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夔此词一般理解为是姜夔抒写身世总结自己而作。起笔三句写岁暮光景:“叠鼓夜寒,垂灯春浅,匆匆时事如许。”开端对句点染了过年的气氛,却隐约流露些许清冷的韵味,故紧承以“匆匆时事”之慨。下两句顺势展开,倾诉自我情绪:“倦游欢意少,俯仰悲今古。”由于悲从中来,自然不吐不快,于是写词抒发:“江淹又吟恨赋,记当时,送君南浦。”引用江淹所恨之意,另加上一句江淹的《别赋》中的“送君南浦”句言,恨什么伤什么不用言明,根据江淹的恨和伤就可明了;而且用“又吟”江淹已不在人世多少年,这个“又吟”当是姜夔以江淹自拟,表示自我感伤的情怀至为深重。接着用直白明快的语言说出这种情怀深重的程度:“万里乾坤,百年身世,唯有此情苦。”此情不应限于别情,应该包括作者历年所承受的各种人间遗憾。这几句涵盖力十分广阔。
下片“扬州柳垂官路,有轻盈换马,端正窥户。酒醒明月下,梦逐潮声去。”这五句回味了青年时代畅游名都、出入歌馆的一段浪漫生活,颇有回首当年感慨系之的意味。以下折回现实,发出了怀才不遇、人海沉沦的满腹牢骚:“文章信美如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作者多才多艺,屡试不第,一生坎坷,靠朋友周济游食四方,对才士惯常的失意生涯体验尤深,于是发出了这样的深长感叹。至此失意的郁愤喷涌到极境。末以寻花为伴聊以自解:“教说与春来要,寻花伴侣。”作者无奈,在这种“文章信美如何用”的年代,写得好词的词人只论为四海飘零。那也没法,只好去改行养花而不写文章了。也只有在这个时代,这种社会状态下,词人也只有发牢骚的能耐。
此词应该说是有一定豪放词人的气魄,直率爽畅,欢快倾吐,大胆直逼社会,可姜夔用辞就是那么含而不放,放而不俗,婉转深沉,高洁意趣,清雅风骨,含蕴无限,给读者留下无尽的遐想空间,“使人神观飞越”。
这首词的上片,写征人在驿馆中听到远处传来的戍鼓声和厩内马鸣,起来看到满地寒霜,突起思乡之念,想起了出门时和妻子分别时也正是这样一个寒冷的夜晚。“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日邮亭天气”似从韦庄《女冠子》的“正是去年今日,别君时”化来,当然也是写爱情的。“戍鼓”和“厩马”联想到长途劳顿,“霜”的肃杀之气和“满地”的无所遁形有一种不安的感觉。
如果说上片是以感发的意象取胜的话,那么下片就走向理性的思索。不过王国维能够做到在理性思索之中仍不失感发的力量。
“北征车彻,南征归梦”是说,我的人在向北方走,我的心却在向南方走,因为我所思念的那个伊留在南方。相反的方向,“车辙”和“归梦”是现实与愿望的反差。所以这两句所表现的,是一种理智与感情、现实与愿望的矛盾,而这种矛盾是难以解决的。“调停无计”已经是无可奈何,“知是”更有一种清醒的疼痛。作者悲欢的加上一句“但除却无凭两字”,无凭就是人生的绝对真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东西,只有“无凭”这个概念是永恒的。作者想以“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二字”的语态来表达空空的境界。
显而易见,这首词以剖析短暂人生为由,借此抒发放荡不羁,愤世嫉俗,以酒消愁的心情。
王观,字通叟,宗仁宗景祐二年(1035)生于如皋,卒于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16岁时跋涉千里赴开封国子监拜胡瑗为师。22岁时考中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大理寺丞。在内朝起草诏旨,并从事诗词创作。王观落笔成章,词名最著的秦观称赞王观“高才力学,无与比者。”王观所作词赋,清新典雅,可与柳永、黄庭坚相媲美。曾因进赋《扬州赋》获赐“绯衣银章”。后因奉诏作《清平乐》惹恼太后,王观触霉头了,“翌日罢职”,贬为江都知县。《红芍药》这首词无疑是在遭贬谪自号“逐客”后所作的。
无独有偶。王观《红芍药》这首词的基调恰恰与范仲淹所写的《剔银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一词大同小异。范仲淹的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孙权刘备。用尽机关,徒劳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
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牵系!一品与千金,问白发,如何回避?”
读王观的《红芍药》一词,深感王观受范仲淹《剔银灯》一词的影响,而王观、范仲淹的两首词所共同表达的思想感情又与《古诗十九首》中“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之四·〈今日良宴会〉》),“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未兹”(《之十五·〈生年不满百〉》)、“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之十三·〈驱车上东门〉》)的意境何其相似!笔者偶读《元曲》中阿里西瑛所著《凉亭乐·叹世》和陈草庵所著《山坡羊·叹世》两首词曲,前者词中云:“你试看凌烟阁上,功名不在我。则不如对酒当歌,对酒当歌且快活。无忧愁,安乐窝。”后者词中写“路遥遥,水迢迢,功名尽在长安道,今日少年明日老。山,依旧好;人,憔悴了!”这两首意味深长,发人深思的佳作,也可以算是感叹人生苦短,摒弃浮名,及时行乐思想的历史延续吧!
范仲淹词中的“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也好,王观词中的“沉醉且沉醉,人生似、露垂芳草”也罢,还有刘伶的“惟酒是务,焉知其惟酒是务,焉知其馀”、苏东坡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等等,等等,他们所抒发(亦可谓之泄发)的真实思想感情与其时的亲身遭遇、心态,或对客观事物的认知是密不可分的。对此,笔者以为,由此而论王观的《红芍药》这首词消极而不可取,是值得商榷的。
在《剔银灯》词中,范仲淹将人的一生分成少年、中年和老年三个阶段。在《红芍药》一词中,王观将古稀之年作了具体的剖析:十年孩童期、十年昏老期,那中间的五十年又被睡眠(应包含病闲)占去了一半。在封建社会,人的平均寿命仅有三十岁左右(唐代为28岁),范仲淹66岁逝世,王观65岁病故,他二人在北宋时期皆为高寿。故而范仲淹在词中写下:“人世都无百岁”,王观在词中断言:“人生百岁,七十稀少。”范仲淹和王观这二位名贤所言,皆合乎历史事实。确实如此,翻遍史书,追溯千年之前,华夏能有几位百岁寿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