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在阐释“平天下在治其国”的主题下，具体展开了如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君子有絜矩之道。二、民心的重要：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三、德行的重要：德本财末。四、用人的问题：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五、利与义的问题：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谓絜矩之道，是与前一章所强调的“恕道”一脉相承的。如果说，“恕道”重点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己方面，那么，“絜矩之道”则是重在强调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方面。如孔子对季康子说：“当政者的德行好比是风，老百姓的德行好比是草，只要风吹草上，草必然随风倒伏。”（《论语-颜渊》）世道人心，上行下效。关键是看你说什么，提倡什么，做什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力量更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絜矩之道”。
关于民心的重要性，已经是古往今来都勿庸置疑的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不过，启发虽然是勿庸置疑的，但纵现历史，却往往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所以，才会有王朝的更迭，江山的改姓，当政者“为天下僇”。
德行是儒学反复记述、强调的中心问题之一。把德与财对举起来进行比较，提出“德本财未”的思想，尽管从儒学的全部治国方略来看，也有“先富后教”（《论语-子路》）、“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膝文公上》）等强调经济基础的思想，但总的说来，重精神而轻物质，崇德而抑财的倾向仍是非常突出的。
正因为“德本财末”，因为德行对于治国平天下有第一位的重要作用，所以就牵涉到一个用人的问题。而在用人的问题上，同样是品德第一，才能第二。对于这一点，《大学》不厌其烦地引述了《尚书-秦誓》里的一大段话，说明一个人即使没有什么才能，但只要心胸宽广能容人，“宰相肚里能撑船”，便可以重用。相反，即使你非常有才能，但如果你嫉贤妒能，容不得人，也是危害无穷，不能任用的。所以，“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当政治国的人必须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
与“德本财末 ”密切相关的另一对范畴便是“利”与“义”的问题。
为了阐迷“利”与“义”的关系问题，《大学》提出了“生财有大道”的看法，即生产的人多，消费的人少；生产的人勤奋，消费的人节省。这是一段很富于经济学色彩的论述，浅显易懂而勿庸置疑。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下面的两句话：“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以财发身”的人把财产看作身外之物，所以能仗义疏财以修养自身的德行。就像著名的列夫-托尔斯泰那样，解散农奴，实行自身禁欲，以实现良心与道德的自我完善，“以身发财”的人爱财如命，奉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原则，不惜以生命为代价去敛钱发财。或贪赃枉法，铤而走险，或贪婪吝啬如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果戈理笔下的泼留希金等。都是“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红楼梦-好了歌》）所以，还是“以财发身”，超脱一点好。
总起来说，这一章收束《大学》全篇，内容丰富，包含了儒学的不少重要思想。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思想在《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中还有反复的论述和展开。
此词开篇即言“佳期误传”，虽未将情事具体写出，为之断肠的情绪却可从“凉蟾亦未圆”所透出的缱绻深中体味出来。接着，过片的“欢尽夜，别经年。别多欢少奈何天”三句抒发无可奈何的感慨：牛郎、织女盼望一年才能一次相逢，七夕一夜纵然可以尽情欢乐，却抵挡不了三百六十四天的离别相思之苦，明明知道它不公平、不合理，可就是没法改变这样的事实。这不能解决的矛盾、不能愈合的创伤及不能消除的恨事无不透出七夕故事的“悲剧性”。与“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是悲感中有幸福的慰藉相比，“情知此会无长计，咫尺凉蟾亦未圆”是哀痛之极时的心灰意冷。
全词以“星波”、“凉蟾”等构成的“奈何天”写情人心理空间中的景致，又将其融于情致的抒发中，以强烈对比而造成艺术效果，如“欢尽夜”与“别经年”，“桥成汉渚星波外”与“人在鸾歌凤舞前”，而最主要的则是强烈的情意受到强烈的阻碍所造成的心情对比。
“白玉谁家郎”借用了西晋文人潘岳在洛阳道上的风流韵事，潘岳又叫潘安，潘安之美有多处记载，刘孝标注引《语林》：“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这也就是著名的“掷果盈车”的来历。
“回车渡天津”句，将笔墨集中于洛阳贵公子出游回车过桥之状，间接陈述出洛阳繁华风物及士女冶游盛况。
“看花东陌上，惊动洛阳人”句，“东陌”是洛阳城东的大道，那里桃李成行，每到阳春时节，城中男女多去那里游乐赏花。此句描绘出白玉郎本不想惊动世人，观赏桃李花美时却惊动洛阳人的热闹景象，颇具戏剧色彩和民歌风味。洛阳人多喜欢于桥上闲步顾盼周围美景，而在桥上行走也成为期望获得游人关注的一种方式。诗人提到高车轩驾中的如玉少年，兼有魏晋风流般的行为举止，借一个女子的口吻，描绘其眼中所见情郎的身影，突显出其春情春思，可谓春风得意。
全诗语言率直自然，确实是“清水芙蓉”，间接地写城东桃李花美，熙熙攘攘，观赏人多。虽然诗中没有具体描绘“白玉郎”的美貌，而是写白玉郎在东陌看花时惊动了洛阳人，以此赞美洛阳的春景和游人的热闹景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谁家郎”的春风得意与诗人作鲜明对比，隐隐流露出诗人壮志难酬、怀才不遇的凄凉。
《全唐诗》中，此诗题下注：一作“公无渡河”。据《乐府诗集》：“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遂堕河而死。于是援箜篌而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将奈公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这首《公无渡河》歌的主题，乃是疯狂与死亡。在讲求中庸的中国文化里，如此明确的以疯狂与死亡为审美对像的，格外使人颤栗。波涛在前，命运已定，前进就是死亡，却依然蹈死而不顾。这种执著，缘自于强大到疯狂的人格力量，定要做无望之极的抗争。渡河，正是一个凝固了抗争的极致和死亡的瞬间的意象。不是每个人都会试图去探求和解读它，但是几乎每个读者都能直截感受到它的冲撞。唐代诗人中，李白、王建、李贺、温庭筠和王睿，都有以此题歌咏本事的作品。
温庭筠此诗前四句描述水势之浩大汹涌，中四句写弹箜篌者以哀声劝阻之语，后四句以浪漫色彩的写法推陈出新，在神力辅助之下渡河人终于如愿以偿。最可玩味者在后四句，个体力量到底渺小，弱势力量在强势力量面前应该相机而动，方可实现自身价值。
此诗在表达手法上可玩味的地方也多。温庭筠所用的手法和李白《公无渡河》诗是一样的，也就是由远景摄入，拉近到渡河一刻，然后及渡河之后事。温庭筠的描写不可谓不好，但是并不是高度个性化的。“请公勿渡”已经大大折损了语势，最后“公乎跃马扬玉鞭，灭没高蹄日千里”把惨痛死亡，消解为高蹈成仙，似乎想另开一层境界和遐想，却几乎把悲剧色彩全数抹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