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凉州词》是乐府诗的名称,本为凉州一带的歌曲,唐代诗人多用此调作诗,描写西北边塞的风光和战事。安史之乱以后,吐蕃族趁虚大兴甲兵,东下牧马,占据了唐西北凉州(今甘肃永昌以东、天祝以西一带)等几十个州镇,从八世纪后期到九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诗人目睹这一现实,感慨万千,写了《凉州词三首》,从边城的荒凉、边塞的侵扰、边将的腐败三个方面,再现了边城惨淡的情景,表达了诗人对边事的深切忧患。
其一:
第一首诗描写边城的荒凉萧瑟。前两句写俯仰所见的景象。“边城暮雨雁飞低”,仰望边城上空,阴雨笼罩,一群大雁低低飞过。诗人为何不写边城晴朗的天空,却选择阴沉昏暗的雨景,因为此时诗人无心观赏边塞的风光,只是借景托情,以哀景暗示边城人民在胡兵侵扰下不得安宁的生活。为增强哀景的气氛,作者又将这暮雨雁飞的景置于特定的时节里。边城的阴沉悲凉,若是霜秋寒冬,那是自然物候;而这时既不是霜秋,也不是寒冬,却是万物争荣的春天。“芦笋初生渐欲齐”,俯视边城原野,芦苇吐芽,如笋破土,竞相生长。这句已点明寒气消尽,在风和日暖的仲春时节,边城仍然暮雨连绵,凄凉冷清,很容易启人联想那年年岁岁的四季悲凉了。这两句写景极富特色。俯仰所见,在广阔的空间位置中展现了边城的阴沉;暮雨、芦笋,上下映照,鲜明地衬托出美好时节里的悲凉景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后两句叙事。在这哀景之下,边城的悲事一定很多,而绝句又不可能作多层面的铺叙,诗人便抓住发生在“丝绸之路”上最典型的事件:“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这句中的“碛(qì)”,是沙漠;“安西”,唐西北重镇,此时已被吐蕃占据。眺望边城原野,罕见人迹,只听见一串串的驼铃声消失在遥远的沙漠中,这“遥过”的铃声勾起了作者的遥思:往日繁荣的“丝绸之路”,在这温暖的春天里,运载丝绸的商队应当是络绎不绝,路过西安,通向西域;然而如今安西被占,丝绸之路受阻,无数的白练丝绸不再运往西域交易,“应驮”非正驮,用来意味深长。诗人多么盼望收复边镇,恢复往日的繁荣啊!“应驮”这点晴之笔,正有力地表达了诗人这种强烈的愿望,从而点明了此诗的主题。
这首绝句,写景叙事,远近交错,虚实相生,给读者的联想是丰富的。一、二两句实写目见的近景,以荒凉萧瑟的气氛有力地暗示出边城的搔乱不安、紧张恐怖,这是寓虚于实;三、四两句虚写耳闻的远景,从铃声的“遥过”,写到应驮安西的“遥思”,以虚出实,在丝绸之路上,掠夺代替了贸易,萧条取代了繁荣,这虽是出于诗人的遥想,但已深深地渗透到读者想象的艺术空间。
其三:
白居易在《西凉伎》中写道:“凉州陷来四十年,河陇侵将七千里。平时安西万里疆,今日边防在凤翔。缘边空屯十万卒,饱食温衣闲过日。遗民肠断在凉州,将卒相看无意收。”元稹的《西凉伎》也说:“一朝燕贼乱中国,河湟忽尽空遗丘。连城边将但高会,每说此曲能不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凉州沦陷未收的原因,是守边将领的腐败无能。张籍的第三首诗正是表达这个思想主题,而诗的风格迥然有别。“凤林关里水东流,白草黄榆六十秋。”这两句写景,点明边城被吐蕃占领的时间之久,以及景象的荒凉萧瑟。“凤林关”,在今甘肃临夏市西北。安史之乱前,唐朝同吐蕃的交界处在凤林关以西,随着边城四镇的失守,凤林关亦已沦陷。在吐蕃异族野蛮掠夺、横暴奴役下,凤林关内,土地荒芜,无人耕种,岁岁年年只见寒水东流,白草丛生,黄榆遍地,一片萧条。这里,诗人既用“白草黄榆”从空间广度来写凤林关的荒凉,又用具体数字“六十秋”从时间深度来突出凤林关灾难的深重。“六十秋”这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从公元762年(唐代宗初年)四镇失陷,到诗人公元824年写这首诗时,已是六十年还未收复。国土失陷如此之久,边民灾难如此之深,为什么没有收复?原因在哪里?由此诗人发出了深沉的感慨、愤激的谴责。
“边将皆承主恩泽,无人解道取凉州。”前句写边将责任的重大。“皆承主恩泽”,说明了边将肩负着朝廷的重命、享受着国家的厚禄、担负着人民的重望,守卫边境、收复失地是他们的天职。然而六十年来失地仍在吐蕃的铁蹄下,这不是国政内虚、边力不足。后一句直指原因:守边的将领无人提起收复凉州。边将享受着国家优厚的待遇,却不去尽职守边、收复失地,可见其饱食终日、腐败无能。这两句一扬一抑,对比鲜明,有力地谴责了边将忘恩负义,长期失职,实在令人可憎可恨,可悲可叹。
此诗的主旨落在最后一句,诗人不是从正面围绕主题来叙述,而是从侧面落笔,这是此诗的一个显著特色。一、二两句从空间和时间描写边城深重的灾难,看来似乎是控诉吐蕃的侵占罪恶,而联系最后一句“无人解道取凉州”来看,诗人的用意是在用现实来谴责边将,正是他们的失职而带来的长期失陷,边将已成了历史的罪人。第三句以鲜明的对照,严正谴责边将无才无德,面对失去的山河熟视无睹。这一景一情,从侧面有力地突现了卒句主旨的表达,义正辞严,酣畅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