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题意中可知，这是贺知章早晨离别故乡，出发去远方之地的一首诗作。从贺知章的生平看，可能是年青时离开永兴县去长安赶考的一首诗。永兴在越西的水网地带，当年民间交通以小船为多，贺知章一早出发时坐的便是舟舡，先送到驿道上的一个渡头，再转入大道。从“江皋”、“海潮”两句看，写诗地应在海边的浙江西陵渡一带，对江便是杭州城的吴山和玉皇山。从晨露溶溶等描述看，贺知章故居到江皋的时间约行了一两个小时，路程有二三十里，因中间隔着萧然山，看不见故居，所以像似“故乡杳无际”了。
由于贺知章青少年时离开了“思家桥村”，迁居至来苏乡潘水河边，所以他是从来苏乡坐船出发，经官河或西城湖水道进入西陵驿的。全程约三十里。
首联“江皋”是指钱塘江边的西陵渡头，贺知章及送行的亲友们听到了晨雾中传来的钟声。上岸后，船工开始整理船舱，用小木桨把船里的积水抛向外面，并准备回去，所以叫做“轻枻理还舡”。第二联写早晨江边的光景，夜色未尽下的海潮还隐隐约约的起伏，但正在退去。而吴山下的晨雾一阵一阵地涌动着。“川”指两山间或山坞中的平地，山气和地气在这里大量交融，形成溶溶雾水。沙滩上已见到鸟儿在飞翔，尤其是北岸的诸多山峰，还像埋在云雾中一样，缥缈难见。全诗表达了贺知章心向远方求取功名的急切心情，也写出了钱塘江畔的优美景色。
最后一句“故乡杳无际，明发怀朋从。”着重表达了他对故乡的留恋，对亲友的深情。当时，他回头去看了一眼故里坊宅，只见到了萧然山的外貌，而家乡似乎已在无边无际的地方了，潘水边的云门寺等更是全无踪影。再说亲友们已经回去了，这时怀乡之情便油然而生。如果这次远行是去长安应举的话，那么贺知章五十年后写《回乡偶书》的意境正好与《晓发》相对应。
该词上片写景，开头便写了“雨急云飞”的自然景象，这是词人对当时政治形势危急险恶的形象暗示。 “暮天凉月”点明时令与具体时间——在秋季的某一天暴雨过后，从傍晚到晚上。接着由景及人，写词人泛舟湖上所见的两岸景色：秋柳枝条稀疏，萤火虫发出忽明忽灭的光。词人在这里抹上一层阴暗、凄凉的色彩，表达了词人凄切、悲怆之情。接着由远及近，看见满湖水气上升，听到水中杂乱的菰蒲被秋风吹得发出瑟瑟悲鸣的凄切声响。这里词人既写了景色，又写到了声音，二者交织在一起，使词中所刻画的意境更显得清冷寂寥。在一片凄惋的秋景中，词人心中充满无比深沉的悲愁，只好借酒浇愁，以醉解千愁了。
下片是抒情， “心折，长庚光怒”，由情及景，把词人郁积在心的满腔悲愤，喷薄而出，一气呵成。 “心折”两字比喻伤心到了极点。词人在这里用“心折”是承上启下的，既说明悲伤的程度，又展示了下文由景及情联想到了的国难国耻：金人气焰猖狂，几年前掳走徽钦二帝，现在又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好河山，长江竟成了国家的边界。自己和抗战派人士则受到压抑，只能悲歌哭泣，无力挽救天下，洗雪国耻。“群盗猖獗”，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指卖国求荣甘当金人走狗的汉奸与投降派，如黄潜善、刘豫之流；一种解释认为“群盗”是反语，指被投降派诬蔑为“盗”的风起云涌的抗金义兵。两种解释都认为“群盗纵横，逆胡猖獗”是对当时形势的高度概括。“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则是全词的主旋律，集中体现了抗战派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收复中原，洗雪国耻，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词最后两句，将“爱国”与“忠君”结合在一起，亦是当时的时代环境使然。
该词在写法上主要应用的是情景交融，上片所写的凄凉暗淡的景物，既包含着词人悲凉抑郁的感情，又暗寓着动荡危亡的政治局面；下片提到的“长庚”、“天河”，也是词人抬头所见的空中星宿。词人从此展开联想，进行议论和抒情，写出了自己的满腔悲愤与豪情壮志。
此文以陈胜、吴广的活动为线索，详细地记述了陈胜起义的全过程。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