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词头两句说“劝君今夜须沈（沉）醉，尊前莫话明朝事”，下半首又说“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四句之中竟有两个“须”字，两个“莫”字，口吻的重叠成为这首词的特色所在，也是佳处所在，下面写“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又表现得冷漠空泛。有的选本因为这重叠和空泛而删去了这首词，叶嘉莹教授认为这实际上等于割裂了一个完整的生命进程，都是未能体会出这首词真正好处的缘故。
“劝君今夜须沈醉，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深情的主人的劝客之语，一个“今夜”，一个“明朝”具有沉痛的含义。这两句是说：你今夜定要一醉方休，酒杯之前不要说起明天的事情。人是要有明天才有希望的，明天是未来希望的寄托，可是他现在用了一个“莫”字，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的事千万别提起。“莫话明朝事”，那必然是明天的事情有不可期望，不可以诉说的悲哀和痛苦，所以他这里反映了非常沉痛的悲哀。这是主人劝客之词，如果联想到他的“红楼别夜”的美人劝他早归家，则当时他的希望原当在未来，在明天，明天回去可以见到他“绿窗人似花”的美人，而现在主人劝他“尊前莫话明朝事”，是明天绝无回去的希望了。“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意思是说：纵然是对红楼别夜的美人还是这般的锺情和怀念，但是没有再见的希望，我就珍重现在热情的主人的心意吧，因为主人敬给我的酒杯是深的，主人对我的情谊也是深的。李白有首诗是这样写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大意是：兰陵的美酒散发着郁金花的香气，白玉碗中的酒浆闪泛着琥珀般的光泽，只要主人能使我沉醉，我就忘记了什么地方是他乡。一般人只知道欣赏李白诗潇洒飞扬的一面，其实李白诗也有非常沉痛的一面，李白写饮酒的诗最多，而且多与“悲愁”联系在一起，像“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都属此类。在韦庄这二句写的主人劝酒之情中，也隐含了深重的悲哀。
下半阕的“须愁春漏短，莫诉金杯满”，叶嘉莹认为此处乃是客人自劝之词：我忧愁的是像今晚这般欢饮的春夜非常短暂，而不会以你把酒杯斟得太满作为推托之辞。“遇酒且呵呵”，“呵呵”是笑声，如果读者认为是真的欢笑就错了。因为“呵呵”两个字只是空洞的笑的声音，没有真正欢笑的感情，韦庄所写的正是强做欢笑的酸辛。他说：如果你再不珍惜今天“春漏短”的光阴，今天的欢笑，今天这“酒深情亦深”的感情，明天也都不会再存在了。唐朝灭亡，当时的韦庄已经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所以他说“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几何”。
贾岛是唐代的著名的苦吟诗人，长于五言律诗，集中五言律诗也最多。他的律诗，字斟句酌，排比工整，常有佳句，耐人寻味。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长江人钓月，旷野火烧风”、“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等，或气象雄浑，或情景幽独，颇为人们所称诵。不过除了一些佳句以外，他写得好的律诗并不多，这是由于他过于醉心词句的琢磨，往往忽视了全诗的整体的艺术境界的创造。因而他的五言律诗，虽然对仗工整，却有雕琢的痕迹，不够自然，缺乏动人的情怀，使人读后，留不下完整的印象。倒是他的一些绝句，无意求工，写得自然、朴素，别有情致。这首诗便是其中一首较优秀的作品。
这是一首抒写送春的七言绝句。这首诗极力抒写的是“苦吟”诗人不忍送春归去，但也无计可留，只有长坐不睡，与那即将逝去的春天共守残夜，哪怕是一刹那时光，也是值是珍惜的。首句“三月正当三十日”，点明三月晦日，表达春天即将逝去。三月本是春天的最后一个月，三十日又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诗人此刻把春天的离去精确到了最后一天，让人感到新奇而又自然。次句“风光别我苦吟身”，意思是说：春光虽然别我而逝，但我这个苦吟诗的人，怎忍别春。不说送春，而说“风光别我”，是虚写“送”字。这句用的是拟人手法，显得很自然而有情味。
“共君今夜不须睡，未到晓钟犹是春。”前句写了诗人与友人愿一夜不眠不寐，后句则写了这样做的目的，仅仅只是守住最后的一线春光。前两句把春天精确到最后一天，这里却精确到了最好一刻。末二句说虽然已到春尽之期，无计可以留春，但只要晨钟未动，明朝之夏未来，仍然还是春天。因此，当这最后一夜之时，愿与友人不睡，共同苦吟饮酒，以表送别之情，这样也还是能够很好地享受这最后一夜的春光。“犹是春”三字，可如宋苏轼所说的“春宵一刻值千金”了。这首诗颇有古诗的“何不秉烛游”的意思。但二者旨趣并不相同。古诗的作者秉烛夜游，是由于感叹人生短暂，韶华易逝，应及时行乐；这首诗的作者良夜不眠，则是为了流连春光，爱惜韶华，并无伤感之情，作者只意在珍惜时光，刻苦吟诗，这就从惜别春光中，引出了“锲而不舍”的精神。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议论纵横，深刻入髓。“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其后三百余人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