意、乐心、游息的一种手段,不计工拙,唯在自由挥洒耳。
苏轼曾自我剖示道:“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这种追求自我精神的遨游,信手遣兴,不计工拙,也遭到当时一些士大夫的讽刺,有人说苏轼的书法多病笔,“作‘戈’多成病,又腕著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等等。黄庭坚辩曰:“此又见其管中窥豹,不识大体。殊不知西子捧心而颦,虽其病处,乃自成妍。”
苏轼提倡“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论书》)。胸中有浩然之气,便能发之于胸,应之以手,便能听笔之所至。苏轼的书艺神而化之,法意互得,无意于佳而自佳,达到自然天成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