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这首《酒泉子》抒写了征人怀乡思亲之情。上片写出征途中的愁苦。下片写征人对妻子的怀念。以征戍生活为题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边塞战争给人民带来离苦。 这种题材，在《花间集》中是罕见的。从艺术上看，全词境界开阔，于苍凉之中又见缠绵之思。而两地相思之情，同时见于笔端。深得言情之妙。
此词深得评家好评。《花间集注》评此词：“绮罗”三句，承上香貂戎衣，言畴昔之盛，魂梦空隔也。汤显祖评本《花间集》卷三盛赞此词：“三叠文之《出塞曲》，而长短句之《吊古战场文》也。再谈，不禁酸鼻。”此评虽不免推崇过高，但从“再读，不禁酸鼻”的话来看，确实指出了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
此词上阕写雨过天晴后的郊外丽景。就像一名优秀的画师，词人把入画的时间定在雨后初晴那一瞬间。一阵微雨过后，天空中纤尘不染，格外晴朗，放眼望去，只见菖蒲长满沟渠，叶叶相连。“菖蒲”一句从大处落笔，以“叶叶”概括郊外春色之貌，给人满眼碧绿的意象，就像南朝《采莲曲》中用“田田”来状莲叶弥望之景一样。紧接着，作者便拉近了视线，从细处着笔，用特写镜头捕捉到那碧绿画面中一点醒目的黄色：一只小蜜蜂在那儿飞来飞去。有了这一点娇黄的色彩映衬于一片绿色之中，整个画面便活了，充满生机了，因而显得美妙动人。从艺术手法上讲，将“雨晴”这样的时间融入到景物之间，使读者的审美感受自始至终都集中于艳丽的郊野春色，不给人突兀之感。“妙”和“小”不仅形成韵脚，而且还彼此呼应，见出园中蜜蜂的细小可爱。前用“唯有个”，后用“露一点”，前面点明是蜂，后再着以“娇黄”之色，将那只可爱的小蜜蜂写活了。一个“娇”字，尽显柔美之态，传出神韵。
下阕由景生情。看着眼前一片大好的春光，满园的春色，词人骤然动起了惜花之情。他想到那娇艳的花朵如果受到晓风的暴力，必将残败不堪，纵然有幸逃过一劫，但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只能是衰败迟暮，在暮春的夕阳之下，显示出老态，令人悲伤。一个热爱生活，充满激情的人，总是不愿意看到美好的事物被摧残，被破坏，但这样的结局却又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诗人设想在最为娇艳，蜜汁最浓的时候，跟那娇黄的小蜜蜂一起度过，享受难得的美好时刻。
词的上阕写“菖蒲叶叶”，是写叶，而下阕虽未点明，但引起词人感想的，是花。高明的词人在词中一点也没有透露出这花的消息，只以“香香”二字点逗，使词情婉约含蓄。由此及彼的时空转换，从写景到因景生情，只用过片的停顿来作处理，而不作交待（有时用一字句或二字句领起），这在词中是常见的手法。联系到当时的词是在歌舞场合所唱，就更能体会这种“过门”处词情变换的妙处了。
表面上看，整首词都只是在绘景描象，但词人的用意，显然不在只写蜂、花这类自然景物之上。以香花美草喻美人，以暴风残花喻红颜衰褪，以春暮花老见出美人迟暮，是中国古代诗词的一个传统。因此，读这首词时，有着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素养的读者，可以很自然地领悟到其中特殊的意象指归，并会因为蜜蜂抱花意象而联想到男女欢会，从而对其词品的高低作出评价。正因如此，尽管秦观的这首词在写景状物方面没有什么大的缺失，甚至可以说有其独到之处，但是，在后代词论家那里，却很少获得好评。最多只不过视其为狎邪词人柳永之作的同类。对照柳词仔细品味，这样的评价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只不过对于为秦楼楚馆写作歌词的柳永，词论家们的着眼点往往并不在其写男欢女爱是否露骨上，而在其羁旅行役和长调慢词的原创之功上，而对于“专主情致”的秦观，则多少有一种载道文人的心理定势，所以对秦观的这类词，就很少放过。其实，如果舍弃知人论世的批评模式，单纯就文本批评，秦观的这首词，还是有其独特价值的，至少，在艺术手法，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