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 爆发的“三藩之乱”给予曹贞吉以极深的刺激。由于其胞弟曹申吉陷身于吴三桂的叛乱中，贞吉是心境既乱而处境甚危。曹申吉，字锡余，号淡庵，幼贞吉一岁，顺治十二年(1655) 以二十一岁之龄中进士，可谓年少得志。康熙初深得清圣祖赏识，曾作为特使祭祀南岳。康熙十年(1671) 出任贵州巡抚，年仅三十七岁即荣为方面大臣。谁知二年后吴三桂叛清，一起兵尽俘黔贵督抚，曹申吉行迹变得扑朔迷离，真相不明。“三藩”乱平后，康熙定申吉为 “逆臣”，到雍正朝撤销“逆臣”之谳，然未作明确论定，直至乾隆朝才又正式批准入“忠烈祠”。当康熙定曹申吉为“逆臣”时，作为胞兄的曹贞吉其心情固可想见；而在未定罪案前，对手足情亲的兄弟孤悬天外、音闻中断、行踪难明，贞吉愁思百端，焦忧无端，心中伤痛实在难以言喻。《留客住·鹧鸪》词作于康熙十五年左右，即曹贞吉深怀难以尽言之痛时。
“浙西六家” 中的著名词人李良年原在曹申吉幕中，“三藩”乱起前李氏先期出黔，得免陷难。他曾作《鹧鸪怨》五古三首“怀渠丘公”(即指申吉)，到京城后又作《留客住·鹧鸪》，哀念曹申吉处境，贞吉此词即系与李良年相唱酬之作。前后同时所作的《满廷芳·闻雁》的“从今去，湘流曲折，莫近小窗横” ;《青玉案·雁字》的 “人间多少伤心客，欲寄离愁那能得”，“无端风雨，横斜催乱，几阵烟云黑”等，也都哀伤感于其弟生离死别的无可沟通的是苦吟唱。
词起句三字 “瘴云苦”，既从地域空间上紧扣湘黔云贵一带特定的“境”，又以一“苦”字浓重地抽理起全篇的 “情”。这一声苦叹，似是鹧鸪啼出，又似词人抚案沉吟。作为咏物之篇，一起首就已 “物” 、“我”相融，合二为一。五溪，指湘黔接壤之地的雄、 横、 西、 潕、 辰五条江水(见《水经注》)。“遍五溪沙明水碧”一句以具体的地理位置既补足了 “瘴云”之句的寓意，界明其方位，又在艺术效果上令人仿佛听到“声声不断的”“瘴云苦、“行人”休去”之啼吟声响遍了五溪流域的上上下下。一个“遍”字看似寻常实属精警，应和“苦”字以及“声声不断”的啼鸣贯连一气来体味。词人说： “行人今古如织”，这区域这条道上古往今来行人不绝，关你何事呢?何以“只劝行人休去”啊? “频寄语”以下是 “寄语”的内容，也即“休去”的理由： 那里是一片荒芜，祠空驿废，人烟绝迹，泪湿征衫，无可驻脚之处。这就是“瘴云苦”的实际境界。这“苦”境之所以造成，是战乱，是人事沧桑的变异。从时空的广阔性上说，湘黔云贵地区自明末以来未曾安定过，南明永历政权抗击清兵血战过十数年，吴三桂之乱则是在疮痍遍地未见恢复之际接踵而来的。从曹贞吉具体的心境感受而言，这“苦”境又正是他爱弟现今陷身的具体处境。王士祯曾评贞吉咏物词说： “实庵先生咏物皆取其闻见所及耳，而神光离合，望之如蜃气结成楼阁。” (见《珂雪词》前《词话》)渔洋讲了二点很准确的问题，一是曹氏咏物的 “实”的一面即 “皆取闻见所及”，指实在的感受;二是艺术形态的 “虚”的一面： “蜃气结成楼阁”。这“虚”、“实”相契的中介环节是如“蜃气”一般的 “神”。取物之神而再渗入以一己神思，此乃咏物上乘技法，所谓“神光离合”。从这首鹧鸪词的上片中已可体味到这高妙之处。
下片承上述“苦”境，集中抒述对申吉的苦忆。这忆念的具体表述则是从代爱弟吐露苦情的角度写来，即写自己所忆念的对象的心境。这种从对面写来的手法，在杜诗和柳永的词等前人作品中曾经有过。此类手法的运用，贵在真切，即务需情致真挚、情感深沉、情境贴切，所以颇不易佳。曹贞吉对其弟深深理解，有着感同身受的心灵相通处，故词情哀凄感人。他说： 在风横雨斜的日子里，你一定昼夜在苦思遥念中原的亲人(“一发中原”句翻用苏轼“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 ，为“杳无望处”而哀苦无尽; 你又一定在“万里炎荒”备遭摧残，“毛羽”凋零! 遮莫，意为 “尽教”，严重地被……这些虽属设想，但应属对方真切的处境和心境。接着词人悲叹道：当年边廷的众多官员中，一定只有你不屈辱地在孤苦无援的境地里受煎熬。“记否”三句化用李白诗：“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曹贞吉绝不信种种关于申吉降顺吴三桂的谣传，他坚持认为其弟是效忠清廷的，并未从逆。词到这里，从形态上看仍不离鹧鸪此“物”，然而这物形所透现的情与意全是“我”的，诚是“神光离合”一片。
因为曹贞吉不接受有关其弟的各种传言，所以紧接着在结句中强调出“忠爱”之情。他认为曹申吉一定在月黑江深的境遇中如同当年杜甫为叛军所拘时那样吟唱出“臣甫愤所切”，犹似杜鹃泣血一般地忠魂不化! “子规声续”，子规即杜鹃，一“续”字既是以鹃啼续鹧鸪之鸣，由哀苦而变悲壮; 又是“续”杜甫的忠爱之情，由凄怨而转为慷慨。这一转化，使这首咏物之唱的“意”愈益深化，其笔墨又足见灵动。
《留客住·鹧鸪》的高明处全在一个“化”字法上。所咏之 “鹧鸪”，时而是第一人称“我”，时而是第二人称的“汝”，时而又是第三人称的“物”。三者化合为一，离合惝恍，遥思深虑隐约而出，此即所谓“光怪腾蛟蜃”的艺术境界。
此词诉离别之苦，但基调是积极、健康、明朗的，上片全以景物写人，下片全以虚拟语气达意，写得快捷豪爽，洋溢着若干乐观色彩，塑造了一个深沉执着、热情爽朗而又绻绵多情的女性形象。
上片单刀直入，直陈其事后情景合写，亦物亦人，极缠绵吞吐之能事，通过落花成阵、雨外春山、水边杨柳三景勾勒出别离场景，渲染、烘托、反衬主人公的惜别心理，缠绵感人。暮春季节，细雨漾漾，落红阵阵，江畔青山低眉，主人公伫立在依依的柳枝旁，满怀愁绪，一往深情地凝视着渐行渐去的船帆。开篇即揭明本旨：“销魂时候，正落花成阵，可人分手。” 花的鲜艳和娇嫩，象征着青春的美好；花的殒落与枯萎，则意味着时光的流逝与生命的消歇。花落而成阵，纷纷扬扬，不可遏止，则更意味着一个诗一般的芳菲世界的覆灭，更有一种悲剧感。通过写落花成阵的萧瑟时节主人公与自己所爱的人匆匆分襟把“销魂”的意蕴写足。其中，“销魂时候”一句不仅鲜明集中地点出了主题，且暗含着一股伤感黯然的感情，使此词一开篇就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再加上“可人”登舟，送者黯然销魂之状跃然纸上。接着的“落花成阵”既交代了送别的时间，又以暮春花落的客观环境为陪衬，渲染了“销魂”时节落寞感伤的气氛。紧接着，词人以“纵临别重订佳期，恐软语无凭，盛欢难又”点明了主人公感伤恨别的原由，这种坦率真实的表露，显露了主人公对“可人”的深重的感情，使离情显得更真切动人。其中，“重订佳期”表明佳期的拟定已经不是第一次，临别之前，盛欢之际，二人便把下一次的幽欢佳会订下了，而临别之时又重订期，则表明心迹之一如既往，态度之弥加坚定；“临别”之前冠以“纵”字则透出一种无法把握命运的忧虑。“纵”字和“恐”字，一纵一收，笔势天矫，真切而生动地描绘了有情人心理上的一次大的波动。至此，离别的苦痛已基本写尽，下文笔锋再转，由直陈其事变为景物摹写，且使满腹别情具象化。为了更强烈地表达这种感情，词人在继而融情于景，给主人公周围的景物都染上了丰富的感情色彩。“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蒙蒙细雨后面的春山，仿佛深谙离人的愁苦，也如眉峰颦蹙。分明是自己愁怀难遣，却以为青山也充满着离愁别剐恨；分明是自己愁眉紧锁，却以为青山也眉结不开。这种移情手段的娴熟运用，把主人公的愁绪写得更形象而丰满。这里，词人翻用“眉如春山”而成“雨外春山，会人意、与眉交皱”，让原本无感的青山与主人公共怀愁绪；因杨柳挡住视线，而对当年手栽之柳产生怨恨之情，更突出了送别时情感的热烈与真切。这样，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情绪高度融合起来，主人公的内心感情得到了充分的表露。无论“销魂”也好，惶恐也好，皱眉也好，都不能改变离别的既成事实，于是主人公的情绪更趋激越，由愁而至于恨：“望行舟渐隐，恨杀当年，手栽杨柳。”主虽无理之极，却情真意切。这是因为虽然柳丝万条，却无法挽住“可人”的行舟，只好任其远去，直至最后消失在视线之外。三句警动异常可谓“无理而妙”。
下片承主人公的忧虑而来，紧扣题旨，全写离情，由执着而洒脱，境界顿宽，极变化腾挪之能事，但没有极力铺叙离别的寂寞凄凉和伤感苦楚，反而以别离时主人公安慰对方、劝他来信、望他明年来游三事表达主人公未别先盼再会的急切情怀，描绘出一个痴情专一但积极开朗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诚信和积极执着，这是全词的基调。过片似是自我解慰，从爱情的哲理思索中宽慰离别之苦。“别离事，人生常有，底何须为著，成个消瘦？”人生有合即有离，有聚即有散，离合聚散，自古皆然，不必耿耿于怀而把自己折磨得这般消瘦。既然离别是一种普遍的人生体验，那么就该达观一些，洒脱一些。接着的“但若是”三句，承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之意，语极旷达而真挚，于愁山恨海之外另开一境，令人心情为之豁然开朗：在“别”字面前，主人公不再消极伤感，而是积极等待。她坚信双方的感情是深厚坚实的，她忠实于自己的感情，发誓“便海角天涯，等是相守”。真正的爱情并不会为千山万水所隔断，只要彼此之间的感情不被流逝的岁月所冲淡，空间的距离是可以由心灵来弥合的。即便是身处海角天涯，也如同耳鬓厮磨、长相厮守。接下来，词人又以率直明快的句子表达了主人公的希望，用“潮水西流，肯寄我，鲤鱼双否”表现了主人公殷切的期望。最后以主人公对重逢的企望作结，突出了她对炽热爱情、对往日欢乐的珍惜与回味，衬托出了如今惨别的凄苦与愁怨，也减少了许多临别的凄惶，增加许多亮色，使人精神也为之振作，从悲苦的离愁中暂时脱身而出，沉缅于绚丽的憧憬之中，。
全词曲曲折折，婉转尽意，虚虚实实，巧妙传情，语言自然而妥溜，明白而家常，朴素而无华，内涵却颇丰厚，表现手法亦多变化，句句有深味，字字带真情。
这是一封招唤友人一同隐居学道的书信。
作者先表述接到对方来信时的愉快心情。“栖六翮”句说劲健之鸟栖息于山野荆丛之上，这是比喻自己隐居山林。“望绮云”句说仰望青天彩云，这是说自己向往成仙飞举。陶弘景少年时读葛洪《神仙传》，便对人说： “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矣。” (《梁书·处士传》) 这里也是此意。“春华”四句说友人的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倾吐心曲。“春华来被，草色开鲜”是比喻来信情辞之美。于是深感二人同心，非常欣慰。“邻德”用 《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之语。接着说虽友人居庙堂之高，但向往隐逸学道，实在令人钦佩。岱岭，泰山，道教以为福地，这里代指道教名山。飞霜指熔炼丹药，魏晋人有以“霜”称仙药者。
再下面抒写自己隐居山林的心情： 虽摆脱了尘务俗累，但仍有衰老、死亡的恐惧。除非真象《庄子》所说的那样，将生死看得毫无差别，不然，谁能不为老之将至而心头发热？这么一来，便更盼望有知己神交之友，相与偕隐，同其忧乐，互相安慰。最后即呼唤对方，说：何必一面栖栖惶惶，一面徒然以《庄子》齐同死生的说教自慰？（鼓缶用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事；庄子说死生均为道之运化，故无须乐生哀死。）还是从事于修道养生、返老还童之术吧。
陶弘景是道教著名人物，深为当时人所仰慕。《梁书·处士传》说他“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但从本文可以看出，他虽隐于山林，但有时也不免有一种孤独感，更有死之恐惧。其内心深处，究竟还是有与常人相通的一面的。
柳永一生并没有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他在求之遇挫之时、求之未得之后，往往流连于舞榭歌台、酒楼妓馆，以感官上的享受，暂时平复内心的失落与不平。《如鱼水》就是一首反映柳永这种人生态度与心理历程的词。
词的上片写柳永在汴京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按照词意，大致可分为三层。“帝里疏散”三句为第一层，概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995年），柳永时年九岁，自故里崇安来到汴京，一直到中进士之前，除了于宋真宗景德年间出游三年外，一直住在汴京。期间除士子学业外，常常往来于歌妓酒馆，大多数时候是以在妓女中填词讨润笔为目的的，但也不排除其浪荡的一面。故柳永说自己“数载酒萦花系，九陌狂游”是实写，非泛泛之言。接下来，“良景对珍筵恼”四句为第二层，具体描写在帝都的不受拘束、“酒萦花系”的生活，有“良景”，有“珍筵”，这些就是前面说的“酒萦”了，光有“酒萦”还不够，还要有“花系”，于是“佳人”出来“劝琼瓯”了，并且为了给饮酒助兴，又“绛唇启”，唱起歌来，歌声是清亮幽雅的。接下来，“被举措”二句为第三层，写此中的自己“艺足才高”，博得“艳姬”分外的青睐。
过片换头，词人虽直言“浮名利，拟拚休。是非莫挂心头”，要撒手名利，忘却是非，但他毕竟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事， 也决不肯轻掷自己的天赋才华，所以他在这里加了一个“拟”字。接下来他又高唱“富贵岂由人，时会高志须酬。莫闲愁”，大似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气概。但柳永毕竟没有李白的狂放，他唱起这些高调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于是最后还是走向“绿蚁”、“红粉”的温柔乡中，进入“除此外”更“何求”的无奈境地。在这里不要忽略了“除此外何求”前的那一个“算"字。透过这个“算"字，我们知道，柳永曾反复地掂量、算计过“此外”的种种活法，不言而喻，“算”的结果是路路难通，于是才不得不落到“此”中来。这实在是柳永无奈的选择。
全词并没有更深的思想内涵，构思、布局，也无甚可观。在语言上，“良辰对珍宴恼"与“时会高志须酬"二句分别用句中对，反而有失流畅之美，又与词中“举措”、“在处”，“拚休”等口语显得有些不谐和；而“向绣幄，醉倚芳姿睡”一语，又未免低俗。
词的价值在于，柳永坦诚直率地把一个真实的自我剖析给世人，毫不掩饰、造作、矫情，这是柳水的难得之处，也是他的可贵之处这首词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柳永其人性格、生活、思想的一些重要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