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曲描写久旱雨后，天地间充满生机，农民和作者自己都极为喜悦的心情，反映出作者对农民疾苦的关心和同情。全曲紧紧围绕着“喜雨”二字，充分表现了作者的忧民爱民之心、与民同乐之情。语言通俗易懂，朴实无华，一气呵成，浑然天成。
“万象欲焦枯，一雨足沾濡。天地回生意，风云起壮图。”四句概述久旱遇雨的情形。
久旱不雨，遍野的庄稼树木花草都快要枯死了，正在这时候下了一场大雨，万物都得到了滋润。这是老天爷起死回生救护万物生灵的心意，这场好雨使万物复苏遍地的庄稼又生机勃勃，茁壮地生长起来。
这里，开头两句中的“欲”“足”二字用得好。一个欲字，准确地表现了连年不雨的大旱象，写出了满山遍野的庄稼草木都半死不活，快要枯死的样子，这里的“欲枯焦”并不是俱枯焦，已枯焦，而是眼看就要枯焦了，所以大雨之后，才能马上复苏。
一个“足”字，又充分表现了这场大雨下得大，下得好，已经足足地够用了，救活了眼看要被旱死的庄稼，解除了旱象，遍野的庄稼，大雨之后，又昂起头，挺起胸，像憋足了劲一样，猛长起来；并且，也从中透露出作者压抑不住的满怀喜悦之情。
“农夫，舞破蓑衣绿。和余，欢喜的无是处！”四句，写作者与民同乐。
雨还没有停止，农夫们就高兴地披上蓑衣，高歌狂舞起来，欢跳的蓑衣被扯破了，也不去管他，一直在雨中跳个没完，他们太高兴了，这里的一个“破”字，乍一看，实在并不美；不过，仔细琢磨，就会发现用得很推确，很好。因为此时的农夫是在高兴地狂舞，他们只顾高兴，把什么全忘了，所以把蓑衣扯破也不知道，这次关中大旱连续数年，灾情十分严重；甚至“杀子养母”、“饥民相食”，老百姓简直是活不下去了。这场大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突然而降的，这是救命雨，人们高兴地发狂。
这里的一个“破”字，把此时此刻农民们那种高兴到了发狂程度的情形准确地反映了出来，把管雨舞蹈的农民们的狂欢之情活托了出来。这就使人觉得，这里非用个“破”字不可，不能更易。这又与结句紧紧相连；因为农民们为此狂欢，所以作者也“高兴的无是处”。他和灾民们一样高兴，也高兴地不知道怎么好了。
作者在他生命最后的四个月里，为了治旱救灾，住宿公署，家都不回，白天东奔西跑，夜晚忧思难寐，把头发都愁白了。现在天降大雨，庄稼死而复生农民们个个欢欣若狂，作者也非常高兴。所以他“欢喜的无是处”。这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的深挚感情。他真是急民之急，与民同急，乐民之乐，与民同乐。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这样的封建官僚非常少有。像这样的作品，也是很少见的。
这首曲，使读者感到情真意切，好像是在倾听作者的自述经历。最后两句，“和余，欢喜的无是处”，简直可以看见作者的纯真无邪的赤子之心。
《咏红梅花得“红”字》是《红楼梦》中邢岫烟所作，该诗和《咏红梅花得“梅”字》、《咏红梅花得“花”字》都出自小说第五十回。书中众人在芦雪庵联句，贾宝玉写诗“落了第”，被罚往栊翠庵折红梅花。大家又叫新来的邢岫烟、李纹、薛宝琴每人再作一首七律，按次用“红”、“梅”、“花”三字做韵。专命折得红梅的贾宝玉做一首《访妙玉乞红梅》诗。
随着封建制度日趋衰落，当时的豪门，特别是贵族人士，在精神上也日益空虚，做诗成了一种消磨时光和精力的娱乐。他们既然除了“风花雪月”之外别无可写，也就只得从限题、限韵等文字技巧方面去斗智逞能。小说中已换过几次花样，这里每人分得某字为韵，也是由来已久的一种唱和形式。描写这种诗风结习，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这一阶层人物的无聊的精神状态。
从人物描绘上说，邢岫烟、李纹、薛宝琴都是初出场的角色，应该有些渲染。但她们刚到贾府，与众姊妹联句作诗不应喧宾夺主，所以芦雪庵联句除薛宝琴所作尚多外，仍只突出史湘云。众人接着要她们再赋红梅诗，是作者的补笔，借此机会对她们的身份特点再作一些提示，而且是通过诗句来暗示的。作者曾借王熙凤的眼光介绍邢岫烟虽“家贫命苦”，“竟不像邢夫人及他的父母一样，却是个极温厚可疼的人”（《红楼梦》第四十九回）。她的诗中红梅冲寒而放，与春花难辨，虽处冰雪之中而颜色不同寻常，隐约地包含着这些意思。
写边庭夜警、卫戍将士奋起守土保国的小诗。描写边塞风光和边地征战的作品，在唐诗中屡见不鲜。早在盛唐时期，高适、岑参、李颀等人就以写这一方面的题材而闻名于世，形成了著名的所谓“边塞诗派”，以后的一些诗人也屡有创作。但这组小诗，却能在写同类生活和主题的作品中，做到“语意新奇，韵格超绝”（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六评此组诗语），不落常套，这是值得赞叹的。
“朔风吹雪透刀瘢”，北地严寒，风雪凛冽，这是许多边塞诗都曾写过的，所谓“九月天山风似刀”（岑参），所谓“雨雪纷纷连大漠”（李颀），再夸张些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李白），“随风满地石乱走”（岑参），但总还没有风吹飞雪，雪借风势，用穿透刀瘢这样的形容使人来得印象深刻。边疆将士身经百战，留下累累瘢痕，如王昌龄所写：“不信沙场苦，君看刀箭瘢”，其艰险痛苦情形栩栩如生；而这首小诗却写负伤过的将士仍在守戍的岗位上继续冲风冒雪，又不是单就风雪本身来描写，而是说从已有的刀瘢处透进去，加倍写出戍边将士的艰辛。次句“饮马长城窟更寒”，是由古乐府“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句化来，加一“更”字，以增其“寒”字的份量。这两句对北地的严寒做了极至的形容，为下文蓄势。
“半夜火来知有敌”，是说烽火夜燃，响起敌人夜袭的警报。结句“一时齐保贺兰山”，是这首小诗诗意所在。“一时”，犹言同时，无先后；“齐”，犹言共同，无例外，形容闻警后将士们在极困难的自然条件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英雄气概。全诗格调急促高昂，写艰苦，是为了表现将士们的不畏艰苦；题名为“怨”，而毫无边怨哀叹之情，这是一首歌唱英雄主义、充满积极乐观精神的小诗。
清人李重华在《贞一斋诗话》里有段评论杜甫绝句诗的话：“七绝乃唐人乐章，工者最多。……李白、王昌龄后，当以刘梦得（注：指刘禹锡）为最。缘落笔朦胧缥缈，其来无端，其去无际故也。杜老七绝欲与诸家分道扬镳，故尔别开异径。独其情怀，最得诗人雅趣。”他说杜甫“别开异径”，在盛唐七绝中走出一条新路子，这是熟读杜甫绝句的人都能感觉到的。除了极少数篇章如《赠花卿》、《江南逢李龟年》等外，他的七绝确是与众不同。
首先，从内容方面扩展了绝句的领域。一切题材，感时议政，谈艺论文，纪述身边琐事，凡是能表现于其它诗体的，杜甫同样用来写入绝句小诗。其次，与之相联系的，这类绝句诗在艺术上，它不是朦胧缥缈，以韵致见长的作品；也缺乏运用于管弦的唱叹之音。它所独开的胜境，在于触机成趣，妙绪纷披，显得情味盎然，如同和读者围炉闲话，剪烛谈心；无论是感慨唏嘘也好，或者嬉笑怒骂也好，都能给人以亲切、真率、恳挚之感，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朴质而雅健的独特风格，是耐人咀嚼不尽的。
《戏为六绝句》（以下简称《六绝句》）就是杜甫这类绝句诗标本之一。以诗论诗，最常见的形式是论诗绝句。它，每首可谈一个问题；把许多首连缀成组诗，又可表现出完整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理论遗产中，有不少著名的论诗绝句，而最早出现、最有影响的则是杜甫的《六绝句》。《六绝句》前三首评论作家，后三首揭示论诗宗旨。其精神前后贯通，互相联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戏为六绝句》第一首论庾信。杜甫在《春日忆李白》里曾说，“清新庾开府”。此诗中指出庾信后期文章（兼指诗、赋），风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健笔凌云，纵横开阖，不仅以“清新”见长。唐代的“今人”，指手划脚，嘲笑、指点庾信，足以说明他们的无知。因而“前贤畏后生”，也只是讽刺的反话罢了。
第二、三首论初唐四杰。初唐诗文，尚未完全摆脱六朝时期崇尚辞藻浮华艳丽的余习。第二首中，“轻薄为文”，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史炳《杜诗琐证》解释此诗说：“言四子文体，自是当时风尚，乃嗤其轻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尔曹身名俱灭，而四子之文不废，如江河万古长流。”第三首，“纵使”是杜甫的口气，“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则是当时的人讥笑四杰的话（诗中以“卢王”来指四杰）。杜甫引用了他们的话而加以驳斥，所以后两句才有这样的转折。意思是即便如此，但四杰能以纵横的才气，驾驭“龙文虎脊”般瑰丽的文辞，他们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这三首诗的用意很明显：第一首说，观人必须全面，不能只看到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说，评价作家，不能脱离其时代的条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虽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应该恰如其分地给以评价，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学习。杜甫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但这三首诗的意义，远不止这些。
第四首诗继续第三首诗意，对那些不负责任地胡乱糟蹋前贤现象的批评，指责这些人自己的作品不过是一些翡翠戏兰苕一般的货色，而没有掣鲸鱼于碧海那样的伟著。
“不薄今人爱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杰等作家。杜甫之所以“爱古”而不“薄今”，是从“清词丽句必为邻”出发的。“为邻”，即引为同调之意。在杜甫看来，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清词丽句”不可废而不讲。更何况庾信、四杰除了“清词丽句”而外，尚有“凌云健笔”、“龙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张兼收并蓄：力崇古调，兼取新声，古、今体诗并行不废。“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
但是，仅仅学习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一类的“清词丽句”，虽也能赏心悦目，但风格毕竟柔媚而浅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须以恢宏的气度，充分发挥才力，才能在严整的体格之中，表现出气韵飞动的巧妙；不为篇幅所困，不被声律所限，在法度之中保持从容，在规矩之外保持神明。要想达到这种艺术境界，杜甫认为只有“窃攀屈宋”。因为《楚辞》的精彩绝艳，它才会成为千古诗人尊崇的典范，由六朝而上一直追溯到屈原、宋玉，才能如刘勰所说：“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则顾盼可以驱辞力，咳唾可以穷文致”（《文心雕龙·辨骚》），不至于沿流失源，堕入齐、梁时期那种轻浮侧艳的后尘了。而杜甫对六朝文学既要继承、也要批判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别裁伪体”、“转益多师”上。
《六绝句》的最后一首，前人说法不一。这里的“前贤”，是泛指前代有成就的作家（包括庾信、四杰）。“递相祖述”，意思是因袭成风。“递相祖述”是“未及前贤”的根本原因。“伪体”之所以伪，症结在于以模拟代替创造。真伪相混，则伪可乱真，所以要加以“别裁”。创造和因袭，是杜甫区别真、伪的分界线。诗人只有充分发挥创造力，才能直抒襟抱，自写性情，写出真的文学作品。庾信的“健笔凌云”，四杰的“江河万古”，就在于此。反过来，拾人牙慧，傍人门户，必然是没有生命力的。堆砌词藻，步齐、梁时期的后尘，固然是伪体；而一味模仿汉、魏时期古人的作品，也是伪体。在杜甫的心目中，只有真、伪的区别，并无古、今的成见。
“别裁伪体”和“转益多师”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别裁伪体”，强调创造；“转益多师”，重在继承。两者的关系是辩证的。“转益多师是汝师”，意思是无所不学，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这话有好几层意思：只有“无所不师”，才能兼取众长；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不限于一家，虽然有所继承、借鉴，但并不妨碍诗人自己的创造性，这是第一层意思。只有在“别裁伪体”，区别真伪的前提下，才能确定“师”谁，“师”什么，才能真正做到“转益多师”，这是第二层意思。要做到“无所不师”而没有固定的学习对象，就必须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学习别人的成就，在吸取的同时，也就有弘扬和舍弃的地方，这是第三层意思。在既批判又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熔古今于一炉，创作出诗人自己的佳句，这就是杜甫“转益多师”、“别裁伪体”的精神所在。
《六绝句》虽然主要是谈艺术方面的问题，但和杜甫总的创作精神是分不开的。诗中“窃攀屈宋”、“亲风雅”则是他创作的指导思想和论诗的宗旨。这六首小诗，实质上是杜甫诗歌创作实践经验的总结，诗论的总纲；它所涉及的是关系到唐诗发展中一系列的重大理论问题。在这类小诗里发这样的大议论，是前所未有的。诗人通过各种事例来总结出一系列的要点，将严正的笔意寄寓在轻松幽默的笔调中，娓娓道来，庄谐杂出。李重华说杜甫七绝“别开异径”，正在于此。明白了这一点，这组诗之所以标为《戏为六绝句》，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词的上片写作者思念宋徽宗、钦宗被虏北方，叹息自己还不能复仇雪耻，下片表达自己为国救民的抱负和抗敌必胜的信心。词中借典故抒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精神和豪迈的英雄气概。
上片写对二帝的怀念和报国无成的忧愁。“塞上风高，渔阳秋早。”因北国秋来，作者对囚居北国的宋徽宗、宋钦宗倍加怀念。渔阳本唐时蓟州，此处泛指北地。他所惆怅的是“翠华音杏”。自从二帝北行后，至今“翠华一去寂无踪”。（鹿虔扆《临江仙·金锁重门荒苑静》）“驿使空驰，征鸿归尽，不寄双龙消耗”。不论“驿使”，还是“征鸿”，都没有带来任何关于二帝的消息。这说明一位忠于君国的忠臣对北宋被金人灭亡这一惨痛的历史事件是刻骨铭心的。
“念白衣、金殿除恩；归黄阁，未成图报”。高宗起用李纲为相，李纲向高宗建议：“外御强敌，内销盗贼，修军政，变士风，裕邦财，宽民力，改弊法，省冗官……政事已修，然后可以问罪金人……使朝廷永无北顾之忧。”（《宋史·李纲传》）由于高宗外受金兵强大压力，内受投降派的怂恿，无力振作，决心南逃。李纲被罢官，他想到自己出身平民，深沐皇恩，“未成图报”，实在是无由图报，情有可原，只留下满怀遗憾，一腔悲愤。
下片由上片的“未成图报”过渡，继续抒发自己救国救民，抗敌雪耻的宏伟志愿。首先作者深有感慨地说，谁相信他有一片献给主上的耿耿丹心呢？朝政多变，情况复杂，和战不定，忠奸不辨，使他感伤。空叹自己“未作救民方召”。周宣王时，淮夷不服，召虎奉命讨平之。方、召都为周宣王时中兴功臣。李纲虽想效法方、召建立中兴之业，无奈高宗非中兴之主，不能信任他，他虽欲救国救民，不可得也。虽为自责之辞，亦不免含有对朝廷怨怼之意，只是怨而不怒而已。
“调鼎为霖，登坛作将，燕然即须平扫。”“调鼎为霖”出自《尚书·说命》。商王武丁举傅说于版筑之间，任他为相，将他治国的才能和作用比作鼎中调味。《韩诗外传》：“伊尹负鼎俎调五味而为相。”后来因以调鼎比喻宰相治理天下。武丁又说：“若岁大旱，用汝（傅说）作霖雨。”李纲感到古代贤君对宰相如此倚重，对比自己虽曾一度为相，仅月馀即被罢免。他认为个人的进退出处，无足轻重。而一念及天下安危，国家存亡，则愤懑之情，溢于言表。就他的文韬武略而言，如果登坛作将、领兵出征，他可以横扫燕然。此处泛指金国境内土地。李纲感到自己虽有出将入相之才，却无用武之地。
如果让他继续为相、为将，他将领十万精兵，横行沙漠，“奉迎天表”。李纲不是夸口，他的将才是杰出。据《大金国志》载：“靖康元年，斡离不围宋京师，宋李纲督将士拒之。又攻陈桥、封邱、卫州门，纲登城督战，杀数千人，乃退”。在被敌人包围的被动情况下，李纲尚能建立如此战功，如果真能让他“拥精兵十万”，则“横行沙漠”并非不可能。可惜他生不遇明君，又遭奸臣排挤，致使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壮志只能是梦想而已。皇帝被敌人俘虏，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迎归二帝，虽不可能重新君临天下，但这是报国仇、雪国耻，这也是包括李纲在内的南宋许多爱国志士的奋斗目标，李纲虽屡遭挫折，但愈挫愈奋，从不灰心，始终雄心勃勃，力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