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元末明初战乱之际。客游外地，寄寓他乡，古人对这种生活很难适应，总有一种飘零之感。飘泊在外对古人来说是人生的不幸，除夕佳节期间仍然不能还家，更是莫大的不幸。这首诗就是作者在除夕那天旅居外地所写，道出了佳节期间滞留外地的苦闷与无奈。
这是一首仅三十三字的小令词。这首词采用神话传说故事作题材，描写刘、阮和仙女离别时的依依不舍之情，表达了别后对佳人的深深思念之情。
“曾宴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凤。”曾宴，点明往事。桃源深洞，“舞凤”，即凤舞，为叶韵，乃倒用，言伊人如凤之舞。词中写刘晨、阮肇天台遇仙女故事，省去全部细节，只将初会和离别时最深的印象加以形象化的概括，高度精炼。清歌凤舞，风光何等旖旎！
“长记欲别时，和泪出门相送。”“长记”二字是关键，记忆中的情景是那么的美好，可这一切已如梦幻，永无再现之期。小词没有多少篇幅，不容铺叙，要求写得很精粹，所以“长记”以下几句对整个宴别的过程便撷取了送别这一高潮时的场面来写。“长记”二字，上接“曾宴”二字，“和泪出门相送”写送别之悲痛，这是实写，下面旋又转入虚写。
“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诗有诗眼，词亦有词眼，这四个字实为本词之眼。如梦者，昔年之事如一场无凭的春梦，昔年之景只能在梦里再现，昔年之倡除非在梦里相逢。叠用两个“如梦”，显得更为惆怅，更为感伤。残月乃夜阑之景，落花烟重乃暮春之景，伤心人别有怀抱，才会有凄凉的感觉，更显萧瑟的气氛，言尽而意不尽。
这首小令，抒情细腻，婉丽多姿，辞语美，意境更美。词人描绘了曾和佳人在理想的世外桃源之地相聚时的情景，此为虚写梦中之景的美好，成为感情之流回旋奔涌而下之处，回忆如梦，因而显得特别含蕴丰富；梦醒时分，侧重于对眼前情景的刻画，眼前的半轮残月和簌簌坠落的花瓣，如烟一样的月色，给全词笼上了迷蒙孤寂的气氛，在这凄清的夜里，对她的思念绵绵不断，如此深沉。虚实两端互相补充，形成“以闲淡之景，寓浓丽之情”的特色，更显意味深长。
这首诗歌借南朝陈后主骄奢淫逸、不理朝政的史实讽喻晚唐的统治者，体现了李商隐的政治远见。
首联“茂苑城如画，阊门瓦欲流”总写陈后宫的外观：华美的茂苑城如画般豪奢，阊门闪耀着釉色琉璃瓦，在阳光下，釉彩如水般恍惚迷离。此联主要用意在于描写当初陈后宫的富丽堂皇，从侧面来暗示陈后主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如画”是实景的特点，也与最后的结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
颔联“还依水光殿，更起月华楼”，景物由总体到局部，由长镜头到特写镜头，对准最具有代表性的两处建筑：靠着水光殿的一旁又建起了供贵族们游赏玩乐的月华楼，俨然就是一派欣欣向荣、繁华热闹的景象。“还依”“更起”有承上更进一步的意思，充分表现了封建贵族们无穷的享乐主义，表明这些统治者的欲望是无法得到满足的，也就必然导致亡国亡身。
颈联“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考虑对仗平仄，使用了倒装的句式，正常语序是：侵夜开鸾镜，迎冬献雉裘。这两句从外部宫殿的高大华美精致写到日常生活的两个典型场景，由外到内，由建筑到生活，可以说更深入一步，目的是讽刺陈后主骄奢浪费，不知勤俭。这两句反映了封建统治者不论昼夜冬夏，一味淫乐奢靡，讽刺了陈后主的奢侈生活。这两句以点带面，揭示统治者无时无刻不在享乐，批判力度更进一层。
尾联“从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用漫画式的手法，勾勒了一幅臣“半醉”而君“无愁”的享乐图景，抒发对醉生梦死的腐朽上层统治集团的愤慨。此句中的“醉”在这里一字双关，除了指众臣因喝多了醉得东倒西歪，亦指群臣精神麻木，不明国政。看到这幅情景，贵为天子的皇帝竟然无动于衷，无忧无虑，可见他从不把国事当作一回事。作者借此讽刺陈后主荒淫昏庸，不可救药。
这首诗描写了封建统治者大建宫室、生活奢侈、昼夜玩乐的情景。全诗以全景式的华丽建筑开篇，以君臣醉卧的场景煞尾，大开小合，由外到内，描写逐步进入到统治者腐糜生活的核心，如同层层剥笋，将赤裸裸的奢侈骄纵、不务国政的乱象呈现在读者面前，构思布局堪称精妙。这是典型的铺陈手法，意在极写豪奢。作者之所以旧事重提，当然是别有用意的。李商隐生活时代的晚唐统治者，也一直在大兴土木、劳民伤财，生活极度奢华，导致朝政混乱，这番情景与当年殊无二致，与所有朝代堕落的统治者殊无二致，这都是历史的教训，作者借古讽今，表达了深沉的感慨，透露出作者的清醒和对少年袭位的当朝执政者的深深忧虑，同时起到了警醒世人的作用。
这是一首积淀着无限深情的悼念亡友的诗作。在中华民国时期，悼亡，对革命者来说是常事，因而，它也就成了鲁迅诗作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和一般性的悼亡之作不同的是，鲁迅在此诗中除使用“健儿”一词外，基本上不涉及被悼念者的身世、人品和才学，而主要是写诗人自己的心境和感情。
诗的前两句乍看起来和悼念挚友似无关联，全然是在写自己的感受；而就情绪的格调来看，仿佛还不免有些压抑和低回。“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说明诗人近时的心境不如过去亢奋，已经被压抑到低沉、麻木的境地，甚至连花开花落、人事荣枯也激不起心中的一点微波和涟漪了。这显然是反语，是极言压迫已经超出了可以负荷的程度；只好听之任之。作者鲁迅在《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一文中说过：“革命的先驱者的血，现在已经并不希奇了。单就我自己说罢，七年前为了几个人，就发过不少激昂的空论，后来听惯了电刑，枪毙斩决，暗杀的故事，神经渐渐麻木，毫不吃惊，也无言说了。我想，就是报上所记的“人山人海”去看枭首示众的头颅的人们，恐怕也未必觉得更兴奋于看赛花灯的罢。血是流得太多了。”他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又说过“初看见血，心里是不舒服的，不过久住在杀人的名胜之区，则即使见了挂着的头颅，也不怎么诧异。这就是因为能够习惯的缘故。”鲁迅的这些话；可以印证他的“豪情”之所以锐减完全是因为压迫无比惨烈、社会极其黑暗的缘故。从艺术的表现角度来讲，前两句感情低回，似现木然，则是一种蓄势待发、欲扬先抑的手法。作为革命家的鲁迅，他决不会对时 势的变化、斗争的起伏、革命的成败以及革命者的生死置之度外， 漠不关心的。1926年，他在抨击旧军阀时，曾说过：“人们的痛苦是不容易相通的。因为不易相通，杀人者便以杀人为唯一要道，甚至于还当作快乐。然而也因为不容易相通，所以杀人者所显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够儆戒后来，使人们永远变作牛马”（《华盖集续编·死地》）杨铨死后不久，作者鲁迅在写给友人台静农的信中说：“仆生长危邦，年逾大衍，天灾人祸，所见多矣，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即将投我琼瑶，依然弄此笔墨，夙心旧习，不能改也，惟较之春初，匿亦颇自摄养耳”。既然“无怨于生”、“固亦颇自摄养”；既然“无怖于死”，则旧习不改，“依然弄此笔墨”，决不会被白色恐怖所吓退，“豪情”也决不会真的减遇，就是减退了，也必当再度焕发。所以在写给友人的信中他多次表示：“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但作者却正义凛然、勇敢无畏地宣告：“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疑民哭健儿。”笔锋突然一转，豪情再度昂奋，更加焕发。蓄势待发的感情，冲破了前所罕见的大黑暗迸发了出来，在这江南大雨之日，作者也涕泪滂沱地哭吊这位人民的健儿。末二句即融景入情，表达了作者沉痛真挚的感情。一个“又”字，既说明了暗杀革命者的事件的不断上演，反映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严酷。又说明了前两句所表达到的“麻木”心情的所由来的原因，前后照应。诗的前后各半部分表现的感情，先抑后扬，又以当前景，融入当时情，情景交融，浑然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