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春瘦”三句,点明为“春情”而瘦矣。此言词人因春至而牵动相思情,并且被这“春情”缠绵得瘦弱不堪甚至比初春时,光零零的瘦削的梅花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人说:不知道我的这份相思情,伊人(即“花”)知道不知道?“任枕函”两句,写孤寂状。言词人哀伤离别,独饮闷酒已至半醉,恰遇信使至。拿到这信函,想拆又怕看到里面的离别之言,所以更添一层愁绪,复又饮酒,不禁大醉。于是他就散乱着束发,枕着尚未打开的信函睡着了。“否声”四句,今别离昔欢聚适成对比。词人说:言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否声淅沥更使睡在小楼中的词人觉得寂寞难受,又想起我俩从前艳春时节,外出斗草、探花的欢娱时刻,真不啻天壤之别矣。上片重在描述词人自己的“春情”。
“娇懒”三句,转而述爱人的“春情”,这也是词人推己及人的想当然耳。言她白天时一定闲得无聊,勉强拿起绣针刺绣,不一会又走了神,背地里又惹起了无限相思。“玉合”四句,女人相思中的细节描绘。言伊人细心地用兰花膏浸渍起相思豆珍藏在玉合中,并将玉合放置在彩色绣花囊里;又因为两情分离,令她无心歌舞,所以将舞衣叠好藏起来,即使因此而损坏了舞衣上的泥金凤凰饰品,也顾不上了;她独自倚栏而呆思,忽见栏干边的柳枝已经发芽,心知春已来临,更激起她的妒春心情,所以恨恨地折断柳枝泄愤。这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意境,离别之苦,由此可见。“几多愁”一句,总合两地愁绪。词人说:我们俩的离愁别恨,就是因为被这眼前的春否,绵绵的远山分隔成天各一方啊!下片重在描述爱人的“春情”。
此诗开头两句,诗人先勾勒出一幅秋日行旅图,把读者引入一个秋浓似酒、旅况萧瑟的境界。“红叶晚萧萧”,用写景透露人物一缕缕悲凉的意绪:“长亭酒一瓢”,用叙事传出客子旅途况味,用笔干净利落。此诗另一版本题作“行次潼关,逢魏扶东归”,这个材料,可以帮助读者了解诗人何以在长亭送别、借瓢酒消愁的原委。
然而诗人没有久久沉湎在离愁别苦之中。中间四句笔势陡转,大笔勾画四周景色,雄浑苍茫,全是潼关的典型风物。骋目远望,南面是主峰高耸的西岳华山;北面,隔着黄河,又可见连绵苍莽的中条山。残云归岫,意味着天将放晴;疏雨乍过,给人一种清新之感。从写景看,诗人拿“残云”再加“归”字来点染华山,又拿“疏雨”再加“过”字来烘托中条山,这样,太华和中条就不是死景而是活景,因为其中有动势——在浩茫无际的沉静中显出了一抹飞动的意趣。
诗人把目光略收回来,就又看见苍苍树色,随关城一路远去。关外便是黄河,它从北面奔涌而来,在潼关外头猛地一转,径向三门峡冲去,翻滚的河水咆哮着流入渤海。“河声”后续一“遥”字,传出诗人站在高处远望倾听的神情。诗人眼见树色苍苍,耳听河声汹汹,把场景描写得绘声绘色,使读者有耳闻目睹的真实感觉。这里,诗人连用四句景句,安排得如巨鳌的四足,缺一不可,丝毫没有臃肿杂乱、使人生厌之感。其中三、四两句,又出现在他的另一首作品《秋霁潼关驿亭》诗的颔联,完全相同,是诗人偏爱的得意之笔。
“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本来,离长安不过一天的路程,作为入京的旅客,总该想着到长安后便要如何如何,满头满脑盘绕“帝乡”去打转子了。可是诗人却出人意外地说:“我仍然梦着故乡的渔樵生活呢!”含蓄地表白了他并非专为追求名利而来。这样结束,委婉得体,优游不迫,有力地显出了诗人的身份。
首悲秋的词,其中渗透着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过墙高”是描写秋天萧瑟的景象,“日斜孤馆易魂销”是写个人的情绪。这是古人写悲秋题材时常用的套路。古人悲秋作品中的秋景是用来起兴的,因此一般都是写眼前实景。而“芙蓉”和“萧艾”两个词出于《离骚》,它们本身又是有象征意义的。所以,“已落芙蓉”两句虽看起来是“写境”,其实也有可能是“造境”。这种景象,也许确实是当时眼前所见的景象,但“萧艾”与“芙蓉”对举,再加上“半枯”和“过墙高”的形容,实在颇有些调侃的味道。似写实景而又暗含有寓托的深意,似含深意而实际上又是现实的写景,这正是王国维所擅长的本领。
但到了下阕,作者就开始把个人不遇的悲伤导向他的主旋律——对整个人间的悲悯了。“坐觉清秋归荡荡”是说,秋天虽然凄凉,但秋天的一切也正在消失,继之以更为凄凉的冬天。“眼看白日去昭昭”是说,白天很快也就要过去了,继之以漫长的黑夜。这两句的口吻,使人感到一种宿命已定无可奈何的恐惧。“争度”,是“怎么度过”。这是一种疑问,其中充满了对人间未来的担忧与焦虑。
《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不过是一篇绘画题记,却写出了文同高明的画论、高超的画技和高尚的画品,写出了作者自己与文同的友谊之深,情感之厚;文章看去好像随笔挥写,却是形散神凝,“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全文分三段。第一段从文与可的画竹理论写起,突兀不凡,生面别开,起首就给人以一种新鲜感;第二段叙述作者和文与可交往中的趣事;最后一段说明写作此文的缘由。这篇散文语言天然本色,朴素清新;全文好似从作者胸中自然流出,滔滔汩汩,毫无滞碍,所用语言不加雕琢,文从字顺,活泼流畅。
文章劈头的一段议论,提出十分精彩的画竹主张。“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但议论又不能发挥过多,否则便离开了追怀、悼念逝者的主题。所以下面紧接着指出:“与可之教予如此。“点明被追怀、悼念的《筼筜谷偃竹》的作者文同。是文同这么告诉苏轼的。苏轼也是诗人而兼书画家,他和文同建立了深厚情谊,不只因为是朋友、亲戚,也不只因为彼此的政治倾向一致,还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艺术爱好,他们写文章赠答,用诗歌唱和,而且在画竹方面属于同一流派。文同关于画竹的主张,实际上也是苏轼的主张。苏轼曾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古铜叶》诗中描写他在友人家喝酒后作画的过程,同时还在《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诗中认为写诗要像追赶逃犯那样紧急,迅速把眼前景色描绘下来,略有迟缓,景色一消失,就没法描画了。这如同画竹的“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一样,必须善于捕捉形象,并且及时加以表现。其实绘画作诗,原理本来相同,都讲求形象的气韵生动,而不追求外在体貌的形似。我们以前讲过,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也指出绘画上注重外形相似,这就等于小孩子一般的见识。如果写诗也这么要求,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不懂得诗。画竹的钩勒法,“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就是力求形似,而水墨画法的主张“胸有成竹“,然后—挥而就,则是力求神似,通过竹子的完整形象表现出竹子的神态来。
苏轼很谦虚,他说这些艺术见解是文同告诉他的。而且,苏轼还讲述了实际是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关系,并且提到一般的认识论原理上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这是上文“胸有成竹“一段议论的补充与深化,也是一位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各方面都有着极深造诣的艺术家的甘苦之言。苏轼从自己的方面指出由于“不学“而“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那言外之意,还是在肯定文同的艺术理论的同时,进一步肯定其艺术实践的“操之“甚“熟“,因而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文章总是紧扣着追怀、悼念文同这一主旨。所以下面又引用一段旁人赞扬文同的话来加以印证。“子由为《墨竹赋》以遗与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养生者取之;轮扁,斫轮者也,而读书者与之。今夫子之托于斯竹也,而予以为有道者,则非邪?’“子由,是苏轼的弟弟苏辙的字。
《墨竹赋》是苏辙为文同所画的墨竹而写赠文同的一篇赋。赋中以“客“的口吻,举了两个古代技艺高超的的事例来说明文同的精于画墨竹是表观了他懂得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在这篇《墨竹赋》中,苏辙用庖丁解牛和轮扁斫轮来比喻文同,认为文同具有高超的画竹才能,但画竹只是作为寄托,他实际是了解、掌握了事物规律的人。苏轼引用苏辙这几句话,是把文同画竹的得心应手、挥洒如意提到“有道“的高度来认识,而不停留在绘画技巧本身。不过,苏轼还指出:“子由未尝画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因为苏辙不会作画,所以他只能从一般意义上来评论,而苏轼自己也是画家,他除了通过画竹了解文同是“有道“的人以外,还能掌握文同画竹的方法。这里,用“并得其法“一句收结了前面关于画竹的议论。
文章的第一段,高度评价文同的画竹主张和画竹实践。下面由“并得其法“引出文章的第二段,叙写作者与文同关于画竹的书信、诗歌往来的故事,进而高度评价文同的画品、画德,并且归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上来。
文章的第二段开始说的几句是说文同对自己的画竹,开始并不很看重,人有请求,就答应为之作画。其后四面八方拿着绢绸请求作画的人脚踩着脚,越来越多,文同便厌烦了,把绢绸投掷在地,说是用来做袜子,表示极端轻视。文人官僚之间把他这件事当作谈话的资料。苏轼通过求画人的“足相蹑于其门“,写出文同画竹的为人们所喜爱和贵重,又通过文同把缣素“投诸地而骂“,写出文同的不肯自居于画匠,以画竹作世俗应酬,沽名钓誉。文同不肯轻易为人画竹,却同苏轼开玩笑,要人们去找苏轼画竹。这样一来,做袜子的材料绢绸就集中到苏轼那里去了。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文同与苏轼之间关系的亲密,而且说明了苏轼对文同的精于画墨竹确实是“并得其法“的。苏轼略举文同信后附诗的两句,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鹅溪绢,是鹅溪出产的绢绸。鹅溪在四川盐亭县,那里出产的绢绸洁白、均匀、细致,很适宜于作画。扫取,是挥写而成的意思。寒梢,指经冬不凋的长长的竹枝。
这两句诗体现了文同的墨竹画法:竹子是一挥而就的,即“扫取“,画在短短的一段绢绸上,却具有直节云霄之势,所谓“万尺长“。文章至此点山《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两位诗人而兼书画家的朋友,亲戚之间,为了二百五十匹绢绸的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调笑,实际上是彼此心照不宣地谈论着画竹的艺术。“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与“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其精神实质完全一致,都说明了生活与创作的源与流关系,说明了艺术美不同于自然美,说明了诗人画家在自己的作品里对现实客观事物所进行的提炼、集中、夸张、渲染。《筼筜谷偃竹》这幅绘画就是如此,所谓“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
因为提到了筼筜谷,自然需要对这个地方作一交代。但苏轼不是孤立地进行介绍,而是由此又描述了文同的一件趣事、雅事。文同在洋州喜好种植花木,修建园亭,曾就各处景物逐一题咏,写了《守居园池杂题》诗共三十首。苏轼也逐一和了诗,这就是《洋州三十咏》,苏轼诗集作《和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其中第二十四首题为《筼筜谷》,即这里所引的诗,诗中扣着筼筜谷产竹,描写文同爱山爱竹并喜欢吃竹笋。汉川,即指洋州,因洋州在汉水上游。箨,是笋壳。竹子一名龙孙,所以称竹笋为箨龙。渭,指陕西的渭水。《史记·贷殖列传》曾记载“渭川千亩竹“,那里的人因而很富有,相当于“干户侯“。这里借用“渭滨干亩“,来表示洋州盛产竹子。全诗意思是洋州那么多高高的竹子,像蓬草一样遍地都是,斧头逮着竹笋就砍,想来是太守清贫贪馋,把渭水边上千亩竹林都吃进了肚里。这也是开玩笑的话,所以文同打开信封读完这首诗,那时他正和妻子在筼筜谷烧竹笋进晚餐,不由得大笑起来,口中的饭喷了一桌子。这一段简短的描述,十分形象,生动,刻画了文同豁达、爽朗的思想性格,也表现了苏轼同他的亲密关系,但更重要的还是突出了文同的品德。作知州而“清贫“,以竹笋为食,是写其廉洁,携妻子游山,自备晚炊,是写其旷放,而“渭滨千亩在胸中“,则又照应前面的“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议论,以诙谐的笔调,通过文同的趣人趣事、雅人雅事,写出他的画竹理论主张。
文章的第二段写到《筼筜谷偃竹》的题目。下面第三段则以交代文章的写作缘由作为全篇的结束。文同于元丰元年(1078)十月被任命为湖州知州,湖州,治所在今浙江吴兴县。文同去湖州上任,元丰二年(1079)正月二十日病逝于陈州的宛丘驿。这年七月七日、继文同任湖州知州的苏轼晾晒书画,看到了文同送给他的《筼筜谷偃竹》,感伤故旧不禁痛哭失声。他放下画卷,便写下这篇记念文章。“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曹孟德,即曹操。桥公,指桥玄。曹操年轻时,桥玄对他多有鼓励帮助,后来他们的情谊日益加深,曾约定无论谁死了,活着的人路过墓地而不用鸡酒祭奠,那么车过三步就要闹肚子疼。这不过是说着玩的话,但显示了二人关系的不同寻常。苏轼引用这个典故,来说明他在这篇文章中记述当年与文同的“戏笑之言“,也为的显示他们之间的“亲厚无间“,那么,作者对逝者的追怀之深切、悼念之沉痛也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作者先描绘了达官贵人、名娃闺秀、名妓闲僧、慵懒之徒四类看月之人;与这些附庸风雅的世俗之辈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最后一类,即作者的好友及佳人,其观景赏月时行为的持重高雅、情态气度与西湖的优美风景和谐一致。作者对五类人的描述,字里行间不见褒贬之词,然孰优孰劣、孰雅孰俗则昭然若示。文章表面写人,又时时不离写月,看似无情又蕴情于其中,完美而含蓄地体现了作者抑浅俗、颂高雅的主旨。
农历七月半,正当月圆之际,此时游湖,本应赏月观景,文章一开头却说“一无可看”,先将题目正面一笔扫倒,接着说“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从反面揭题,选择一个独特的视角来抒写自己的观感。开头这闲闲两句,简练警切,不落俗套,且直接导出下文。
接着即写“看七月半之人”。七月半游湖之人千千万万,何能遍看,作者自有手眼,即“看五类看之”。
其一,是有身分、有地位的官僚,坐着豪华的大船,摆开丰盛的宴席,奴仆侍奉,演员献艺,船上灯火通明,声乐齐鸣,好不气派。这种人“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即有意自炫而无心赏月,作者一语刺破此辈假冒风雅的嘴脸。
其二,是豪富之家,千金闺秀,携带美貌家童,露坐于船上的平台上,哭哭笑笑,娇声娇气,左张右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这一类人是乘机玩乐,本不想看月,也不必作出看月的样子,其有别于第一类者在于不借“看月”之名,虽然庸俗,却不假冒风雅。
第三类,船上有声歌,有名妓闲僧随侍陪游,可见也非等闲之辈。浅斟低唱,颇有韵致,且“亦看月”,较之“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和“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的前二类人,似乎要风雅一些。作者用了四个“亦”字,正是比较而言。但这一类人虽然“亦看月”,更重要的却在于“欲人看其看月”,则不免有意做作,其“风雅”也要大打折扣了。
第四类,是一批市井好事之徒,他们与前三类大不同,不坐船,不乘车,衣衫不整,三五成群,在人丛中乱挤乱撞,专拣热闹处钻。他们大呼小叫,旁若无人,甚至假装酒醉,东倒西歪,手舞足蹈,嘴里哼着走了调的流行曲调,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此辈“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无所不看,而“实无一看”。他们看此为乐,什么雅与俗,统统不在话下。古往今来,大凡在人群簇拥的热闹场合都能碰到此辈。作者在此白描传神。
第五类,是清雅之士。他们坐的是小船,船上还挂着细薄的帷幢,大约是不想露面吧。明净的几案,通红的沪火,煮好茶,慢慢地品味,二三好友,绝色佳人,一同赏月,确实雅兴不浅。但是他们不想被人看见,有的把小船隐蔽在树荫下,有的则悄悄地划向里湖,躲避喧闹的人群。他们在清净处得看从容看月,而不被别人看见,他们的看月纯是兴之所至,自然而然,并无做作之态。
作者写五类人,观察细致,描绘生动,各色人等,无不现身纸上,而作者似乎不动声色,五个“看之”,大有冷眼旁观之概。然而他的主观褒贬之情还是从笔下的形象中表现出来了,第一类是假冒风雅的官僚,第二类是无意风雅的豪门,第三类则欲显风雅而不免做作,第四类是不知风雅为何物的市井好事之徒,第五类是不欲显其风稚而真正风雅的文人雅客。作者对前二类人显然嗤之看鼻;对第三类有所肯定,也有所讥刺;对第四类虽然不作肯定,却似乎欣赏其放荡中亦有几分天真;对第五类则显然引为同调。五类人,依次写来,如镜头推移,声态各异,境界不同。纷杂的情景再现于笔下,作者并不现身评点,却于客观的画面中分雅俗、寓褒贬,兼有史笔与传神之妙。
第二段写杭人游湖好虚名,凑热闹。“已出酉归,避月如仇”,即喜欢白天游湖,像怕见仇人一样躲开月亮。袁中郎在《晚游六桥待月记》中也批评过杭人只爱白天游湖,不会选择时间,白白放过西湖最美的时刻。农历七月十五之夜,例应游湖,杭人出于好名,则成群结队而出。西湖在杭州城西,游湖须经城门,而城门关闭有定时,这一晚就多赏给守门的兵士一些酒钱,好晚些关门。二更看前,湖上人声乐声,闹成一片,“如沸如撼,如魔如吃,如聋如哑”,连下六喻,形容声音嘈杂,含糊难辨一。这一片刺耳的嘈音,破坏了西湖月夜的静谧气氛。这是写听觉感受的不堪。从视觉一面来说,则“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连用四个短句,将湖上密密麻麻舟船相触,肩摩踵接的拥挤状况形容尽致。拥挤中的人群,哪里还有兴致赏月,见到的无非是一张张贴得很近的油汗淋漓的面孔罢了。这与其说是游湖,不如说是赶市。“少刻兴尽”,狂热的兴头维持不了多久,官老爷们宴席已散,衙役喝道,率先离去。船上的人也纷纷上轿,轿夫还看城门将闭来催促人们上岸,岸上的人也争先逐队进城。各色人等作鸟兽散。灯笼火把,排列成行,如闪烁的星星在夜幕中移动消失。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莫名其妙,名为游湖看月,实与西湖风月毫不相干。这一段插叙,回应开头“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的论断,具体描写,缴足其意,同时又为下文作铺垫和反衬。
“吾辈始般舟近岸。”最后一段从前面第三人称的叙述,突然转为第一人称的“吾辈”,叙述角度变换了,加强了主观的抒情色彩。“始”字,很可玩味,表示喧闹嘈杂的场面一告结束,西湖恢复了宁静安闲的本貌,湖山美景即开始属于“吾辈”,“吾辈”也就开始登场了。“断桥石瞪始凉”,这个“始”字,则表示被人踩热的石阶也刚刚退烧,恢复平静,这是一种外化了的心理感受。“此时月如镜新磨,山复整妆,湖复靧面”三句,则写一种崭新的审美感受,唯“此时”才能有此感受。一规圆月,如新磨之镜,清光格外皎洁可爱;湖光山色,如美人重新梳妆打扮,益发显得容光照人。此时,对景畅怀,与客纵饮,“向之浅斟低唱者出,匿影树下者亦出。吾辈往通声气,拉与同坐”。“浅斟低唱者”即前文所写之第三类人,大醇小疵,还算有赏月雅兴;“匿影树下者”则为第五类清雅之士。五类人中唯此二者独留,故与之声气相通,有共同语言,拉来同坐。“韵友来,名妓至,杯著安,竹肉发”,这四个短句,写相得共赏之乐,节奏欢快,心情亦极欢快。“月色苍凉,东方将白,客方散去”,写通宵盘桓,兴尽方散,与前文众人游湖匆匆聚散恰成对照。兴尽而散,却并不急于回城,而复纵舟,“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这个富有诗意的结尾,更显得雅韵流溢,余香沁人。可见西湖七月半自有其迷人之处,一被俗人点污,则一无可看;一成为雅人的世界,则处处是诗。作者的审美情趣自然是高雅脱俗的,但也不免传统文人孤高自赏的毛病。
此文写人物场景,极纷繁复杂,而又极有条理。五类人物,两种场景,写来如见其人,如临其境。其观察之深人细致,笔墨之精练老到,确实令人佩服。行文错综,富于变化,转接呼应,均极自然。开头奇警峭拔,结尾则韵味悠长,全篇运用对比映照,严于雅俗之分,而又妙在不作正面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