掩卷和吁悲往事，挑灯痛饮坐寒窗。
始终与国当同戚，愤抑沉身亦近狂。
狼跋等诗今可覆，怡然意味最深长。
掩卷和吁悲往事，挑灯痛饮坐寒窗。
始终与国当同戚，愤抑沉身亦近狂。
狼跋等诗今可覆，怡然意味最深长。
这组诗的题目直接言明“最爱”，表达情感取向。第一首诗描写了东山雪后阳光朗照的美丽景象。这首诗作于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时候。东风轻拂，万物开始复苏，四山开始挣脱冬日的枯黄，泛出片片青绿。诗人整日都在追逐那一片片青绿，早已忘记了早春还有丝丝寒意。在春风夕照间停留，环顾群山，原来此刻最美的是东山上那一片雪。
第一句“只知逐胜忽忘寒”，写自己因为只顾着追逐寻觅胜景而忘记了寒冷，第二句“小立春风夕照间”写偶尔在春风中站立，在夕阳中放眼赏看美景。这两句写诗人不惧寒冷，寻觅美景，立于风中，在夕阳中欣赏美景的形象，把一个因爱美景而不顾寒冷的“痴人”形象展现出来。
第三句“最爱东山晴后雪”直言自己最喜爱东山天晴之后的雪景，而第四句“软红光里涌银山”则为全诗最妙的景语。其中“软”字写出白雪映照下的夕阳红光，是那么的柔和细微，赋予夕阳光芒以形象的触觉，写出了夕阳的无限美好。另一个“涌”字则把白雪覆盖的群山在夕阳之下闪耀光芒，在视觉上产生向自己涌动而来的动态感描绘出来，有化静为动的奇功。
第二首诗描写了阳光照耀下东山积雪消融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东山上的雪渐渐消融，多是变成了湿润的泥土而少许成冰，而这时还没到新晴之时。这就是前两句所写，不仅很好承接上一首点出雪后消融的景象，而且为下面“宜看不宜登”讲明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这句“最爱东山晴后雪”在前首同样的位置就出现了，而再写一次就进一步表现了对东山之雪的喜爱，这样的情感是非常有力的。但略不同于前首，这句话的是带有些许愁意的。第四句直接点出了愁，作者所愁的是“宜看不宜登”，可以远观而不可登攀近赏，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十分失望的，而且其中又隐含着对白雪消融掉的可惜。
这是一首以咏物来讽喻政治的词作。
扬州琼花天下无双，为花中极品。起首三句赞美琼花的特异资质。“朱钿宝玦”，朱红色的钿饰和莹洁的玉玦.这是美人的妆饰，连下句都是属于“天上飞琼”的。许飞琼是传说中西王母的侍女美艳绝伦。以飞琼比拟琼花，除了因“琼”字相同而引起联想之外，还有天上仙葩的意思，因此，她自是有别于人间春色，而作为飞琼佩饰的“朱钿宝玦”，也是暗切琼花花蕊花瓣的形状色泽了。“江南”二句说此花名贵，还从人事上渲染。说此花罕见，故世人亦不能辨识，只识随意把她想象似繁密的梨花和疏淡的梅花那样。
这两句也颇有深意。“江南江北曾未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扬州后土祠的名种琼花，“天下无二本”外人本难得见；二是琼花初开，当地长官便即剪下来，“以金瓶飞骑进之天上（皇宫）”、“分致贵邸”，故即使是在她的产地扬州（江北）和传送地临安（江南），一般人也难得一见。这样，琼花与世人隔绝，她的“芳心高洁”无人得知，而她的心与淮山之春相联。道出“芳心”二字词人于此不能无寄托，这也是词人的心。淮山，指盱眙军的都梁山，在南宋北界的淮水旁。琼花生长的江淮地区，胡尘弥漫，兵戈挠攘，丝毫没有春天的气息。琼花开放、凋零，年复一年，而边塞将士疲弊不堪，不能出兵北上，壮志难酬，琼花也为之浩叹。
接下来“金壶翦送琼枝”，即言小序中所记载的地方长官每逢琼花盛开即以飞骑传送到临安皇宫中，供皇帝妃嫔们观赏。“一骑红尘”，化用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将度宗飞骑传琼花与唐明皇飞骑传荔枝作比。作者借古讽今，规劝统治者不要再沉湎声色，否则将招致覆亡之祸。“韶华正好”二句承上意，谓琼花正值盛正，被进贡到临安，能够为都城的观赏者们所赏识，也算是件幸事。全篇结构谨密，盘旋而下，至此忽出一闲笔颇有意味。
所谓“旧事”，当包括古往今来诸多酣玩误国的历史教训，尤其指隋炀帝为了观赏扬州琼花，开凿运河，千里南巡，游宴无度，最终身死国亡，宗庙丘墟。当年徜徉于扬州发兴亡之慨叹的诗人杜牧久已作古，无数治乱兴衰的往事，琼花都历历在目，一切仿佛是昨事。而现在又有人在重演悲剧！作者痛心疾首，竟至无话可说。最后三句，“记少年，一梦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只是说了这么一句：琼花的故乡扬州，当年曾经十分繁华。“一梦扬州”本于杜牧诗《遣怀》“二十四桥明月”化于杜牧诗《寄扬州韩绰判官》，淡淡一笔，却发人深醒，令人扼腕。
这首咏史诗，就秦始皇筑万里长城事发表议论。前两句写筑城。第一句说长城高而广，城上屯扎着千军万马，铺陈城的高大稳固，守城的人众多，难以撼动。次句说筑城的目的，是为了抵御外部胡人的侵略，巩固自己的政权，以便于“一世而达万世”，永保帝业。三、四句突转，说秦始皇只知道危险来自外边，自以为有了长城，便可高枕无忧，却不知道体恤人民，结果酿成内乱，激起民变，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秦政权没多久就完结了。诗揭示的是这样一个历史规律：内政不修，对人民残酷压迫，是国家灭亡的主要原因，外部的侵扰倒是其次的。当时宋朝对人民的压榨也很厉害，百姓怨声载道，诗人在这里明是咏史，也是针对现实，对统治者发出警告。
咏史诗所咏如果是前人没咏过的史实，就应该述清事件的来龙去脉，直接发表议论；如果所咏是熟事，务必转换角度，翻出新意，切忌人云亦云。胡仲参这首诗所咏是秦以暴政失国，这个题目，前人已经作了许多论述，所以这首诗擒住修筑长城备胡这一点，肯定长城的高广及防御功能，然后生发开去，牵出对立面，说秦始皇刻意预防的地方倒没出什么问题，他没想到的地方反而成了导致亡国的关键。这样组织材料加以议论，便给人以思考，也给人以新鲜感。
胡仲参这首诗的构思布局，与唐章碣的《焚书坑》有些相同。章碣诗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说秦始皇提防书生，结果灭秦的人恰是不读书的人，与胡诗一样，都是从相反处做文章。元人陈孚有首《博浪沙》诗，是从正面做文章的，也很有趣味，诗云：“一击军中胆气豪，祖龙社稷已动摇。如何十二金人外，犹有人间铁未销。”说秦始皇收尽民间铁，铸成十二金人，没想到仍然有大铁椎在，使他差点丧命。由此可见，诗材遍地皆是，只要细心挖掘，就能找到好的题目。
在李商隐诗集中，有些诗以首句二字或几字为题。而诗题与诗意却不相涉，性质类似于无题。这首《一片》也属此类。全诗借叹咏琼英、和氏璧、象牙雕成的楮叶而自叹不为世人所重，表现了怀才而不见用的愤懑和痛苦之情。
“一片琼英价动天，连城十二昔虚传。”《诗经·齐风·著》：“俟我于堂乎而？充耳黄乎而？留之以琼英乎？”诗人借琼英寄兴，言自己甚有美才，名声极高，堪为王佐。此句理解为正面赞美琼英、赞美己才当然是不错的。但《著》一诗，“诗序”又说：“刺时也。时不亲迎也。”自《楚辞》出，男女婚恋又常常用以象征君臣间的关系。李商隐地位卑微，未必有廷见龙颜直接得到拨擢的奢望，但综观其诗作，诗人确有希翼得到权要荐引的愿望，他的另一首《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云：“人间桑海朝朝变，莫造佳期更后期。”冯浩曰：“似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咏，非情词也。”如果将首句仅仅理解为自我赞赏之词似末免较肤浅。这一句既是诗人对“为津要之力能荐士者”发出要求引荐的呼喊，又是为得不到这些“能荐士者”“亲迎”所发的浩叹。和氏壁为连城之宝，名不虚传，但从它的发现到为世人所知，却颇多周折，和氏本人的双足先后也被不识宝的国君所刖。和氏悲愤地说：“吾非悲刖也，悲夫宝玉而题之以石，贞士而名之以诳，此吾所以悲也”（《韩非子·和氏》）。连城瑰宝和氏璧在其未被玉人所理时，正是形同顽石。诗人的才华未被发现、未被发挥时也是名同诳士。次句在赞美和氏璧的同时，也同样流露出怀才不遇的感慨。
“良工巧费真为累，楮叶成来不直钱。”《韩非子·喻老》：“宋人有为其君以象为楮叶者，三年而成，丰杀茎柯，毫芒繁泽，乱之楮叶之中而不可别也。此人遂以功食禄于宋邦。列子闻之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叶，则物之有叶者寡矣。’”象矛楮叶，良工巧匠花了三年时间才雕琢成；作为一件艺术品，其颜色、厚薄、平斜，维妙维肖，足以乱真。一个人的才学能力，也是经过长期砥砺、磨炼、积累而成的，但有才华的人被混于芸芸众生中，自然不能识别出来。“真为累”，“累”字下得极痛。在封建社会特殊的环境中，不少士人有才而不遇，更不能尽施才能，甚至穷困潦倒。他们苦闷彷徨，看不到出路，以至将才能、才干当成一种“累”——精神上的包袱或负担。赵壹《刺世疾邪诗》云：“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鲍照《拟行路难》云：“自古圣贤尽贫贱。”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直一杯水。”这些不满和牢骚，皆可视为此诗“累”的注脚。李商隐亦终身受累，终于步履艰难地走完了他人生的历程。
这首绝句用了三个典故。首二句不写正面写反面，琼英、连城璧虽以赞美的口吻出之，而慨叹才华不展之意已在其中。后两句“真为累”，“不直钱”，直接作意。比起其他“无题”一类的作品，此诗情调激愤，胸臆也较直露，主题显然也醒豁得多了。
文章从题前落笔，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段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即明道元年秋天。接着就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由长而短，由散而整，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将“戕竹”的来势之猛，行动之快，渲染得令人难以喘息。“人吏”之所以有如此来头，原来是“守都”有令。如此层层邀功，个个卖力，不几天，“樊圃棋错”的竹林，便变成处处“地榛园秃”。而百姓却没有一丝吝惜之情流露于颜面，确实耐人寻味。再接下去就是表现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仅在物质上作了惨重而无益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还遭到一番极大的欺骗和愚弄，则吏之可恨，自在言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 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实在是意味深长的一笔。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这就是文章的最后一节。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个前提之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但是，官府若不按一定时间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呢！宋朝疆域辽阔，年年赋敛之物积聚甚多，而仁宗亦无大建宫室园囿的奢侈之心，所以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无不听其朽烂。但是尽管如此，只要有一点意外情况，还是一不问是否需要，需要多少；二不问时间是否合适，便打着“与公上急病”的旗号，层层加码 ，敛取无度，“不竭不止”，结果所取又超过所需，自然又是堆积腐烂。“《书》不云”两句，以正面的教诲之词，婉转而尖锐地批评了上述行为，恰恰是以“无益”于民之举（戕竹），害于民有益之物（洛竹），无“节用爱人”之心显而易见。由记事而评论，最后上升到为官之道。至此，事已记过，理也说透，文章似乎可以结束了，可作者又再加生发——“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奇峰突起，境界大开。原来“戕竹”一事，只不过是用以折射大千世界的一面小小的镜子。大千世界，古往今来，还有无数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戕竹”之事。点睛结穴，戛然而止，是所谓实处还虚。
文章在艺术手法上采用了前叙后议的方式，前两段铺叙，笔力简明、清晰。由于第一段的美与第二段的丑的对照，则后一段议论，笔锋所向披靡，深刻地表现出美被丑破坏的痛心，从而滥砍滥伐竹子乃至推而广之的一系列害民之举皆令世人共讨之。作者虽然在议论时顾及到最高统治者，但言辞之中柔中有刚，谏中有刺，戕竹的危害性通过一番叙述与议论，则十分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此外，他采取引用法，援引儒家经典《尚书》中的有关议论来增强自己文章的说服力，也是很有见地的。因为他的文章是给当朝皇帝和权贵们看的，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作者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这也正是作者的聪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