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传中详细地叙述了信陵君从保存魏国的目的出发,屈尊求贤,不耻下交的一系列活动,如驾车虚左亲自迎接门役侯嬴于大庭广众之中,多次卑身拜访屠夫朱亥以及秘密结交赌徒毛公、卖浆者薛公等;着重记写了他在这些“岩穴隐者”的鼎力相助下,不顾个人安危,不谋一己之利,挺身而出完成“窃符救赵”和“却秦存魏”的历史大业。从而,歌颂了信陵君心系魏国,礼贤下士,救人于危难之中的思想品质。这也是本传的主旨所在。诚如《太史公自序》所言,“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值得注意的是,传中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下层社会的几个人物(也可以看作是附传),特别是门役侯嬴,他身处市井心怀魏国,才智远非那般王侯公卿所能比。如果说,信陵君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窃符救赵”的壮举而为人们所称颂的话;那么,门役侯嬴则是这幕壮举的总导演,他更令人敬佩、景仰。这反映了司马迁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历史观。信陵君的结局是不幸的,他才高遭嫉,竟被魏王废黜,以致沉湎酒色,终因“病酒”而死。这既真实地揭示了信陵君思想性格的弱点,更重要的是揭露了最高统治者嫉贤妒能,打击忠良的丑恶行径,可以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本篇突出描写了信陵君魏公子无忌的形象,表现了他礼贤下士的品德,并记叙了他在侯赢、如姬、朱亥等人帮助下窃符救赵的壮举。信陵君能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从大局考虑,不计个人生死,这种精神与当时“义不帝秦”的鲁仲连一样,是值得称颂的。
需要注意的是,侯嬴为信陵君策划窃符夺晋鄙兵事,不见于《战国策》,亦不见于先秦的其他载籍,可能是大梁长老之逸闻,是司马迁首次将它写入史册。
这首诗含蓄蕴藉,境界高远,有雍容闲适之致。
首联描写在林塘消夏,荡涤了暑热烦闷,胸襟旷然如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感受。颔联化用李白《襄阳歌》句意,感谢无价清风慷慨的赐与,且以悠闲度日作为最大的快乐,显示诗人心怀的淡泊。颈联写俯仰所见眼前景物,一为近景,一为远景,深含恬然自足、任随自然的人生哲理。尾联别出心裁,以“万柄莲香一枕山”作为清心澄怀的醒酒之物,见出诗人潇洒出尘的风致。抒发了诗人高尚清廉的情怀和超尘拔俗的思想情感。
《北塘避暑》首句擒题,交代了时间、地点,次句渲染极为幽静的自然环境,并以“旷然”一词挑明题旨,抒发其超尘拔俗的思想感情和正直清廉的高尚情操。
第二句用“如不在尘寰”比喻旷然之情,空灵飘逸。但作者犹嫌不足,在颔联中再进一步为“旷然”作注。在炎夏酷暑中,一般俗土,每喜以管弦消遣。但作者不借外物,只以沐浴清风自娱,悠然自得,摆脱了尘寰的炎热和烦恼。“清风”一词语意双关,又表明正直无私,两袖清风。这里用“能人敢议”的反诘句法,加强语气,著一“敢”宇,尤为雄健峭拔,与下旬“能”字对照,一个突兀而起,一个平平淡淡,起伏跌宕,足见诗人的功力。
颈联虚实并用,熔写景、抒情、说理于一炉。“水鸟得鱼”、“岭云含雨”,一近一远,一俯一仰,这是实写。“长自足”、“只空还”抒发作者感情,这是虚写。但细细品味,知其不唯写景抒情,还是以象征手法阐发人生哲理,所写之景不必是眼前实景。全联意谓要象水鸟那样“知足保和”,象岭云那样来去无心。亦即庄子所谓“至人无己,圣人无功,神人无名”的“无为”思想。不去追求功名利禄,外在的事物都是有限的;追求内在的精神品格,才是他要表现的主要思想,也是他能旷然自得的要源所在。据《宋史》本传,他屡次主动辞位,确能“长自足”。从他“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看,他也不薄事功。“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本是儒家传统思想。但韩琦如此,并不矛盾。
尾联是讲修养之法。韩琦不需要逃入酒乡以求忘忧,他酒醒之后,自有清心澄虑之物,即“万柄莲香一枕山”。这句衬托出他胸襟的清高脱欲。
杜甫的这首长篇叙事诗共有一百四十句,它像是用诗歌体裁来写的陈情表,是他这位在职的左拾遗向肃宗皇帝汇报他探亲路上及到家以后的见闻感想。它的结构自然而精当,笔调朴实而深沉,充满忧国忧民的情思,怀抱中兴国家的希望,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全诗分五大段,按照“北作”,即从朝廷所在的凤翔到杜甫家人所在的鄜州的历程,依次叙述了蒙恩放归探亲、辞别朝廷登程时的忧虑情怀;归途所见景象和引起的感慨;到家后与妻子儿女团聚的悲喜交集情景;在家中关切国家形势和提出如何借用回纥兵力的建议;最后回顾了朝廷在安禄山叛乱后的可喜变化和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信心、对肃宗中兴的期望。这首诗像上表的奏章一样,写明年月日,谨称“臣甫”,恪守臣节,忠悃陈情,先说离职的不安,次叙作途的观感,再述家室的情形,更论国策的得失,而归结到歌功颂德。这一结构合乎礼数,尽其谏职,顺理成章,而见美刺。读者不难看到,诗人采用这样的陈情表的构思,是出于他“奉儒守官”的思想修养和“别裁伪体”的创作要求,更凝聚着他与国家、人民休戚与共的深厚感情。
“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痛心山河破碎,深忧民生涂炭,这是全诗反复咏叹的主题思想,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主要特作。诗人深深懂得,当他在苍茫暮色中踏上归途时,国家正处危难,朝野都无闲暇,一个忠诚的谏官是不该离职的,与他的本心也是相违的。因而他忧虞不安,留恋恍惚。正由于满怀忧国忧民,他沿途穿过田野,翻越山冈,夜经战场,看见的是战争创伤和苦难现实,想到的是人生甘苦和身世浮沉,忧虑的是将帅失策和人民遭难。总之,满目疮痍,触处忧虞,遥望前途,作程艰难,他深切希望皇帝和朝廷了解这一切,汲取这教训。因此,回到家里,他虽然获得家室团聚的欢乐,却更体会到一个封建士大夫在战乱年代的辛酸苦涩,不能忘怀被叛军拘留长安的日子,而心里仍关切国家大事,考虑政策得失,急于为君拾遗。可见贯穿全诗的主题思想便是忧虑国家前途、人民生活,而体现出来的诗人形象主要是这样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
“缅思桃源内,益叹身世拙。”诗人遥想桃源中人避乱世外,深叹自己身世遭遇艰难。这是全诗伴随着忧国忧民主题思想而交织起伏的个人感慨,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重要特作。肃宗皇帝放他回家探亲,其实是厌弃他,冷落他。这是诗人心中有数的,但他无奈,有所怨望,而只能感慨。他痛心而苦涩地叙述、议论、描写这次皇恩放回的格外优遇:在国家危难、人民伤亡的时刻,他竟能有闲专程探亲,有兴观赏秋色,有幸全家团聚。这一切都违反他爱国的志节和爱民的情操,使他哭笑不得,尴尬难堪。因而在看到山间丛生的野果时,他不禁感慨天赐雨露相同,而果实苦甜各别;人生于世一样,而安危遭遇迥异;他自己却偏要选择艰难道路,自甘其苦。所以回到家中,诗人看到妻子儿女穷困的生活,饥瘦的身容,体会到老妻和爱子对他的体贴,天真幼女在父前的娇痴,回想到他自己舍家赴难以来的种种遭遇,不由得把一腔辛酸化为生聚的欣慰。这里,诗人的另一种处境和性格,一个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的形象,便生动地显现出来。
“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坚信大唐国家的基础坚实,期望唐肃宗能够中兴。这是贯穿全诗的思想信念和衷心愿望,也是诗人的政治立场和出发点。因此他虽然正视国家战乱、人民伤亡的苦难现实,虽然受到厌弃冷落的待遇,虽然一家老小过着饥寒的生活,但是他并不因此而灰心失望,更不逃避现实,而是坚持大义,顾全大局。他受到形势好转的鼓舞,积极考虑决策的得失,并且语重心长地回顾了事变以后的历史发展,强调指出事变使奸佞荡析,热情赞美忠臣除奸的功绩,表达了人民爱国的意愿,歌颂了唐太宗奠定的国家基业,从而表明了对唐肃宗中兴国家的殷切期望。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诗人的社会理想不过是恢复唐太宗的业绩,对唐玄宗有所美化,对唐肃宗有所不言,然而应当承认,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操是达到时代的高度、站在时代的前列的。
综上可见,这首长篇叙事诗,实则是政治抒情诗,是一位忠心耿耿、忧国忧民的封建士大夫履职的陈情,是一位艰难度日、爱怜家小的平民当家人忧生的感慨,是一位坚持大义、顾全大局的爱国志士仁人述怀的长歌。从艺术上说,它既要通过叙事来抒情达志,又要明确表达思想倾向,因而主要用赋的方法来写,是自然而恰当的。它也确像一篇陈情表,慷慨陈辞,长歌浩叹,然而谨严写实,指点有据。从开头到结尾,对所见所闻,一一道来,指事议论,即景抒情,充分发挥了赋的长处,具体表达了陈情表的内容。但是为了更形象地表达思想感情,也由于有的思想感情不宜直接道破,诗中又灵活地运用了各种比兴方法,即使叙事具有形象,意味深长,不致枯燥;又使语言精炼,结构紧密,避免行文拖沓。例如诗人登上山冈,描写了战士饮马的泉眼,鄜州郊野山水地形势态,以及那突如其来的“猛虎”、“苍崖”,含有感慨和寄托,读者自可意会。又如诗人用观察天象方式概括当时平叛形势,实际上也是一种比兴。天色好转,妖气消散,豁然开朗,是指叛军失败;而阴风飘来则暗示了诗人对回纥军的态度。诸如此类,倘使都用直陈,势必繁复而无诗味,那便和章表没有区别了。因而诗人采用以赋为主、有比有兴的方法,恰可适应于表现这首诗所包括的宏大的历史内容,也显示出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高度才能和浑熟技巧,足以得心应手、运用自如地用诗歌体裁来写出这样一篇“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陈情表。
这首赋开头假设自己(第一人称)受诽谤,引出下文自己不好色,而且用古代圣贤作衬托,重点写赴梁途中的艳遇,再次突出自己不好色,从而表现作者坚守高洁品格的思想。全赋语言清丽华妙,调动多种感官来完成对美女的铺写,在艺术手法上颇有独到之处。
这篇文章的构思明显受到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影响,但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赋一开始便写到作者因美貌而受到邹阳的嫉妒,邹阳以作者的美貌作为攻击目标,诬谤相如“不忠”,有染指后宫的企图。梁孝王问作者道:“子好色乎?”作者则以自己不好色作答。这种开始和《登徒子好色赋》基本一样,只是宋玉变成了司马相如,登徒子变成了邹阳,楚襄王变成了梁孝王,且与《登徒子好色赋》相比,此赋中两人问答的针对性更强,连接更紧凑,序文和正文的过渡也更自然,甚至可以把序文看作是正文的一个段落。为了说明自己的不好色,作者首先针对梁王“子不好色,何若孔墨乎”的诘问指出孔子、墨子这些圣人虽有回避女色的事迹,并不能证明他们不好色,而是尽量避免受到女色的影响,这又更能说明圣人也不免有好色之心。好色本属于一种心理状态,只有在面临色诱时才能判断是否好色,相反,不接近美色就无法证明是否好色。作者的论述带有非常浓的思辨色彩,也为说明自己不好色奠定了前提。接着,作者举了自己的两件不好色之事。
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作者这种近女色而不为女色所动的态度,大致出于柳下惠坐怀不乱的传说,是过于道德化、理想化的。从人类的自然天性方面说,不一定可取。但从艺术角度说,确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譬如善于选取典型事例。作品中只介绍了两个具体事例,都在说明自己的不好色。前者说东邻女子顾盼自己多年,表现出作者抗拒美色的持久性;后者强调上宫女子之多情,突出了作者拒绝诱惑的坚定性。二者同中有别,意思表达全面充分。再如,善于用情境烘托气氛。尽管作者写了自己在西土时的“室宇辽廓”来概括孤独寂寞的心情,但最为精彩的还在于对上宫客馆中的一段描写。写女子,没有停留于静态容貌的描写,而是从语言、歌声、举止、行为表现其精神意态。不仅如此,还注意到了周围环境,写上宫内外,用了“寂寞云虚,门阁昼掩,暧若神居”和“芳香芬烈,黼帐高张”等语衬托其中女子的娴静美好;写黄昏时则用“玄阴晦冥,流风惨冽,素雪飘零”和“金钮熏香。黼帐低垂,捆褥重陈,角枕横施”作对比,反衬出馆中人情的温暖。此外,此赋扬弃了《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丑妇的内容,改变了宋玉一类文学侍臣滑稽和玩世不恭的态度,因而显得非常严肃,同时也包含了作者对于女性的几分尊重。
全赋以散体赋的形式写骚体赋的内容,运用比兴的手法进行全文构思,笔调轻巧灵活,语言晓畅秀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