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由古至今，文人雅士以“月”为题的诗文不胜枚举，从《古今图书集成》所搜罗的作品，即可见一斑。谢庄有五子，他替他们取了甚为风雅的名字，分别是飏、朏、颢、从（上有山）、瀹（上有草）。有风，有月，有山，有水，可见谢氏是个性情中人，甚为风雅，且对“月”定有一份难以名状的好感，故也以“月”为题，创作了《月赋》。纵然在当时，人们对《月赋》的评价已十分不一致，如，宋孝武帝为之“称叹良久”，认为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佳作；颜延之则说：“美则美矣，但庄始知‘隔千里兮共明月’。”.后人更拿它来和宋玉的《风赋》、谢惠连的《雪赋》做比较，但看法仍有分歧。就以“月”为题的文学作品来看，谢庄的《月赋》仍是其中的翘楚，否则，像《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就不会相当一致地都收录了这篇文章。
二
我们可以发现谢庄的行文并不直接切入主题——“月”，而是拿曹植和王粲来替自己说话，先是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作为起笔。之后，陈王“抽毫进牍，以命仲宣”，让主角转到王粲身上，文章由此处宕开，最后，再以陈王连连称“善”作结。以这样的虚构来从事文学创作，谢庄并非头一位，这种以构拟的人物进行对话的行文方式，早已成了“赋”文学的一特征。
而谢庄仅仅是踵继前人的作法，却引来不少的批评，认为《月赋》既然借历史人物来创作，但也该考虑到是否合乎史实。如，王粲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春，徐干、陈琳、应玚、刘桢也都卒于这一年，而到了魏明帝太和六年曹植才被封为陈王，谢庄却称曹植为“陈王”，又有说既已假托王粲之口来抒发情感，就不应该写入孙坚夫人梦月入怀而生孙策的传说事件。这样听起来似乎言之成理，但，对于一篇非史非传的文学作品而言，我们理当以较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它，不应如此苛责，因为他并不损害文章的美感。
由于《月赋》以“陈王初丧应刘，端忧多暇”为开头，让谢庄笔下的“月”注定以愁忧的形态出现。风月、山水本是无情的，因人而沾染了许多的情感，“月”亦是如此，它本身并没有喜怒哀乐，是谢庄希望让它带著情感的色彩。而长年为病所苦的谢庄，自称已是“常如行尸”而“无意于人间”。有这样的情怀，心中那份说不尽的哀戚，当然也很容易地渲染了所见到的“月”。
人也会随著外在景观的改变，而体悟自我，所谓“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指的正是这个道理，而一年四季中，最容易让人有悲伤、凋零之感的，应是“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秋天，在这样的季节里，“月”自然也会浸染惆怅与孤凄。所以，谢希逸也就以秋天的“月”作为《月赋》描写的主题对象。
三
“月”既然是全文描写的主题对象，而谢庄在四百四十三个字中，直接点出“月”字的，虽然仅有六次，但是每一次都是那么恰到好处。
曹子建因刚遭受知己亡故之痛，忧闷不乐，已久未出游，夜半时分愁绪又起，遂外出解闷。遥望着天空，见到“白露暧空，素月流天”，心中不胜感慨，低声吟诵起《诗》句来，仍觉不足以消愁解闷，于是要王仲宣为此情此景写一篇文章。原本愁思是闷在曹植的内心里，因为偶然之间见到“月”，那份内在的情绪也就有了一个可供寄托的外在具象——“月”，让无情的“月”和有情的人彼此接触在一起，展开了对“月”的描写。
王粲在陈王授意之下，先是一番的谦虚，述说自己的不才，幸蒙陈王的恩宠，不敢有负此恩，只好姑且一试，接著就说道：“日以阳德，月以阴灵。”以类此“日”、“月”的对比，及其延伸出的“阳”、“阴”观念做为开头，引领出种种附着人的价值观的“月”和“月”的神话传说，可以说是铺陈、说理的成分多，而写景、抒情的成分甚少，“朒朓警阙，朏魄示冲”，将“月”相的变化说成了是在警示人君的作为须合德，须谦冲；“委照而吴业昌，沦精而汉道融”，更引用了梦“月”入怀的神秘传说，让“月”与朝代、家国的兴衰产生了一定的系连，凡此种种，想必是汉赋“铺采摛文”和“劝百讽一”的遗型。
写完了“月”的种种典故，谢庄又继续借王粲之口，连写了十四句优美异常的文字，虽没直接点明就是在写“月”，但句句扣紧“月”：先是以六个句子来描写天上的云气、地上的湖光山色的种种，为月的升起营造出不凡的气象；等到月由东方缓缓升起，也仅以“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如此不著痕迹的笔法写出；接著，又是以六个句子来形容月色本身和月色底下的景况。正由于月色是如此的俊美，君王也因而喜爱此月，罢去所有的歌舞，也就“去烛房，即月殿”，此时才明言“月”字，做为前文的说明，也为后文预留了线索。
走向“月”殿，带来了羁旅的几许孤寂，感受到至亲好友不在的凄楚，王粲的“月”也从没有直接感情的柔美，转为诱发感慨的凄美。此时，不管是天籁，还是乐音，听来一切都是那么凄苦异常，更反过来使人有一种无限的郁结萦绕于胸，最后发现唯有“愬皓月而长歌”，才能消解种种的不乐。因“月”引发愁绪，也唯对“月”长歌才能消除愁绪，表示只能与“月”对话，这就更显出羁旅的孤独与悲哀。
对“月”长歌什么呢？“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临风叹兮将焉歇？川路长兮不可越。”望着“月”，一时间感到虽与美人相隔甚远而无法相见，但那共有的明“月”可以传递彼此的信息，也算稍稍慰藉相思之苦，回过神来，发现距离终究是无法超越的。这种因“月”而引发对家乡、对情人的相思，可说是千古不变的母题。由于唱得深情款款，听者也听得入神，却霎然而止，听者恍然若失，于是又歌一曲：“月既没兮露欲晞，岁方晏兮无与归，佳期可以还，微霜沾人衣。”“月”将西没，是岁也将终了，要人趁时光尚好时回去，正与“升清质之悠悠，降澄辉之蔼蔼”的“月”升起的情形相呼应，做为完美的结束。
最后，陈王的连连称“善”，不但给予王粲一个回应，也算回应了文前的“陈王初丧应、刘”，总结了全文。
四
据史书的记载，与谢庄同时的袁淑，看过谢庄所作的《赤鹦鹉赋》之后，曾感叹道：“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李调元称此赋“属对工整”，且认为是“律赋先声”。而与《赤鹦鹉赋》同一时期所作的《月赋》，亦运用了许多整饬的对偶，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等对，甚至有骈四俪六的句式。以最为人所称道的“若夫气霁地表”至“周除冰净”一段为例：
“气霁地表”对“云敛天末”
“洞庭始波”对“木叶微脱”
“菊散芳于山椒”对“雁流哀于江濑”
“升清质之悠悠”对“降澄辉之蔼蔼”
“列宿掩缛”对“长河韬映”
“柔只雪凝”对“圆灵水镜”
“连观霜缟”对“周除冰净”
十六句中两两对偶，有五组四字句对，二组六字句对，而且前八句更是“四、四；四、四；六、六；六、六”的骈四俪六的句式；且“末”、“脱”二字同一韵，“濑”、“蔼”二字又一韵，“映”、“镜”、“净”三字也同韵，知其亦开始讲求押韵。
总之，《月赋》除了情感的表达甚为成功，结构上亦是自为完整的一体，句子的对偶、押韵，也充分展现了“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的时代特色。
1906年初，王国维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堂去了北京，在晚清学部图书局任职。因一时尚难安定，故与罗振玉之婿刘季英——《老残游记》作者刘鹗之子，同住在罗振玉家。罗家有个男仆叫冯友，喜欢上一个旗人洗衣女子，这女子也常去罗府。刘季英便戏吟出两句：“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可能一时没写成，也可能后来失了兴致，这两句就一直被压在砚台下面。王国维偶然看到这两句，觉得写得很有神韵，当然他也知道这两句背后的故事，据此足成《蝶恋花》一首（参龙峨精灵《观堂别传》）。词云：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大概在这首词创作后不久，王国维就将其编入《人间词甲稿》，发表在他主事的《教育世界》上，这也是少数写于北京却被收入甲稿的词作之一。后来，王国维应吴昌绶之请，将之前发表的《人间词甲稿》《人间词乙稿》进行删订整合，并补充甲乙稿发表后所写，手写一本《人间词》，这首《蝶恋花》仍在其中。
龙峨精灵即刘蕙孙，乃刘季英之子。因为有了刘蕙孙的追记，使得这首词的本事变得很明确了。虽然刘蕙孙在后来写的《我所了解的王静安先生》一文中关于本事的描述有一些变化，譬如与冯友的关系便没有再提，旗女的身份虽然没有变，但前者说是洗衣女子，后来说是一家卖水老虎灶打水的女子。关于这首词的创作，也变成刘季英与王国维因为经常同时出门，总是看着这个大脚的旗女，便起了调侃之心，刘季英先作得“窈窕”二句，为静安所赏，但刘季英无力或无心成篇，遂将此二句奉送静安，数日后，静安续成此词。
其实，刘蕙孙后来的文字删去了旗女与冯友的恋爱关系，对于解读这首词倒是更称便捷了。除了“年十五”乃指称此女子已至“及笄”，是待嫁的年龄，可能与婚恋有关以外，此词本身并无爱情方面的直接描写，若因为刘蕙孙早期的文字而强作联想，也许语境就被刻意支离了。
无论是根据刘蕙孙的追记，还是直接勘察语境，此词的核心都是描述这位旗女的“天然”之态。“天然”的具体表现有三：其一，身材长相的天然之美，如“窈窕”“一树亭亭花乍吐”，都是状其身姿有一种自然风韵，而“亭亭”二字，尤可见其身材之修长；其二，举止自然大方，如“惯曳”二句，一方面写出了旗人惯常的装束，更以“不作纤纤步”表现出此女并未如汉族女子一般裹脚，而是一种天足，因为天足之自如，故其步履自然不是纤纤之态了。萧艾说：“‘惯曳长裾’，旗装也。‘不作纤纤步’，天足也。唯卖浆旗下女子，足以当之。”（《王国维诗词笺校》）是契合词境的。“曳”长裾正是为了便于放开步履，再缀一“惯”字，可见其素来天足大步之习惯。特以“不作”二字，状其自然之天性；而且此“不作”二字，实有藐视传统的意味，因为“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自来将纤纤细步视为女性柔婉品性之体现。其三，笑容灿烂之美。“嫣然”是描写其笑靥迷人之状。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有“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之句，《文选》注即以“笑貌”来解释“嫣”字，阳城、下蔡皆为古地名，宋玉极言其笑容之美在当地引起的关注和震动情形。
王国维写这种“天然”的魅力，除了直接描写之外，还非常注重对比的写法。
上阕是将旗女与“人间”的女子群体作对比，此旗女在人群中一出现，就觉得其他女子不堪与比，黯然失色了，因为那种源自天然的窈窕身姿和嫣然之貌，是如此的清新脱俗。这一层对比其实已经将旗女之美拔出在众女之上。“通一顾”即仔细看一遍的意思。陈师道《小放歌行》诗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这首诗素被视为是陈师道以娉婷美女自喻高才，大概要尽力展现自己的才能，所以才“不惜卷帘通一顾”了，目的是让“君”看分明。王国维当然不一定就是这个意思了。陈师道诗之“通一顾”乃自炫之意，王国维词之“通一顾”不过是为了与人间的美女更多地进行比较的意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颜色”本身就是形容有姿色的女子，如白居易《长恨歌》说：“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人间这些平常看来颇有姿色的女子，在此旗女的映照下，也不免相形见绌，可见此旗女的美确实不同凡响。
下阕则将燕姬与吴娘进行地域性的对比。燕姬就是北方美女的意思，《古诗十九首》即有“燕赵多佳人”之句。而吴娘一般指江南尤其是苏州一带的女子。王国维此词虽然作于北京，但也是从苏州离开不久，故吴娘之美自是尚在印象之中。苏州女子以善舞出名，白居易《忆江南》有“吴娃双舞醉芙蓉”之句，极力形容吴地女子的舞姿之美。舞者多细腰，此细腰往往非天然长成，而是因舞蹈之需刻意训练而成，故此细腰多失自然之美。《韩非子》即有“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之说，可见此细腰背后其实饱含着心酸。且吴娃双舞，多因酒宴助兴而起，为取悦客人，自是极力表演。而一旦与“表演”有了关系，“天然”的韵味便不能不受到遏制。王国维《留园玉兰花》也有“窈窕吴娘自矜许，却来花底羞无语”之句，这种“矜许”自然有失天然了。所以客人虽或因一时之兴，曾当吴娘面夸其舞艺精湛，而吴娘遂因之更加卖力，浑然忘却“天然”之美实远在表演之上。
“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乃是对此旗女的点睛之笔。为了突出“天然”二字，王国维真是用尽笔墨，在铺张中强化，在强化中点题，将一个长相出众、身姿绰约修长、笑容嫣嫣、步履大方的北方旗女形象塑造出来。这样健康、自然、大方的女性形象，在诗词中其实是并不多见的。刘季英和王国维固然是因一时之兴而作，或不无雅谑之意，但客观上呈现出来的这一种女性美却也一新耳目。
如果仅从字面上勘察这首《蝶恋花》，上面的分析自是切合本事、圆融自如的。刘季英或许只是欣赏旗女本身之美，故其拈出二句，也只在身姿体态的描写上。而王国维不仅用对比的手法将此旗女之美予以强化，更以“天然”二字涵括这种美之特质，则说此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国维的审美观，当然是合乎情理的。陈永正说：“本词也可以作一篇词论读。”（《王国维诗词全编校注》）叶嘉莹认为此词通篇都具有象喻的潜能，“很可能是王氏将自己的为人修养与论词之见解的两种抽象情思化为具象之表达的‘造境’之作”（叶嘉莹、安易《王国维词新释辑评》）。而在我看来，这首词未必句句象喻，也不止是一篇词论，而完全可以视为在审美观念上以“天然”为旨归的一篇文学通论。参诸王国维其他论诗词曲之语，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王国维对自然美的推崇之情可见乎词。他在《宋元戏曲考》中曾将元曲视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又说：“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可见，“自然”乃是王国维对文学经典的一种基本认知。元曲“自然”品格的形成正因为那些作者在创作杂剧时，并非要以之求得名誉，也没有如司马迁一样要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后人”（《报任安书》），以获后世之共鸣。“彼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乘兴而作，是他们笔下文字自然真实、活泼有致的原因所在。如《蝶恋花》中之旗女天足大步，即非邀人之赏，而是一种乘兴的姿态，故深得王国维欣赏。
比《宋元戏曲考》完成更早的《人间词话》，虽然以境界说驰名，但境界的核心也仍是落在“自然”二字。如关于造境与写境之分，写境本自然而来，造境也必合乎自然，这是王国维明确要求过的。他评价姜夔的词虽然“格韵高绝”，但毕竟读来如雾里看花，终究相隔一层，他把“不隔”作为词之审美的基本标准，也是心中悬着“自然”的缘故。清代词人纳兰性德被王国维视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原因无非是其“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如果不论这些具体品评，王国维关于“大家之作”的总结性意见，也不过是“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三句话而已，而每一句都关合着“自然”的要义。明乎上述种种，可见王国维对“自然”的推崇固是一贯的，则其对生活中所遇见的具有自然之美的女性会多一份关注和青睐，也就可以理解了。尤其是因为他反对“矫揉妆束之态”，则其对吴娘善舞却为腰肢所误，自可对应来看。
《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皆撰于此《蝶恋花》之后，我们固然可以将此二书对自然之美的推崇视为是《蝶恋花》对“天然”之美特加赏爱的延续。但若由《蝶恋花》一词追溯其源，则王国维此前所撰《文学小言》一组17则，就特别值得关注了。
作为早期文学观念的集中表述，王国维承西方之思想，提出“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之说，而所谓“游戏”，就是排除了利禄的诱惑和刻意修饰的艺术。所以在王国维的语境中，“的文学”“文绣的文学”，都不是真文学，因为其背离了“游戏”之心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的底蕴尤在“真实”二字。真实既是一种人格体现，又是一种艺术传达。王国维把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四人作为中国文学之杰出代表，即是其“高尚伟大之文学”中包含着“高尚伟大之人格”。这种文学与人格的合一，在艺术上的重要体现之一便是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如屈原的“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便是最突出之例，而宋玉、景差及以下辞人便不免愈趋而下了。
很显然，《文学小言》的文学观念，在这首《蝶恋花》中有着生动的回响。王国维以一个旗女的“天然”之美，与有着“妆束”“文绣”嫌疑的吴娘之舞对照而言，再度将“自然”之韵致彰显出来，并在此后的《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继续拓展深化这一话题。由这一理论的演绎过程，也可见出《蝶恋花》一词在这种审美思想前后绾合中的特别意义。
这是一首伤春怀人之作。上片写暮春之景。伤春偏逢春暮，浓密的柳荫，已阻碍了游丝的飞度，游丝这里喻指相思心绪。桃花渡口、开满白蓣花的水边，那正是两人分手的地方。下片抒写相思之情。终日枯坐，难觅佳句，缭乱胡琴，夹杂风雨，长夜不成眠，惟有淡月相伴。
开篇词人即点明时令及自己的心情，为全词奠定了忧伤的感情基调。暮春时节是多愁之人最难度过的时段之一，正是“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伤心人对伤心景，难免更增几分烦恼。于是见杨柳柔条上缠绕着的几缕游丝，也会生出几许嗔怪，全忘了柳阴清凉的好处。“偏”字把词人如游丝般浮动的烦恼意绪巧妙地寄寓在自然景物之中，是传神之笔。
“天际”二句，抒发了词人对恋人的思念。这两句写天边的小山触发了词人的情思，同想起与恋人间发生的故事。满怀着王献之对待爱妾桃叶般的深情，望着眼前铺满水面的白藏花，他的脑海中呈现出昔时上巳之日恋人水边湔裙的美好情景。那时的大好春光和愉悦的心情是植根于词人心中的珍贵回忆，其情其景与下阌词人感伤春暮的情绪形成了鲜明对比。
上片眼前之景与旧日之事的巧妙融合，把词人多情善感的心绪及对恋人无处不在的思念细腻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桃叶偏”典故的运用尤佳，今古相融、虚实相生中，巧妙而又含蓄。
下片“竞日”三句，词人把春日的感伤、相思的煎熬都寄托在了忧伤的小词和凄苦的胡琴声中。“竞日微吟”道出了愁情的悠远绵长。而当夜幕降临，伴着昏暗的孤灯和偶随风动的帘影，词人的心事逐渐凝重，胡琴如怨如慕的呜咽与敲窗的暮雨正是他心中愁思无言的诉说。至此，全词的感情达到高潮，最为动人。末二句感情色彩由浓变淡。当清风送走凄雨，流云掩映淡月，作者的愁情也随着景物的变化呈现出月华般的朦胧与苍茫。结尾二句，语虽淡而饶富情味，让人陷入一片清愁之中。
此词写景、叙事，把由日及夜所见之景、所做之事，与旧日之事和伤春之情、相思之苦相结合，跳跃的诗思中蕴涵着清新平淡的韵味和真挚深刻的情感，表达含蓄而见波澜，其寄情之景语尤其值得品读。贺铸词多浓艳之语，多慷慨之词，而这首小词颇显清新淡雅，这正说明作者风格的多样性。
第一首诗从空间来写，把读者引入蟾宫阆苑。诗人首先写道：“云想衣裳花想容。”“想”即像。“花”指牡丹花。读解这一句，是可以双解的，或者说，看见天边的云彩就想起杨贵妃的衣裳，看见娇嫩的牡丹花儿就不由得想起杨贵妃的容颜。诗人通过“云”与“衣裳”，“花”与“容”的相似性，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描写了杨贵妃衣着的绚丽轻盈，容颜的娇嫩可人。也可以理解成衣裳像云彩一样轻盈，容颜像花儿一样美丽可人。无论那种解读，诗人都是运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和丰富的联想方法，形象而生动地描写了杨贵妃的富贵及其容颜之美。
接着写道：“春风拂槛露华浓。”“拂”即轻轻擦过。“槛”即花圃的围栏。“华”通“花” 意思是说，春风吹拂栏杆，露珠润泽花色更浓。“春风”一词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写自然环境之美，春天的风和煦的，暖暖的；二是暗示杨贵妃受到皇帝的恩宠，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一句表面描写了环境之美，其实暗示了杨贵妃春风得意状态。特别是诗人抓住了杨贵妃那似如花儿上沾满了露水一样泽润容颜来突出了内心的骄人之态。可以说，诗人在比喻中兼有夸张和拟人的修辞手法，放大了杨贵妃的娇态与大红大紫（“华浓”）的美艳。
第三句写道：“若非群玉山头见。”“群玉”即山名。“群玉山”指神话中的仙山。出自《穆天子传》（又名《周王游行》，作者不详，约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载周穆王巡游之事的著作），书中说，“群玉山”是西王母住的地方。这里以西王母居处来指代仙界，诗人借此暗寓杨贵妃美貌似天仙。这一句的意思是说，如此天姿国色似如天仙的女人，如果不在“群玉山头”见到你是见不到的这样的美人的。诗人把杨贵妃比作天仙。天仙美，本身就是朦胧之美，这样，给人留下了审美想象的空间。这一句是在上面把杨贵妃的玉颜比作花儿而的过渡到写人的整体。此时的杨贵妃真有飘飘欲仙之美。
最后写道：“会向瑶台月下逢。”“会向”即应在。“瑶台”也是西王母的居处。这一句的意思是说，那一定只有在瑶台月下，才能相逢。这一句还是写杨贵妃是天仙。这一句与上一句是相互联系起来的，一个是“见”，一个是“逢”，都有相遇的意思。二者之前用“若非”与“会向”相连，即“若非……会向”即是“不是……就是”之意。也就是说，杨贵妃不是“群玉山头”所见的飘飘仙子，就是瑶台殿前月光照耀下相逢的神女。玉山、瑶台、月色，一色素淡的字眼，映衬花容人面，使人自然联想到白玉般的人儿，又像一朵温馨的白牡丹花。与此同时，诗人又不露痕迹，把杨妃比作天女下凡，真是精妙至极。
第二首诗从时间来写，把读者引入楚王的阳台，汉成帝的宫廷。起句“一枝红艳露凝香”，不但写色，而且写香；不但写天然的美，而且写含露的美，比上首的“露华浓”更进一层。“云雨巫山枉断肠”用楚王的故事，把上句的花，加以人化，指出楚王为神女而断肠，其实梦中的神女，根本及不到当前的花容人面。再算下来，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可算得绝代美人了，可是赵飞燕还得倚仗新妆，那里及得眼前花容月貌般的杨妃，不须脂粉，便是天然绝色。这一首以压低神女和飞燕，来抬高杨妃，借古喻今，亦是尊题之法。相传赵飞燕体态轻盈，能站在宫人手托的水晶盘中歌舞，而杨妃则比较丰肥，固有“环肥燕瘦”之语（杨贵妃名玉环）。后有人据此说，杨妃极喜此三诗，时常吟哦，高力士因李白曾命之脱靴，认为大辱，就向杨妃进谗，说李白以飞燕之瘦，讥杨妃之肥，以飞燕之私通赤凤，讥杨妃之宫闱不检。但这种说法遭到很多学者反对。这些学者认为：李白诗中果有此意，首先就瞒不过博学能文的玄宗，而且杨妃也不是毫无文化修养的人。据原诗来看，有明显的抑古尊今之意。
第三首诗仙境古人返回到现实，点明唐宫中的沉香亭北。起首二句“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倾国”美人，当然指杨妃，诗到此处才正面点出，并用“两相欢”把牡丹和“倾国”合为一提，“带笑看”三字再来一统，使牡丹、杨妃、玄宗三位一体，融合在一起了。由于第二句的“笑”，逗起了第三句的“解释春风无限恨”，春风两字即君王之代词，这一句，把牡丹美人动人的姿色写得情趣盎然，君王既带笑，当然无恨，烦恼都为之消释了。末句点明玄宗杨妃赏花地点──“沉香亭北”。花在阑外，人倚阑干，十分优雅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