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修山泽臞儒样，恻怛河沙古佛心。
北阙方瞻台斗践，东嘉还借福星临。
中兴宗衮留衣钵，大有苍生望作霖。
清修山泽臞儒样，恻怛河沙古佛心。
北阙方瞻台斗践，东嘉还借福星临。
中兴宗衮留衣钵，大有苍生望作霖。
父善游讲述的是古代有个经过江边的人，看见一个人正带着一个小孩想把他投到江里，小孩吓得直哭。这人问他原因，那人回答：“这孩子的父亲擅长游泳。”孩子的父亲虽然擅长游泳，这个小孩难道也立即会游泳吗？ .用这种观点对待事物，也一定是违反常理的。
而事告诉我们，知识与技能是无法遗传的。一个人单纯强调先天智力和体能因素的作用，而忽视后天刻苦学习的重要性，那是幼稚可笑的。
这首词上片开篇即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前半写自己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之情。全词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词句多化用前人诗文，信手拈来，自然贴切；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毫无生涩之感。
上片叙事抒情，一开始便感慨人生，继而从自己的形貌憔悴以及故人的穷困潦倒进一步感叹时光易逝，毫无建树，处境艰难。开头三句以“漂流江海”和“烟浪云帆”八字总结自己与故人分别数十年间的宦海浮沉，寄慨良深。“故人”二句以故人之“惊怪”眼写自己憔悴之甚。苏轼被贬后的生活是很穷困的，当时被贬为团练副使，官位是很卑微的。据史书记载当时是“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所以在才会说“憔悴老青衫”。“我自”三句以故作不解的问句写故人与自己品格相契，都因“疏狂异趣”而“强自取折”。也就是说他潦倒穷困，是因为不随波逐流，与众不同。“流年”三句补出与故人相见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与上面的议论和感慨情景相合，烘托穷途末路的羁旅之思。
词的下片笔锋转向写景，再转入抒情，一唱三叹。前半照应词序，写与故人携手林间的南山之游。过片“巉巉”二字，实写南山高大突起的形象，同时也表现了苏轼傲岸不屈的精神，暗示从舟中到山中的游踪变化，与上片结句的情境构成逆转，为下文写景抒情作铺垫。后半借眼前景色抒发万里归思。“莫上”二句语婉曲而意层深，结尾三句情愈转深，而情深仍不离景物。说自己因对方的询问而梦回故乡，其实作者的乡思根本不需要提醒。这样写既紧扣对方，也使措辞更显回环，行文平添曲折，余波杳渺，荡漾生姿。下片表达了作者对命运的豁达乐观，与老友的相知相得，对故乡的牵挂眷念。
此词情景交融，音韵和谐，结构如行云流水，叙述条理分明，犹如一篇感人至深的叙事散文。全词多处化用前人诗句。如：“万里烟浪云帆”，化用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宜挂云帆济抢海”和白居易《海漫漫》“云涛烟浪最深处，人传中有三仙山”；“憔悴老青衫”，语出白居易《琵琶行》“坐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自疏狂异趣”，则是化用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疏狂属年少，闲散为官卑”；“古寺空岩”，又是袭用杜甫《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蝉声集古寺，鸟影度寒塘”和杨素《山斋独步赠薛内史诗二首》“深溪横古树，空岩卧幽石”诗意；“云海相搀”，化用李白《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家何在”，则出自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些化用，信手拈来，自然贴切，可谓此词的一个重要特色。
词以“咏风兰”为题，副题张刻本作《题见阳画兰》，可见此篇为题兰兼咏物之作。
上阕从香气和姿态两方面对风兰作了精致灵动的描摹。“别样幽芬” 言风兰散发出不寻常的香味，这种清幽典雅的气息，是那些浓艳的花朵无法与之媲美的。风兰不仅在香气上与众不同，而且形态上很灵动，词人在此处运用了拟人的手法，将风兰形容成水上行走的轻盈柔美的凌波仙子一般，飘飘欲去。而东风在这里显然不是春风，可以理解为时光，催花开放和呵护花的力量。整句表现了词人对风兰的喜爱和赞美，寄托了词人对这样美好的风兰不要去的太快的希望，也表达词人希望美好的事物能够长存的美好愿望。
下阕则是通过对现实中风兰美好之易逝的惋惜反衬出词人对好友所作的风兰图的赞美。秋意袭来，风兰只得“忒煞萧疏”。“忒煞”一词写出了词人对花之萧条的惋惜之心。然而尽管风兰看上去已经太过稀疏，可仍散发出微微香气。显然，这里的“还留取，冷香半缕”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因为这风兰终究不是自然界的风兰，只是友人的画罢了。因张纯修当时正令湖南江华，词人又用借代的手法，用湘江雨来代指友人，而其画上的风兰竟然给人一种好似幽香散发的感觉，故此句为意谓见阳所画之风兰堪称画中第一。至此，读者方才明白原来这是一阕咏物题兰之词。
在这首词中，词人运用了联想的手法来描绘风兰，并未曾亲眼所见，但却通过友人的一纸风兰图对风兰展开了想象，将风兰的香气和姿态表现地淋漓尽致。而结句词人则点出其创作意图，为全词的升华。当词人在为风兰的萧瑟易逝而感伤时，一个“还”字话风一转，引出只有在好友所作的图中能保有风兰的韵姿和清香，使得美好的事物永存。衬托出友人作画功力深厚，所作风兰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同时也将建功立业的夙愿寄托在友人张纯修身上，希望友人保有美好的品质，并在所任职的地方作出一番成绩。
本词描写的主体风兰本非富贵之花，而纳兰却对其情有独钟并大加称羡，体现了纳兰落拓无羁的性格和格高韵远、独具特色的词风。词中字字刻画，又字字天然，不即不离，不粘不脱，即“意有寄托，不作死句”。风兰之形象绰约可见，而又不无诗人性情的处处流露。既咏物又抒怀抱，显然颇含骚雅之旨，寓有诗人深挚的情怀。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