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63年（孝宗隆兴元年）陆游三十九岁，以枢密院编修官兼编类圣政所检讨官出任镇江府通判，次年二月到任所。时金兵方踞淮北，镇江为江防前线。多影楼在镇江北固山上甘露寺内。北固下滨大江，三面环水，登楼遥望，淮南草木，历历可数。这年十月初，陆游陪同知镇江府事方滋登楼游宴时，内心感叹而写下此词赋。
词的上片追忆历史人物，下片写今日登临所怀，全词发出了对古今的感慨之情，表现了作者强烈的爱国热情。
开始从多景楼的形势写起。自“江左”而“古徐州”，再“连山”，再“危楼”，镜头由大到小，由远到近，由鸟瞰到局部，最后大特写点题。这本来是描写景物常见的手法，陆游写来却更加具有特色。他选择滚滚长江、莽莽群山入画，衬出烟云缥缈、似有若无之产矗立着的一座高楼，摄山川之魄，为斯楼之骨，就使这“危楼”有了气象，有了精神。姜夔《扬州慢》以“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开篇，同样步步推近，但情韵气象两者完全不同。陆词起则苍莽横空，气象森严；姜则指点名胜，用笔从容平缓。当然，这是由于两位词人各自不同的思想感情决定的。姜词一味低徊，纯乎黍离之悲，故发端纾缓；陆则寄意恢复，于悲壮中蓄雄健之气。他勾勒眼前江山，意在引出历史上的风流人物，故起则昂扬，承则慷慨，带起“鼓角”一层五句，追忆三国时代孙、刘合兵共破强曹的往事。烽火明灭，戈甲耀眼，军幕星罗，而以“连空”、“万灶”皴染，骤视之如在耳目之前，画面雄浑辽阔。加上鼓角随风，悲凉肃杀，更为这辽阔画面配音刷色，与上一层的滚滚长江、莽莽群山互相呼应衬托，江山人物，相得益彰。这样，给人的感受就绝不是低徊于历史的风雨中，而是激起图强自振的勇气，黄戈跃马豪情。上片情景浑然一体，过拍处更是一派豪壮。
然而，孙刘已杳，天地悠悠，登台浩歌，难免怆然泣下，故换头处以九字为三顿，节奏峻急，露草风枝，绘出秋容惨淡，情绪稍转低沉。接下去“使君”两句又重新振起，展开当前俊彦登楼、宾主谈笑斥的场面，敷色再变明丽。“古今愁”启下结上。“古愁”启“襄阳登览”下意，“今愁”慨言当前。当前可愁之事实在是太多了。前一年张浚北伐，兵溃符离，宋廷从此不敢言兵，是事之可愁者一。孝宗侈谈恢复，实则输币乞和，靦颜事金。“日者虽尝诏以缟素出师，而玉帛之使未尝不蹑其后”，是事之可愁者二。眼下自己又被逐出临安，到镇江去做通判，去君愈远，一片谋国这忠，永无以自达于庙堂之上，是事之可愁者三。君国身世之愁，纷至沓来，故重言之曰“古今愁”。但志士的心，并没有因此而灰心。事实上，山东、淮北来归者道路相望；金兵犯淮。淮之民渡江归宋若有数十万，可见民心是可以挽回的国事，也是可以解决的。因此，虽烽烟未息，知府方滋就携群僚登楼谈笑风生。他的这种乐观情绪，洗尽了词兴心中的万千忧愁。这一层包孕的感情非常复杂，色彩声情，错综而富有层次，于苍凉中见明快，在飞扬外寄深沉。最后一层，用西晋大将羊祜（字点子）镇守襄阳，登临兴悲故事，以古况今，前三句抒发自己壮志难酬，抑压不平的心情。所云“襄阳遗恨”即是指羊祜志在灭吴而在生时未能亲手克敌完成此大业的遗恨词。意在这里略作一顿，然后以高唱转入歇拍，借羊祜劝勉方滋，希望他能象羊祜那样，为渡江北伐作好部署，建万世之奇勋，垂令名于千载，寄予一片希望。羊祜是晋人，与“古徐州”之为晋代地望回环相接，收足全篇。
这首词记一时兴会，寓千古兴亡，容量特大，寄慨遥深，后来，张孝祥书而刻之于崖石，题记中有“慨然太息”之语；毛开次韵和歌，下片有“登临无尽，须信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之句。“诗眼不供愁”五字可以领会放翁有所期待、并未绝望的深心。二十五年之后，另一位豪放词人陈亮也曾以《念奴娇》赋多景楼，有“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的感慨万千之语。陈亮此阕，较之陆词更为横肆痛快。词人着眼，凝注大江，意者此江不应视为南北天限，当长驱北伐，收复中原。与放翁之感慨抑郁者，意境大不相同。陈亮平生之怀，一寄于词，惯以词写政治见解。他这一阕《多景楼》，纯然议论战守，纵谈攻防，自六朝王谢到今之庙堂，特别是对那些倡言“南此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失败论者，明指直斥，豪无顾忌，其精神可流传千古。但作为文学作品讽诵玩味，终觉一泻无余，略输蕴藉风致，不如陆作之情景相生，万感横集，意境沉绵，三复不厌。借用近人陈匪石《声执》中两句话说，陈之词“气舒”，故“劲气直达，大开大阖”；陆之词“气敛”，故“潜气内转，百折千回”。陈如满弓劲放，陆则引而不发。陆较陈多积蓄，多意蕴，因此更显得沉著凝重，悲慨苍凉。
这是一首描写婚礼的诗。《毛诗序》以此诗为国君之婚礼。朱熹《诗集传》以此诗为诸侯之婚礼。从诗中描写的送迎车辆之盛可以知道，应为贵族的婚礼，而不是一般民间的婚礼。
关于此诗诗旨历来争议较大，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
一、鹊喻新郎，鸠喻新娘。这个观点又分两种意见：（一）这首诗是诗人代新郎言说，表达了诗人对男子的同情。喜鹊搭好了窝，鸠来居住。新郎准备好了房子，新娘来居住。以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此说以姚际恒为代表。姚际恒《诗经通论》言：“按此诗之意，其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与居者，以鸠之居鹊巢，况女之居男室也。”姚氏之说，尊者甚众。但是清代另一位善说《诗》者方玉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方玉润《诗经原始》辨驳说：“自《序》《传》来，说《诗》者无不以鹊巢鸠居况女居男室矣，夫男女同类也，鹊鸠异物也，而何以为配乎？”意思是说：用鸠居鹊巢比喻女居男室，就像是说鸠婚配给了鹊犹如女嫁给了男。但是男女同类可以婚配，鸠鹊异类又怎么能相配昵？方玉润又说：“姚氏际恒最攻《序》《传》，乃其自解诗意，又以为‘言鹊鸠者，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也，其言巢居者，况女之居男室也'则与旧说何异？且谓'以鸟之异类况人之异类’，男女纵不同体，而谓之异类可乎哉？此不通之论也。”（二）这首诗是新娘家人在唱赞歌，是一首新婚礼赞诗。如果以鹊喻新郎，以鸠（布谷）喻新娘，则此诗为新婿礼赞诗。朱熹将《鹊巢》的诗旨强解为以鸠比喻文王之化，行后妃之德盛而赞颂之。此一说出现最早，流传最久，影响也最大，而批评者亦最多。这种赞颂文王之化，后妃之德的说法，虽然历来因为牵强附会而被指责为完全是一种背离诗义的经学化理学化的臆断，但是他将这首诗解释为是一首新娘家人赞美婚礼的诗，是值得肯定的。
二、鹊喻弃妇，鸠喻新妇，这是一首弃妇诗。如果以鹊喻弃妇，以鸠（布谷）喻新妇，则此诗的作者是代弃妇立言或作者本人就是弃妇，那么这是一首深切沉痛的弃妇诗。弃妇的丈夫遗弃了同他一起艰苦经营，创立家室的结发妻子，却用百辆盛车的热闹场面迎娶新妇，致使新妇占了旧妇之位，恰如”鸠占鹊巢“一般。弃妇心生嫉恨，因作此诗，以责备丈夫另娶新妇，新妇占据其家：我辛辛苦苦终于经营了一个家，现 在丈夫却将我抛弃，用盛大的车队去接新人了，而有个新妇要霸占我的家了。表达了一个为家操劳，却遭丈夫遗弃的妇女内心无比哀怨的心情。《诗经》中这类妇女很多，如《国风·邶风·谷风》。《召南·鹊巢》中这位妇女的遭遇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象，这首诗就是古代毫无话语权的妇女对喜新厌旧的丈夫的指责和对自己悲惨命运的无奈叙述。这实际上也是对男权社会里痴心女子负心汉婚姻现象的一种沉痛控诉，获得了强烈的社会意义。高亨在其《诗经今注》对此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诗以鸠侵占鹊巢比喻新夫人夺去原配夫人的宫室。“同时高亨说：”（这是）召南的一个国君废了原配夫人，另娶一个新夫人，作者写这首诗叙其事，有讽刺的意味。“将这首诗的当事人具体地指为：召南的一个国君和他的两个夫人。
三、鹊与鸠并无明确所指，只是自然界的两种鸟，且此诗的叙述者是与婚礼无关的他者。这首诗也可能只是一个与婚礼毫无关系的路人所作，诗人无意中看到一场婚礼，于是有所联想有所感触，便作了此诗。
全诗三章，都以鸠居鹊巢起兴。喜鹊筑好巢，鳲鸠住了进去，这是二鸟的天性。《齐诗》曰：“鹊以夏至之月始作室家，鳲鸠因成事，天性然也。”诗中还点明成婚的季节，郑笺云：“鹊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这也是当时婚嫁的季节。各章二句写鳲住鹊巢分别用了“居”“方”“盈”三字，有一种数量上的递进的关系。“方”，是比并而住；“盈”，是住满为止。因此诗三章不是简单的重章叠唱。
一章“百两御之”，是写成婚过程的第一环，新郎来迎亲。迎亲车辆之多，是说明新郎的富有，也衬托出新娘的高贵。二、三章继续写成婚过程第二、三环：迎回与礼成。“百两将之”是写男方已接亲在返回路上，“百两成之”是迎回家而成婚了。“御”“将”“成”三字就概述了成婚的整个过程。“之子于归”，点明其女子出嫁的主题。因此，三章是选取了三个典型的场面加以概括，真实地传达出新婚喜庆的热闹。仅使用车辆之多就可以渲染出婚事的隆重。
这首诗以平浅的语言写成婚的过程，没有如《周南·桃夭》里以桃花来衬托新娘的艳丽，更没有直接去描写新娘的容貌。如果说“之子于归”一句还点出新娘这一主角，让人在迎亲的车队之中找出新娘来，那么，另一位主角新郎则完全隐在诗中场景的幕后，他是否来迎亲，就留给读者去想像了。细味诗中所写，往返的迎亲车队给画面以较强的时空感，短短三章，却回味悠长。
“诗”有“四始”，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具体提出来的。他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他的话不一定可靠，而“四始”云云，据说又是来自鲁诗之说。而作为毛诗学说思想体系的《毛诗序》，却又仅仅把风、小雅、大雅和颂四种诗类作为“四始”。其实，自古以来虽然都讲“四始”，而他们的说法又是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的。他们重视“四始”，实际代表了他们对整部《诗经》编辑思想体系的根本看法。按照毛诗的观点，整部《诗经》，都是反映和表现王道教化的，所以郑玄笺说：“‘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因此，每类诗的第一篇，就具有特殊的意义。
根据毛诗的解释，司马迁所说的四篇“始诗”都是赞“文王之道”、颂“文王之德”的。周文王姬昌，在殷商末期为西伯，在位五十年，“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阴行善”，招贤纳士，致使吕尚、鬻熊、辛甲等贤士来归，并先后伐犬戎、密须、黎国、邘及崇侯虎，自岐下徙都于丰，作丰邑，奠定了周部族进一步壮大的雄厚的基础。（见《史记·周本纪》）他在世时，虽然没有实现灭殷立周、统一中原的宏愿，但他的“善理国政”，却使周部族向外显示了信誉和声威，为他儿子周武王姬发的伐纣兴国铺平了道路。所以，在周人心目中，他始终是一位威德普被、神圣而不可超越的开国贤君。《诗经》中很多诗篇歌颂、赞美他，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毛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礼记·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庙，升歌《清庙》。”《礼记·祭统》：“夫人尝禘，升歌《清庙》，……此天子之乐也。”《礼记·孔子燕居》：“大飨，……两君相见，升歌《清庙》。”《礼记·文王世子》：“天子视学，登歌《清庙》。”可见，它的意义已不只是歌颂和祭祀周文王本人了。
然而，这篇“颂始”，到底是叙写的什么内容，历代的《诗经》学者的看法并不是一致的。毛诗和鲁诗认为是祭祀文王，咏文王之德。而《尚书·洛诰》以为是合祭周文王、周武王时用的歌舞辞，是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的表现。可是郑玄笺提出清庙乃“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庙也”，文王只是“天德清明”的象征而已。于是也就有人认为《清庙》只是“周王祭祀宗庙祖先所唱的乐歌”（高亨《诗经今注》），并不一定是专指文王。不过，从“四始”的特点来看，说是祭祀文王的乐歌，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文杏馆是辋川园林中的重要建筑，馆在山之最高处。
诗的首二句写题面。“文杏裁为梁”，从司马相如《长门赋》“饰文杏以为梁”化来。文杏是极其名贵的杏树品种，据《西京杂记》卷一记载，当初修建上林苑时，群臣和外地纷纷贡献名果异卉，其中杏树珍品两种，即文杏和蓬莱杏。以后文杏在关中一带逐渐普及。文杏馆的得名，大抵因馆前植有文杏;而诗中却说“文杏裁为梁”，这就如同《楚辞·九歌》中的“桂棹兮兰枻”，意在夸饰馆的高雅。“香茅结为宇”，意谓用香茅结屋檐。香茅是一种有香味的茅草，又名茅菁或琼茅，生长于湖南和江淮之间。文杏馆的茅草也大有讲究，有香味，自非普通的低矮茅舍可比。立馆而不求华丽，茅庐而以馆名，这就使“文杏馆既区别于权贵势要们的亭榭馆阁，也区别于老杜浣花溪畔的经不起八月秋风的茅屋，它是高人王右丞啸傲流连之所，体现了主人的性格特征。
三、四句写其地之高。“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栋里有云，这是山居习见景象。而云自栋间出而降雨，人犹不知，则所居在山之绝顶可知。登过华山、泰山这样高山的人都可能有身出云表的体验：头顶是红日，脚下是云海，仿佛置身另一个世界，此时尘虑顿消，心境格外舒坦。当诗人置身文杏馆，注视着奄冉四泻的流云，并遥想它“去作人间雨”的情景，他的心境将不再“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而很可能变得平静而闲适。称山下为“人间”，诗人俨然以世外人自命。这样刻画文杏馆处境之高，迥出常情之外，动人遐想。
作此文时，踏上“仕途”只有两年的苏轼，胸间怀着固国安民的宏大政治抱负，主张为政应有补于民，积极进取。但凌虚台的修筑在他看来却无补于民，这与他积极的政治主张相违背，因而字里行间时时暗含着讥讽的笔调。
全文共分三段。前两段重在叙事，后一段议论说理。叙事议论前后相应，在自然平易、曲折变化之中尽吐茹物，鲜明地突出了文章的主旨。
第一段，文章点破了台的缘起。太守筑台意旨本在观山，苏轼行文也正缘山而起，由山而台。州府地处终南山下，饮食起居皆应与山相伴，更何况终南为四方之大山，扶风为依山之近邑。作者连用四个“山”字。极写山之高，隐含景色之美；极言城邑距山之近，暗藏观山之易。高山美景迫在眼前，只需举手投足便可秀色饱餐，以至近求最高岂不美哉。下面作者却笔锋一转，说太守居住终南山下还不知山之峻美，由此而引出了几丝遗憾，也为由山而台作了巧妙的过渡。但颇有深意的是，苏轼并不承上直写出“此凌虚之所为筑也”，偏偏要加入“虽非事之所以损益。而物理有不当然者”两句，近山而不知山虽于人事无所损益，但终非情理之事，于是乎便筑台观山以尽情理。这种讥刺的笔调既吐露出了年轻苏轼的政治主张，在艺术上也使文章挥洒自如，姿态横生，同时还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
第二段叙写筑台的经过，由太守杖履而游，游而见山，见山而思异，思异而凿池筑台。层层相因。句句紧扣，只寥寥几笔便清楚明了地叙写出了筑台的始末、同时，叙述还具有生动形象的特征。“杖履逍遥”活画出了太守悠然自得的神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一句，又化静为动，把静态的山峦赋予了动态的活力。给人以清新自然、流动变化的美的享受。与柳宗元《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黑之登于山”有同工之妙，接着，“然后”三句，又承上叙写台成之后登台观山的情景。这里作者笔墨极为简省，但却突出了台之高和山之奇。前面太守逍遥其下，看见的山宛如旅行人的发髻；这里登台极目，山则踊跃奋迅而出，从而借所见山景的不同衬托了台的高，为下段台取名为“凌虚”埋下了伏笔。
第三段是全文的重心。作者议论纵横，把兴废成毁的自然之理说得鞭辟入里。太守求文原希望得几句吉利的话，苏轼却借此大讲兴废之理，不能不说含有讽刺的意味。“物之兴废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是立论的蓦础，作者用它启开议论的笔端，把凌虚台的兴成推广至茫茫时间，以变化流动的眼光来关照它，从而把有化为无，把实变为虚。昔日的荒草野田，今日的凌虚台，这是由无生有；今日的凌虚台，明日的荒草野田，这又是化有为无。兴废成毁交相回旋，无穷无尽，谁都不能知晓。行文至此，理己尽、意已完，但作者却并不辍笔，他还由近及远，从眼前的凌虚台延伸到漫长的历史。把秦穆公祈年橐泉、汉武帝长杨宫、五柞宫、隋仁寿宫、唐九成宫的兴盛与荒废赫然放置在凌虚台的面前。两相对比，百倍于凌虚台的宫胭如今求其破瓦颓垣犹不可得，凌虚台的未来也就自不待言了。下面，作者又进一步由台及人，“夫台犹不足恃议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凌虚台尚且不可长久，又何况人事上的得与丧。得丧来去无定，借得台而夸世，则是大错。这几句委婉曲折。逐句深入，最后，把凌虚台的愈义和价值化为子虚乌有，由此从根本上否定了台的修筑。这种写作方法古人称为“化有为无”。
这篇文章由山筑台、由台而化、由化变无，层层紧扣、环环深入，名为替凌虚台作记，实则是化台为无。令人惕然移觉、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