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咏物诗词，义兼比兴，讲求气象，自然容易受到好评。苏轼是咏物能手，他的诗词中既有托讽深远的名篇，也有刻画精工的妙制，像这首咏橘词，可谓“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文心雕龙·物色》），巧言切状，体物细微，虽无深刻的思想内容，却饱有余味。

　　作者借咏橘之题材以抒发自己清新高洁之性情。上片借写菊与荷经受不住寒霜的摧残，写出橘树耐寒的品性和它在尾前屋后生长的繁盛景况。下片写出品尝新橘的情状和橘果的清照，一个‘“惊”字，一个“怯”字，用得十分巧妙精当，颇能传出品尝者的神态，结句更以“三日手犹照”来夸张、突出橘果之照。

　　“菊暗荷枯一夜霜”，先布置环境。咏物词，特别是咏小物的词，往往由于题材狭窄，难以展开，低手为之，易成枯窘。东坡才大，先在题前落笔，下文便有余地抒发。唐人皮日休《石榴歌》首句“蝉噪秋枝槐叶黄”，同此手段。“菊暗荷枯”四字，是东坡《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概括。“一夜霜”，经霜之后，橘始变黄而味愈美。晋王羲之帖：“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易多得。”又白居易《拣贡橘书情》诗：“琼浆气味得霜成。”皆可参证。

　　“新苞”句，轻轻点出题目。橘有皮包裹，故称新苞。又因橘树常绿，凌寒不凋。《楚辞·橘颂》：“绿叶素荣，纷其可嘉兮。”沈约《橘》诗：“绿叶迎露滋，朱苞待霜润。”东坡用“新苞绿叶”四字，描写自然，再以“照林光”描绘之，可谓得橘之神了。“竹篱茅舍出青黄”，好在一“出”字。竹篱茅舍，掩映于青黄相间的橘林之中，可见橘树生长之盛，人家环境之美，一年好景，正当此时。上片三句，纯是赋体，不杂一点抒情成分，然词人对橘的喜爱之情自见于字里行间。

　　过片二句，写尝橘的情状。擘开橘皮，芳照的油腺如雾般喷溅；初尝新橘，汁水在齿舌间如泉般流淌。“照雾”、“清泉”之喻，大概是东坡颇为得意的，他的《食柑》诗也有“清泉簌簌先流齿，照雾霏霏欲噀人”之句，后来南宋诗人曾几更把它压缩为“流泉喷雾真宜酒”（《曾宏甫分饷洞庭柑》）一语了。此词中“惊”、“怯”二字，活画出女子尝橘时的娇态。惊，是惊于橘皮迸裂时照雾溅人，怯，是怯于橘汁的凉冷和酸味。末句点出“吴姬”，实际也点明新橘的产地。吴中产橘，尤以太湖中东西两洞庭山所产者为最著，洞庭橘在唐宋时为贡物。词中谓“三日手犹照”，着意夸张。以此作结，余音不绝，亦自有“三日绕梁”之妙。

　　开头以“梅谢了”三字说明季节正当柳垂金丝的早春。春梅谢去，引起词人一系列的联想。他想起这时中原大地宋、金边界地区，该也在冻解冰融、逐渐转暖了，宋、金自“绍兴和议”之后，两国边境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所谓的“塞垣”已不是往昔的北地，所以“鸿归早”也暗示着国境线的南移。接下去“鸿归早”三句，要借鸿雁带讯问候故都父老。

　　下片进一层表达了对故土、故都的深切怀念。南宋偏安江左，浙江西路的镇江一带已经接近前线，北岸的瓜洲渡口是金失南侵的冲要之地。“边声悄”，指这一带平静无战事。“淮河”句，是说淮河一带，本来是人烟稠密、运输繁忙之地，自从靖康之乱、金兵南侵，一路烧杀掳掠，而在这片疮痍满目的土地上，人口稀少，生活艰苦，呈现出残破荒凉的景象，这里就以“炊烟少”三个字以概括之。

　　末尾两句与上片结句相呼应。前面是说早春北归的鸿雁问候故都遗老，末尾点出故都宫殿（宣和是徽宗年号）那里曾是北宋朝廷所在，当年是何等巍峨宏丽，如今只余下冷烟衰草。遗民凭吊之余，不仅暗伤亡国，恐怕也在切盼着王师能如鸿归一般，早日北上恢复中原，而这也是词人的心愿。

　　词人借鸿雁的眼光展示了北宋宫殿凄凉景色，抒发出故宫黍离、 国家衰亡的悲愤，也是对南宋当局的指责。

　　《夜夜曲》，乐府杂曲歌辞的一种，它的创始人便是沈约。《乐府解题》云：“《夜夜曲》，伤独处也。”沈作有二首，皆写同样的主题。此为第一首，写空房独处的凄凉况味尤为具体而细致。

　　此诗共八句，可分前后两段，段各四句。每段开头二句均用对偶，结尾二句以白描手法抒写思妇惆怅自怜的内心感情。从前段到后段，思妇的感情有发展，有变化，直至结尾，形成一个高潮。

　　诗歌的开头两句借银河和北斗方位的变化来暗示时间的流逝。“河汉纵且横，北斗横复直”，写思妇长夜不眠，观看天空景象。诗人在这两句诗中交错使用了“纵”、“横”、“直”三个动词，忽纵忽横忽直，使人仿佛看到银河纵横穿流、星斗横竖移动的情景。诗中虽未直截写人，而人物的神情自可令人想见。古诗中用星辰位置的变易反衬思妇感情的愁苦，例子甚多。如《古诗十九首》云：“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又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前人皆以为本之于《诗经·小雅·大东》，如《文选》李善注“河汉女”云：“《毛诗》曰：‘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毛苌曰：‘河汉，天河也。’”观沈约此诗，当系近承《古诗十九首》，远绍《诗经》之《大东》，当然在具体描写上也有所不同。它开头二句说银河由纵到横，北斗由横到直，通过写景显示了时间的迁延。用一句通俗的话说，便是斗转星移，时间已过了很长。在此漫漫长夜，思妇耿耿不寐，心中必有所想，于是诗人借她的口吻说道：“星汉空如此，宁知心有忆？”星汉本为无知无情之客体，怨它何来？这种写法便是古人所常说的“无理而妙”。仿佛在说：银河啊，你空自流转；北斗星啊，你徒然横斜，你们怎知我心中在想念一个人？接下去二句写思妇因星汉移动、时光流逝而起的惆怅心情。“星汉”句总括上文又作一顿挫，着一“空”字，似乎把前面铺排的两句一下子推倒，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宁知”句把思妇胸中的一股怨气，喷薄而出，着一“宁”字，与前面的“空”字紧相呼应，把人物的感情引向内心深处。二句全系脱口而出，声情毕肖，确有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

　　如果说前半段以天空之景烘托思妇孤栖之苦，那么后半段则转而以室内之景映衬人物独处无聊的心态。诗人的笔锋由夜空转入闺房。空房之内，一盎孤灯，半明不灭，那暗淡的灯光，正象征着思妇的情怀。她孤独难耐，于是不管天寒地冻，踏起织机，织起布来。在这里，诗人没有照搬《诗经》与古诗，光写天上织女，而是将天上移到人间，写思妇亲理寒机。因此使人读来，更富有现实感。从对偶方面讲，这一联比前一联更为精当。因为前一联并列两件性质相近的事物，其弊如后人评价近体诗时所说的“合掌”。而这一联则意不相重，且层层推进，前句说灯不明，是在深夜；后句说晓犹织，则已到天亮了。从深夜到天明，思妇由独守孤灯到亲理寒机，层次鲜明，动作清晰，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她的孤独之感。

　　结尾二句，承上文而来。思妇彻夜未眠，所忆之人缥缈无踪，眼望孤灯，手理寒机，心中分外凄苦，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哭了。尽管泪流不已，也没有人同情她，她不能向人诉说单身独处的苦闷。她只有哀哀自伤，徒然叹息。结句“鸡鸣”二字，紧扣上句的“晓”字，而“徒”字又与前段的“空”字遥相照映。此刻女主人翁的孤独之感已达到了顶点，天上的星汉也好，自己的忆念与叹息也好，一切的一切，都是空幻而徒然的。她只有默默地流泪，独自咀嚼着悲伤。听到鸡叫的声音，她不由发出长长的叹息。

　　陶渊明写桃花源，用了散文与诗两种文体。《桃花源记》主要是描写渔人出入桃花源的经过和在桃花源中的所见所闻；《桃花源诗》是以诗人的口吻讲述桃花源人民生活的和平、安宁。《桃花源诗》内容丰富，对于了解陶渊明描写桃花源的意图和生活理想很有帮助。

　　诗分三段。开头六句为第一段，叙述、说明桃花源中人的来历，跟《桃花源记》中所记“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意思大体相同。但诗中具体列出黄（夏黄公）、绮（绮里季）避秦时乱到高山的实例，来暗示桃花源中人与这些古代贤者志趣一致，或者说，正是那些贤者带他们到桃花源的。

　　中间十八句为第二段，介绍桃花源中人的生活情景。先写桃花源里人参加劳动，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相命肆农耕”，是说相互招呼，努力耕作。“秋熟靡王税”，是说到了秋收时，劳动果实归劳动者所有，用不着向官府缴纳赋税，说明没有封建剥削和压迫。“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和《桃花源记》中的“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相照应，两句意思大体一致。接着写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仍然保持着古代的礼仪，衣裳也是古代的式样。孩子们纵情地歌唱，老人们自由自在地游乐。最后写那里的一切都是顺应自然，怡然自得。随着季节的自然变化调节生活和劳作，所以连历法也用不着，更不用竭尽思虑、费心劳神了。

　　最后八句为第三段，诗人发表议论和感慨。“奇踪隐五百”，是说从秦到晋，桃花源中人隐居了五百年（概数，实际是约六百年）。“一朝敞神界”是说桃花源被渔人发现，泄露了这个神仙般的世界的秘密。“旋复还幽蔽”，是说桃花源刚敞开又立即与外界隔绝，也就是《桃花源记》中所说的“遂迷，不复得路”。既然渔人离开桃花源时已“处处志之”，那么怎么会再也找不着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桃花源诗》里已经作了回答，那就是“淳薄既异源”，意思是说，世俗生活的浅薄与桃花源中民风的淳朴，是格格不入，绝然不同的。如果真在那么一个桃花源，而它又果真给刘子骥他们找到了，那么，它就不能独立存在。东晋末期，战乱频繁，徭役繁重，人民逃亡。诗人把桃花源中人的生活写得那么安宁、和谐，这正是对黑暗现实的一种否定。千余年来，不知有多少人对桃花源的有无进行过探讨。有人说，避乱逃难时，确实有许多人跑到深山野林，穷乡僻壤去过理想的生活。但显然不能据此而把这个理想与桃花源等同起来，因为桃花源中的生活情景是被诗人理想化了的。“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意思是世上的一般人“游方士”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尘嚣外”（桃花源）的生活情景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这是诗人抒发自己的感情，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意思是希望能驾起轻风，腾飞而起，去追求那些与自己志趣相投的人们（其中包括诗的开头所说的古代贤者和桃花源中人）。

　　据萧统《陶渊明传》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无弦琴是弹奏不出声音的，拨弄它是为了“寄其意”，描写一个美好的世外桃源，虽然超尘脱俗，无法实现，却也正是为了“寄其意”。

　　从以上简单的分析来看，《桃花源诗》在有些方面确比《桃花源记》写得更为具体、详细。《桃花源记》局限于写渔人的所见所闻，渔人在桃花源逗留时间不长，见闻有限。而《桃花源诗》显得更为灵活自由，也便于诗人直接抒写自己的情怀，因此读《桃花源记》不可不读《桃花源诗》。

　　《桃花源诗》和《桃花源记》都是描写同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但并不让人觉得重复。《记》是散文，有曲折新奇的故事情节，有人物，有对话，描写具体，富于小说色彩；《诗》的语言比较质朴，记述桃源社会的情形更加详细。《记》是以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处处写渔人所见，作者的心情、态度隐藏在文本之后，而《诗》则由诗人直接叙述桃源的历史状态，并直接抒发自己的感慨与愿望，二者相互映照，充分地显示桃花源的思想意义和审美意义。

　　有人认为《桃花源诗》赞美“古法”，不要“智慧”是一种消极、倒退的表现。这其实是没有真正领会诗人写作的本意。所谓“古法”，虽是一种寄托，表示向往古代社会的淳朴，而并非是要开历史的倒车；所谓“于何劳智慧”实际是对世俗生活中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表示憎恶与否定。正如前人所指出的，陶渊明是一个“有志天下”“欲为为而不能为”的人，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报负而无法实现，这才是他的思想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