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曲像一幅山水画，构图很有层次：近景是姿态奇特的涧畔双松，它们像两条本来要飞上天去的龙，不知为什么折回头来探入涧底的溪水；远景是平冈上的群树，它们一片翠绿，把枝梢高高地伸向云端。“万树”欣欣赂荣，“双松”自得其乐，宁静的自然美在神不在貌，有点王维山水诗的意境。
首先是“双松”和“万树”的对比：双松的位置是“涧畔”，它们的姿态是坠，是“下饮”；万树的位置是“溪上平冈”，它们的姿态是“争作拏云势”。这种位置和姿态的对比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郁郁涧底松”和“离离山上苗”。“落落盘根真得地”套用了杜甫《古柏行》的诗句。
其次最后两句用人们的想法来对比前面大自然的规律，是王国维想要借此来表达自己的哲理思想。然而可能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首词中“形”与“意”之间的矛盾，所以在结尾忽翻新意：“总为自家生意遂，人间爱道为渠媚。”这是进一步超脱，完全从“以物观物”的角度出发，指出树的姿态是为了适合自己生活环境的需要。
王国维要写出一种无我之境的自然山水风景，却不能达到那种“无我”的境界；他要表现老庄的超脱却总是堕入儒家的执著；王国维不想让这首词表达出托物寓意，但最后两句反而使读者展开意境的联想。也正是这些矛盾形成了这首词中很丰富的言外意蕴，足以让读者慢慢去咀嚼品味。
陈给事即陈京。韩文公早年与陈有旧，可后来，韩文公被贬去广东阳山县当县令，而陈京却因精通礼仪得到了皇帝的欣赏。韩文公经“落实政策”“平反昭雪”后回到京师，可这时的陈京却表现出相当的冷漠和寡言。韩文公陷入迷惘的境地，认为陈京是念旧情的，他对自己的漠然完全是对自己不勤于登门的抱怨。
韩愈在信中述写了与陈京交往和疏远的原因，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希望与对方恢复交往，代为引荐。信中处处体现其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字里行间又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之情。
803年（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关中地区大旱，年成歉收，民间饥馑，韩愈上书奏请减免徭役租赋，因此得罪了权贵，由监察御史贬为阳山县令。陈给事却在这年得到了升迁。此年皇家准备举行祭祀大典，陈给事奏请祭祀必尊太祖，而且祖宗灵位的排列，以及参加祭祀人员的排列，都要分出尊卑长幼的先后次序，必须讲究礼仪。他因此得到皇帝的赞赏，自考功员外郎迁给事中，可谓宦海扬帆，春风得意。而韩愈却因爱民而被贬，极为苦闷，茫然若失。但他对仕途仍充满了幻想，希望能有人荐举，重返朝廷做官。所以他对这位备受皇帝欣赏的新迁给事中陈京，还抱有很大的希望。
其实此信中并没有实质的内容，只是要同陈给事联络个人感情而已。然而文章的通篇围绕着一个“见”字，历敷了与陈给事的见面情况：上半篇从见说到不见，下半篇从不见说到要见。好像通幽曲径，峰回路转；如柳暗花明，若断若续。信中处处自贬自责，表现了韩愈诚惶诚恐的心态；同时在字里行间，又微微透露出其不甘低眉伏首的慷慨情态。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这篇文章采用问答的形式对“元年，春，王正月”进行逐层的剖析，阐释了经文中所蕴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思想。文章通过“隐公摄政不即位”的这一历史事实，阐明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宗法制度和正名思想。文章跌宕起伏，全无说教之沉闷。
按惯例，《春秋》记述鲁君即位，都有在其即位的首年书“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九字，但记隐公即位，却只有“元年，春，王正月”六字。本篇旨在解释这种书法体例及其原因。前半部分讲体例时，先释“元年”，次释“春”，最后释“王正月”，重点在揭示“王正月”三字所含的尊周大一统的意义后半部分解释不书“公即位”的原因：
一是为了成全隐公的本意，因隐公摄政，并无当国君之意，只是想借此把鲁国治理好，当桓公长大后便把政权交还予他。
二是隐公之所以接受诸大夫的拥戴，自有其良苦用心：桓幼而贵，自己虽长而卑，这种情况国人是不太清楚的，一旦自己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如果立桓公，则又恐诸大夫不能拥戴幼君，所以他之立，实为桓而立。既是为桓而立，当然不宜书“公即位”了。
三是说明为什么隐长而贤却不宜立，原来按宗法制的规定，立嫡子只以长而不以贤，立庶子则凭借其母亲地位的贵贱而定。桓公当立是因其母贵，而隐不宜立则是因其母贱，所谓“子以母贵，母以子贵”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以上两部分所作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儒家尊周大一统的思想以及亲亲贵贵的封建观念。
文章在写法上是先引《春秋》经文，然后逐句作问答式的解释，一问接着一问，流淌着一股穷追不舍的气势，直至把所要发掘的所谓微言大义揭示出来为止。其设问的形式也灵活多变，有“者何”“孰谓”“曷为”“何言乎”“何以”等各式疑问词的组合。但由于过分追求所谓的微言大义，就难免生出牵强附会、词繁意复等瑕疵。如解释为什么不书“公即位”三字，《左传》只用了“不书即位，摄也”，以一“摄”字来说明，文简而意明，也符合《春秋》作者原意；而此篇则衍生出了许多文字，且未必皆是《春秋》作者之意，这也是读者应注意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