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尽管专门吟咏少年的诗数量不及模山范水、状物言志之作，但这类诗大都写得富有诗味，颇具特色。李白的《少年行二首》便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第一首用五古的形式，迹近咏史，实是抒情，写一个少年的信念和追求。诗开头运用荆轲的典故，表现少年对荆轲事迹的向往和憧憬。对英雄人物的追慕，是青少年们所共有的心理特征。整首诗从易水饯饮落笔，但不脱不粘，若即若离，从对荆轲的身世感慨跳跃到对自己的身世感慨，把由荆轲身上所焕发出来的豪情壮志，注入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凝结成一种激扬奋发的豪情与坚定的人生信念：“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接着写鲁句践。鲁句践是战国时代的人，和当时的荆轲在邯郸下棋赌博，最后却互相争吵起来。这里仍然以荆轲的故事抒情达意，恰到好处地表现了少年的心理特征。
第二首用七绝的形式，描摹刻画，情态毕露。三言两语就勾画出一个任气逞能的豪侠少年形象。“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说明他的家世豪贵，生活豪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显示其豪放、倜傥、爽朗、率真，展示其无限的青春活力。在春风得意之际，这些五陵侠少驰骋着骏马，沐浴着明媚的阳光，出入于花海酒肆，无拘无束，在欢歌笑语中忘怀了一切，不知什么叫时光与金钱，不知什么是愁苦与忧思。这里没有明显的是非褒贬，也没有暗示出什么微言大义。这些青少年，是幸福的。从这些青少年的身上，似乎可以让人感受到盛唐的国威给这些时代的幸运儿带来的狂欢与激情，似乎也可以感受到诗人在其中倾注的人生理想。
李白的《少年行二首》，刻划的是豪爽倜傥的少年形象，因而，诗中写少年紧扣其个性特点下笔。敲打着乐器喝着酒，背着宝剑唱着歌，骑着白马踏着落花，风流豪爽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从中，读者不难窥见任气逞能的少年李白的影子。这是李白对自己年轻时候的一种回忆，也只有李白才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全诗语言豪迈俊爽，寓刚于柔，刚柔并济，浑然天成。
这首《蝶恋花》是王国维的代表作之一，全词抒写伤春怨别之情，寄寓对于人生的看法，其哲理意味并不很浓烈，而细加吟绎，仍可见它与传统的伤春怨别词有所不同。
词的上片侧重描写伤春情绪。
“窗外绿阴添几许”起拍设问。一开始便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住。因为绿阴增添，意味着春色衰减；经此一问不能不跟着察看窗外景象的变化。
“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接着回答设问。如此一问一答，即勾画出一幅绿肥红瘦的暮春景象图。原来词人关心的不是绿阴添加了多少而是还有几许春意。这时剩下的只有樱桃，抓住春天的裙角，不肯放春归去。词人无一字提及惜春，但惜春之意已现。
“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残樱桃去。”而结拍又在这图中添上一笔，谓春天已是如此凋残，黄莺儿还要将此唯一为春天留下标志的樱桃衔走，表现出其对于春天的怜惜情状。以上所写，虽为一般自然物象，看似与社会人生无关，而自然物象的变化，却处处牵动人心。
下片由伤春转入怨别，专讲社会人生。
“坐看画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点出了上片之景全是词人在室内所见，窗外已无春意。词人将目光移及画梁双燕，希望能获取一些安慰，却见画梁间小燕子，呢喃细语，像是为人们失去美好的春天感到惋惜。而小燕子之成双成对，相亲相爱，同样也引起了主人公的怨别情绪。眼中所见乃心中所想，这一句反衬出词人的孤寂和凄凉。因为此时的主人公正是独自一人“坐看画梁双燕”。这是由眼前物景所触动的无端烦恼。此时此刻，主人公多么希望能够像画梁双燕那样，与自己所思的人在一起。
“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这是词人的感叹。由此将词人带回现实中来，先前所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莺莺燕燕飞来飞去，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从不“思量”的缘故，世间之人之所以有迟暮之感，有许许多多的烦恼，是被“思量”所误呀！这里，主人公埋怨自己的“思量”不为对方所理解。在现实面前，经过再三“思量”，终于有所觉悟，认识到：“思量”是人生痛苦的根源。这就是全词所写惜春怨别情状所要说明的道理。所谓“思量”，可以解作相思，但不仅仅局限于此，还包括对于自然界的变化以及社会人生变化的一种“忧患意识”。当然，词作所写伤春怨别情绪，都是“思量”的具体内容。
如果从字面上看，这首词所写伤春怨别情绪，似乎人皆有之，不见残有何特别之处，但是，如果联系作者的人生观及其对于世界的看法，就可发现这首词所写的情绪，内容很不一般。王国维对于人生怀有“极深之悲观主义”，他认为人生缚于生活之欲，只是痛苦而已。所谓伤春怨别情绪，实际上也是生活之欲的体现。他主张文字及美术，应当遗弃一切“关系”与“限制”才能残到解脱。因此，这首词对于“思量”的看法。当与这种在生活之欲中求解脱的思想有关。这就是说他已经认识到，对于自然物象变化的伤感情绪，对于悲欢离合的怨恨情绪，一切“思量”都将带来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又是很难解脱的。他把这一人生体验，即人生哲理，写到词中来，指出“人间总被思量误”，这却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
此文通过描写两个小孩争辩太阳在早晨和中午距离人们远近的问题，反映出中国古代的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探求和独立思考、大胆质疑、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这则小故事用对话贯串始终。全文以孔子的见不能决为贯串线索，颇有条理地叙述了两小儿辩日的过程。
先写两个小孩分别就太阳距离人的远近鲜明地提出看法，引人思考。
接着又分别摆出根据。两人互不相让，都使用反问句式，扣住了题目中的“辩”字，增强了论辩性。
“笑”在原文中显然有“讥笑”之意。至于该不该“笑”，也可以从多方面看。若从作者为道家，孔子为儒家来看，显然要“笑”孔子；但若从孔子的态度来看，又不该“笑”了，因为孔子实事求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并没有“强不知以为知”， 为什么要“笑”他呢？“孔子不能决”告诉人们，做人就应该实事求是，不能不懂装懂；“孔子不能决”还告诉我们，孔子那样的大学问家，尚且有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此看来，知识是无穷尽的，什么人都应该不间断的学习，不放弃探求。
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而不妄加决断，正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两小儿善于观察常见的生活现象，从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也可以从两小儿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事物、认识事物，结果自然就不一致；说明他们平时注意观察生活，感悟生活，具有多元化思维；同时他们也具有独立思考、大胆质疑的科学精神。本文同样深刻阐述了“学无止境”这一道理。
事实上，现代科学已经对这种现象有了科学的解释：早上和傍晚，太阳角度低，穿透的大气层很厚，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很大，光路弯曲显著，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大；中午太阳角度大，穿透的大气层相对较薄，受到大气层梯度折射率影响较小，光路弯曲没有早上和傍晚明显，所以人看到的太阳就觉得小了。此外，当太阳在早上的时候是从地面升起，而远处的屋子或山正和那大太阳成了一小一大的鲜明对比，而在中午周围没有任何东西跟它对比，显然就会显得小，这是我们的肉眼骗了我们。而且由于地球形状、大气层、运行规律等自然因素，简单运用生活规律或生活常识去解释是无法作出正确解释的。但作出正确解释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的正是“两小儿”和孔子的这种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实事求是的精神。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