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满冶城渚，日斜征虏亭。”首联写的是晨景和晚景。诗人为寻访东吴当年冶铸之地——冶城的遗迹来到江边，正逢早潮上涨，水天空阔，满川风涛。冶城这一以冶制吴刀、吴钩著名的古迹在何处，诗人徘徊寻觅，却四顾茫然。只有那江涛的拍岸声和江边一片荒凉的景象。它仿佛告诉人们：冶城和吴国的雄图霸业一样，早已在时间的长河中消逝得无影无踪了。傍晚时分，征虏亭寂寞地矗立在斜晖之中，伴随着它的不过是投在地上的长长的黑影而已，那东晋王谢贵族之家曾在这里饯行送别的热闹排场，也早已销声匿迹。尽管亭子与夕阳依旧，但人事却已全非。诗在开头两句巧妙地把盛衰对比从景语中道出，使诗歌一落笔就紧扣题意，自然流露出吊古伤今之情。
“蔡洲新草绿，幕府旧烟青。”颔联两句虽然仍是写景，但此处写的景，则不仅是对历史陈迹的凭吊，而且以雄伟美丽的山川为见证以抒怀，借以形象地表达出诗人对某一历史问题的识见。诗人说：看哪，时序虽在春寒料峭之中，那江心不沉的战船——蔡洲却已长出一片嫩绿的新草；那向称金陵门户的幕府山正雄视大江，山顶上升起袅袅青烟，光景依然如旧。面对着滔滔江流，诗人想起了东晋军阀苏峻曾一度袭破金陵，企图凭借险阻，建立霸业。不久陶侃、温峤起兵在此伐叛，舟师四万次于蔡洲。一时舳舻相望，旌旗蔽空，激战累日，终于击败苏峻，使晋室转危为安。他还想起幕府山正是洲于丞相王导曾在此建立幕府屯兵驻守而得名。但曾几何时，东晋仍然被刘宋所代替，衡阳王刘义季出任南兖州刺史，此山从此又成为刘宋新贵们祖饯之处。山川风物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并没有变异，诗人看到的仍是：春草年年绿，旧烟岁岁青。这一联熔古今事与眼前景为一体，“新草绿”、“旧烟青”六字下得醒豁鲜明，情景交融，并为下文的感慨作铺垫。
“兴废洲人事，山川空地形。”颈联承上两联转入议论。诗人以极其精炼的语言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并示警当世：六朝的繁华哪里去了？当时的权贵而今安在？险要的山川形势并没有为他们的长治久安提供保障；国家兴亡，原当取决于人事！在这一联里，诗人思接千里，自铸伟词，提出了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险”的卓越见解。后来王安石《金陵怀古四首》其二：“天兵南下此桥江，敌国当时指顾降。山水雄豪空复在，君王神武自无双。”即洲此化出。足见议论之高，识见之卓。
尾联“《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六朝帝王凭恃天险、纵情享乐而国亡，历史的教训并没有被后世记取。诗人以《玉树后庭花》尚在流行暗示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沉溺在声色享乐之中，正步着六朝的后尘，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玉树后庭花》是公认的亡国之音。诗含蓄地把鉴戒亡国之意寄寓于一种音乐现象之中，可谓意味深长。晚唐诗人杜牧的《泊秦淮》：“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便是脱胎于此。
《贞一斋诗说》说：“咏史诗不必凿凿指事实，看古人名作可见。”刘禹锡这首诗就是这样，首联从题前摇曳而来，尾联从题后迤逦而去。前两联只点出与六朝有关的金陵名胜古迹，以暗示千古兴亡之所洲，而不是为了追怀一朝、一帝、一事、一物。至后两联则通过议论和感慨借古讽今，揭示出全诗主旨。这种手法，用在咏史诗、怀古诗中是颇为高明的。
曲子的开头便写得颇有趣味：“小阑干，又添新竹两三竿。倒持手版揞颐看，容我偷闲。”作者倚着阑干欣赏美景时，发现山林里又新长出了两三竿竹子，这一细致的观察描写说明作者常常到这里游玩，而且心情悠然闲适，以至于对林子里长出两三竿新竹如此细微的变化都能发现。接着，作者又写自己倒拿着手版，用手拖着脸颊，欣赏亭外景色。“倒持”两字写得很细致，“手版”是官员用来记事的物品，而倒持手版这一动作，意味着这时的自己不是作为一个官员，而是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自由自在地观览美景。这正是对自己忙里偷闲、身心愉悦状态的活脱脱写照。
接下来的三句是对爱山亭上迷人景色的细致描绘，分别从动、静、远、近的不同角度来描写青山景物：“松风古砚寒，藓土白石烂，蕉雨疏花绽”。这三句描述了清凉的山风吹过松林，白石上长满了青苔，雨打芭蕉、疏花初放等美景。这些描写从动到静，从外到内，写得非常有趣。
曲子末尾，作者不禁感叹道：“青山爱我，我爱青山”。青山给了作者这么多的美景，足以见“青山爱我”；作者为青山流连忘返，可见“我爱青山”。在仕途之路上郁郁不得志的作者，能在这片清静幽雅的游赏之地发出这样自然的心声，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他乡绝俦侣，孤客亲僮仆”，这四句交待路途情况。早上与周人辞别，晚上在郑州寄宿，离开亲人，越来越远了，一种凄凉的孤独之情油然而生。在这寂寞的旅途中，与诗人相亲相近的只有那随身僮仆了。这后两句摹写人情极真，刻画心理极深，生动地表现出一种莫可名状的凄清。唐末崔涂诗“渐与骨肉远，转与僮仆亲”（《巴山道中雨夜抒怀》）就是由这两句脱化而出。
接下来八句由记叙、议论转为写景。诗人将这种凄清孤独的感情外化为具体可感的“雨中秋景图”：“宛洛望不见，秋霖晦平陆。田父草际归，村童雨中牧。主人东皋上，时稼绕茅屋。虫思机杼鸣，雀喧禾黍熟。”南阳、洛阳在视线中已逐渐模糊、消失，空阔辽远的原野笼罩在霏霏的霪雨、蒙蒙的烟气之中。村头，田父荷锄踏青而归，牧童短笛声声，怡然自得，村东水边高地上的主人家环绕在一片油绿鲜亮的庄稼中。还有悲鸣的秋虫，摇动的机杼，喧嚣的雀鸟。
诗的最后四句又由写景转为直接抒情。“明当渡京水，昨晚犹金谷”。这两句是说：“我昨天还在繁华的洛阳，而明天就要去偏远的郑州了。”句意和头二句“朝与周人辞，暮投郑人宿”前后呼应，既体现出感情的凝聚、深化，给人以极大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又开合有度，收放自如，浑然一体。“此去欲何言，穷边循微禄”是指为了微薄的俸禄而到穷僻边远的地方去。这二句话感情深沉、情韵丰厚而不作平白直露的激越之语，在自嘲中流露出更深沉的忧郁——情到深处人孤独。
全诗在征途愁思中以简淡自然之笔意织入村野恬宁景物，又由恬然的景物抒写宦海沉浮的失意、苦闷和孤独。全诗诗情与画境的相互渗透、统一，最后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妙境。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首词是描写一位女子秋夜愁思的闺怨词。
“云一緺，玉一梭”两句，分写女子发式、头饰之美，用语清新而形象。
“淡淡衫儿薄薄罗”，续写女子淡雅衣着，虽未明写容颜，但这种比喻和衬托却从侧面写出女子的容貌艳丽和气质高雅。虽只写衫裙，而通体所呈现的一种绰约风神自可想见。尤其是“淡淡”和“薄薄”两个叠词的使用，别具一格，于浅白中见新意，于细微处见匠心。
“轻颦双黛螺”，写到这位淡妆女子的表情。轻皱双眉，似乎蕴含着幽怨。相思怀人之意，于此隐隐传出，并由此引出下片。这一句突兀其来，直扣人心，不仅突出了女子愁思不解的容态，而且加强和丰富了这种容态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轻”字颇有分寸，它适合表现悠长而并不十分强烈的幽怨，且与通篇轻淡的风格相谐调。
“秋风多，雨相和，帘外芭蕉三两窠”，写到这是一个秋天的雨夜，秋风本就催愁，文人亦已多伤秋，更何况有苦雨相和。作者不单写风，也不单写雨，而写风雨交加，更增添了秋夜愁思的凄苦。但是作者觉得这样的环境烘托仍然不够，于是风催残叶、雨打芭蕉，“帘外芭蕉”似乎也有泪滴，秋意不仅更浓，秋思也已更苦，“三两窠”，又隐约让人感到女子的孤零寂寞。
“夜长人奈何！”春宵苦短、秋夜嫌长，原只因其一欢一愁。最后一句仿佛是女主人公发自心底的深长叹息。这叹息正落在歇拍上，“奈何”之情点到即止，不作具体的刻画渲染，反添余蕴。联系上片的描绘，不仅使人联想到，这位“淡淡衫儿薄薄罗”的深闺弱女，不仅生理上不堪这秋风秋雨的侵袭，而且在心理上更难以禁受这凄冷气氛的包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