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追述了家事迭出、奔波四方的艰辛,表达了愿与古今作家并驾齐驱、以文章名世的雄心壮志。作者回首往事,善于在那些最能牵动感情的人生关头上着笔,既富概括力,又易打动读者。
文章起句:“予幼则从先生受书”,先述年少时只知“嬉戏上下”,后述逐渐年长而“好”“古今文章”。文意却在平铺直述之后陡起波澜,“是时家事亦滋出”。接下来的一大段,便是对上文所作的展开,文气充畅。作者按其行踪的几个方向“西北”、“东方”、“南方”,列述他为家境生计四处奔波的情境,从多处的地点罗列中见出作者的辛劳之态,“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一笔兜住了上文。接着以四组“此予之……”的相同长句型淋漓酣畅地描述了自己长期所遭受的困厄苦难。被繁琐、沉重的家事、杂事所纠缠、困扰,带来了以下的后果:“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为并,以足予之所好慕”。最后以一句“此予之自视而嗟也”的深长慨叹形成了文气的荡气回肠。
最后一段是叙述撰写这篇《学舍记》的缘由,为了摆脱越来越繁多的事物,作者“乃休于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学。”有人“疾其卑”,“议其隘”,作者“顾而笑曰”,作了回答,充分表现了他笃于志向、奋发努力的精神,“是予之宜也。”意志从容。原来他“劳心困形,以役于事者,有以为之矣”,是要有所作为。他之所以甘于居住“卑巷穷庐”,穿“冗衣”,吃“砻饭”、“芑苋之羹”,乃是为着“遂其志而有待也”。他坚定地表示自己将矢志不渝地奋发努力,他绝不羡慕那些“聪明豪隽”之士所喜好的“土坚木好,高大之观”。最后以《学舍记》点题收尾。
文章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叙述,首尾呼应。由少年时的读书话题谈到青年时的多难经历,再回到中年读书的话题。这样的安排给读者以浑然一体的阅读感受。平实自然的语言是该文另一特色,但在如此质朴的文字下面,读者却不难体会到作者内心曾经有过的喜怒哀乐,以及随着岁月流逝、年纪增长而逐渐变得坚强的内心。这颗饱经创伤的心灵,此刻追求的是“安贫乐道”和在道德、文章上的进步。可以说,作者其人的高尚节操和其文的艺术魅力,读者都可以通过这篇文章领略到。
这篇文章表现了作者锲而不舍、坚执不移的治学精神。作者行文如大江东流,起首平缓,接着情绪安起,意绪难患,似急峡夺路,浪花飞溅,短句长句交错为之,排空而下,文中显作者的难抑之气,似有无限感叹和不平。到最后,文势如大江过急峡后转为平缓,徐徐而流,意气和畅地表述了自己的志向,显得分外从容,艺术上颇有特色。
这是作者被贬后所作凭吊屈原的文章。作者在文中赞美了屈原坚贞不渝的爱国精神,同时借以抒发了自己坚持理想和操守的决心,同时,文中渗透着作者爱国忧国的思想感情。文章采用了离骚体的形式。语颇隽永,耐人寻味。
文章共分为五段,第一段交代了“逐而浮湘”感慨为文的心境,奠定了正文的情感基调。“先生之不从世兮,唯道是就”,热情歌颂了屈原不随波逐流的崇高品质和始终不渝的爱国情怀。
文章第二段运用对比的手法集中叙述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对屈原的迫害。“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嗳兮,孤雄束咮”,形象地表现了楚国上层集团内部在内政、外交上的尖锐斗争。而“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堇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犴狱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途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娱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或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谟言之怪诞兮,反置填而远违”,则生动说明了楚怀王忠奸不辩,良莠不分,听信谗言,甚至对郑袖、靳尚等人公然接受秦国贿赂、出卖楚国利益的行为而不察觉,最终落得个被秦扣留,死于秦国的下场。楚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完全依靠奸佞治国,使楚国更加残破、散败,“支离抢攘兮,遭世乱疾”,便是当时楚国国情的真实写照。
文章第三段则连用五个反问句,猛烈抨击了当年迫害屈原的贵族保守势力,热情讴歌了屈原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表达了作者对屈原的景仰、赞美、理解和同情。特别是最后四句,将以上诸般情感表现的淋漓尽致。
文章第四段的开头,作者以逝者遗留的传世之作推求屈原的音容笑貌,继而将自己的悲哀之情推向高潮。“凉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一句,则以画龙点睛之笔,概括反映了屈原对中国文学史的贡献以及研究屈原一生遭遇的途径。
文章第五段,作者借悼念屈原,感叹自己。声长而语悲,情哀而意深。
纵观全文,柳宗元对楚国黑暗腐朽的政治给予了强烈的批判,赞美了屈原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作者通过凭吊屈原来发泄自己对当时政治现实的不满,以表达像屈原那样无论受到多大的迫害,决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的决心。文章充分发挥了骚体赋的长处,语言上众多“兮”字的运用,形成了一唱三叹、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形式上的这种特点与所要表达的沉痛哀婉、悲愤真挚的感情相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这是一首伤时感事的诗。《毛诗序》说:“《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这是依《左传》立说,有史实根据,因此《毛诗序》说此诗主题不误。但意谓作于桓王时,与诗中所写有出入。崔述《读风偶识》说:“其人当生于宣王之末年,王室未骚,是以谓之‘无为’。既而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室家飘荡,是以谓之‘逢此百罹’。故朱子云:‘为此诗者盖犹及见西周之盛。’(见朱熹《诗集传》)可谓得其旨矣。若以为在桓王之时,则其人当生于平王之世,仳离迁徙之余,岂得反谓之为‘无为’?而诸侯之不朝,亦不始于桓王,惟郑于桓王世始不朝耳。其于王室初无所大加损,岂得遂谓之为‘百罹’、‘百凶’也哉?窃谓此三篇者(按:指《中谷有蓷》、《葛藟》及此篇)皆迁洛者所作。”
诗共三章,各章首二句都以兔、雉作比。兔性狡猾,用来比喻小人;雉性耿介,用以比喻君子。罗、罦、罿,都是捕鸟兽的网,既可以捕雉,也可以捉兔。但诗中只说网雉纵兔,意在指小人可以逍遥自在,而君子无故遭难。通过这一形象而贴切的比喻,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
各章中间四句,是以“我生之初”与“我生之后”作对比,表现出对过去的怀恋和对现在的厌恶:在过去,没有徭役(“无为”),没有劳役(“无造”),没有兵役(“无庸”),我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现在,遇到各种灾凶(“百罹”“百忧”“百凶”),让人烦忧。从这一对比中可以体会出时代变迁中人民的深重苦难。这一句式后来在传为东汉蔡琰所作的著名长篇骚体诗《胡笳十八拍》中被沿用,“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那悲怆的诗句,是脱胎于《兔爰》一诗。
各章最后一句,诗人发出沉重的哀叹:生活在这样的年代里,不如长睡不醒。愤慨之情溢于言表。方玉润说:“‘无吪’、‘无觉’、‘无聪’者,亦不过不欲言、不欲见、不欲闻已耳”(《诗经原始》),这也是《毛诗序》中所点出的君子“不乐其生”的主题。
全诗三章风格悲凉,反覆吟唱诗人的忧思,也正是《王风》中的黍离之悲,属乱世之音、亡国之音,方玉润评云:“词意凄怆,声情激越,(三国魏)阮步兵(籍)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陶渊明的田园诗后之学者极其推崇津津乐道而于他的赠答酬和之作则所论甚少。其实,这类作品中,也有不少绚烂多姿、光彩夺目的佳篇,《与殷晋安别》便是其中的一首。
诗前小序点明此诗的写作背景。开头八句以直陈方法、追叙开式,交代了与殷晋安交往、比邻的友谊。在写交往的时候,“一”与“尽”相连,“信宿”与“益复”相应,充分展示了一见如故、日益亲密的情景。殷晋安“口不谈义,深达理体”(《宋书·殷景仁传》),二人谈话内容很可能与清净闲适相关,而与功名利禄绝缘。
在写比邻的时候,先点明时间、地点,而后写出朝夕相从的情景。义熙元年(405年)十一月,诗人辞去彭泽县令,返回浔阳,耕于南亩。三年后,遭逢火灾,“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经过两年多的困顿苦楚,乃于义熙六年(410年)移居南里之南村。殷陶两人比邻,自然倍加亲密。一“肆”一“忘”,写足了二人友情。诗从初次交往落墨,进而写朝夕游从,有别于一般送别诗开头的或写景,或抒情,或烘托环境气氛,这是此诗的第一个特点。
然而快乐总有到头的时候,没想到时间不长,殷又要作太尉参军,而且就在这个春天里动身。两人一个归隐,一个升迁,分离是必然的。于是笔锋一转,以直率的语言写道:“语默自殊势,亦知当乖分。”“语默”者,仕隐也。《易·系辞》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诗人运用这句成语,以表明二人意趣不同、处境不同。“殊势”,是说对形势的看法与处世的态度不一样:陶渊明以世路险恶,视仕途为“尘网”、“樊笼”而赋“归去来”;殷晋安则“有当世之志”(《宋书·殷景仁传》)。由此可见,“乖分”明写交往上的分离,暗示人生道路上的分歧,用得何等准确,何等深厚,而又何等率真。曰“知”曰“当”,说明分离是情理中事、预料中事,表现了诗人坦荡的胸襟与质朴的诗风。事真、意真、情真,正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绝句》)者。临别之际,不写“天涯若比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的劝慰,不写“萧萧班马鸣”(李白《送友人》)的依恋,也不写“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的凄伤,而从“或默或语”着眼,阐明“殊势”而“乖分”的自然之理,这又是一个特点。
离别的时间终于到了,“飘飘西来风,悠悠东去云。”殷晋安移家东下,犹如天上行云,随着飘飘的西来风而悠悠东去,渐去渐远,渐远渐渺,终于消失在蓝天尽头。在这里,诗人运用比兴手法、对偶句式,为读者展现了一幅风驰云飞图,渲染了送别者的感情,增强了诗篇的艺术效果。此二句,与曹丕《杂诗》“西北有浮云,亭亭如丰盖。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吹我东南行,行行到吴会”等句,在以云行喻人之远去这一点上,是相同的,而喻意大别。陶诗喻仕子行踪之速,曹诗喻征夫周流之苦。熔铸前人诗句为自己语言,抒发自己感情,而又不露痕迹,可算是这首诗的第三个特点。
离别之事牵动离别之情:“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因。”殷晋安东下,一程山,一程水,千里迢迢,山川相隔。这一别,“相去悠且长”(《古诗·烛烛晨明月》)嘉会难遇,言笑无因,寄心浮云,浮云不还;移情清风,清风无知,诗人怀念之情,亦因之而溢于言表。这两句承上,与“飘飘”二句配合在一起抒写离别之情。
离别之情推及离别之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这两句照应“语默”,再次表明自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的志趣。事实上,诗人并非一开始就想高蹈尘外的,他自己曾说:“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之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在《读史述·屈贾》中,他又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可见他希望能够做稷、契一类的人物,施展才能。但是,由于仕途的污浊,官场的庸俗,以及天下的多故,名士的少全,因而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归去来辞》)的感叹。梁启超说:“古代作家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屈原以后,我便数陶渊明”(《陶渊明》)。
“脱有经过便,念来存故人”二句,其“脱”字乃假设之词,诗人以之表希望意,盼望故人便时来访。这不仅是对殷晋安的叮嘱,也是自我真情的吐露,更是势殊而情深的表现。这一结尾,恰与开头遥相呼应,看似平淡,但透过平淡,见出诗人至诚的内心世界。尤其是“故人”二字,把读者的思想引导进入“信宿酬清话”“淹留忘宵晨”的情境之中,言尽而意不尽,有如曲终而余音袅袅,韵味无穷。
这首送别诗,没有从送别入手,也没有拘泥于“祖道帐饮”“折柳相赠”的惯例,而是别开生面地先写交往,后写分离,再写希望,并将它们串成一片行云、一弯流水,使全诗珠联玉贯。在写分离的时候,在他人,也许要大写离愁别苦,而诗人却淡淡着墨,平平写来,点明“语”与“默”、“良才”与“贫贱”的差异,从而使诗的内容超出了一般送别诗。但诗人并没有就“殊势”作更具体的阐述,而在指出“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之后,急转直下,以假设之词、希望之意,倏然收住,诗人的全部真实感情都融化在全诗中,展示在读者面前。此诗强烈地表现出陶渊明诗歌的那种直率性格与平实语言的高度统一,人格美与艺术美的完好融合。
苏轼对陶诗极其推崇,他说:“陶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与苏辙书》)在屡遭贬谪后,尤慕其为人而和其诗,《和陶与殷晋安别送昌化军使张中》,便是诸多和陶中的一首。尽管由于陶、苏处境不同,送别的对象不同,因而诗的内容、基调、情感,也都不同,但语言乃至结构的师承关系,却十分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