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悼亡诗》是诗人悼念亡妻杨氏的诗作，共有三首。杨氏是西晋书法家戴侯杨肇的女儿。潘岳十二岁时与她订婚，结婚之后，大约共同生活了二十四个年头。杨氏卒于公元298年（晋惠帝元康八年）。潘岳夫妇感情很好，杨氏亡后，潘岳写了一些悼亡诗赋，除《悼亡诗》三首之外，还有《哀永逝文》《悼亡赋》等，表现了诗人与妻子的深厚感情。在这些悼亡诗赋中，《悼亡诗》三首都堪称杰作，而在三首《悼亡诗》中，第一首传诵千古，尤为有名。这里选析第一首。
这一首《悼亡诗》写作时间大约是杨氏死后一周年，即公元299年（晋惠帝永康九年）。何焯《义门读书记》说：“安仁《悼亡》，盖在终制之后，荏苒冬春，寒暑忽易，是一期已周也。古人未有丧而赋诗者。”结合诗的内容考察，是可以相信的。这首诗，从内容看，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荏苒冬春谢，寒暑忽流易。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私怀谁克从，淹留亦何益。僶俛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是第一部分，写诗人为妻子守丧一年之后，即将离家返回任所时的心情。开头四句点明妻子去世已经一年。诗人说，时光流逝，爱妻离开人世已整整一年，层层的土壤将他们永远隔绝了。“私怀”四句，写诗人即将离家返回任所的心理活动。就个人对亡妻的思念之情来说，诗人十分愿意留在家中，可是有公务在身，朝廷不会依从，这个愿望是难以实现的。再说，人已死了，就是再继续留在家中，也是没有用。这里提出留与不留的矛盾。矛盾的解决办法是，勉强遵从朝廷之命，转变念头，返回原来任职的地方。
“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髣髴，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怅恍如或存，回惶忡惊惕。”是第二部分，写诗人就要离家返回任所，临行之前，触景生情，心中有说不出的悲哀和痛苦。看到住宅，自然想起亡妻，她的音容笑貌宛在眼前；进入房间，自然忆起与爱妻共同生活的美好经历，她的一举一动，使诗人永远铭记在心间。可是，在罗帐、屏风之间再也见不到爱妻的形影。见到的是墙上挂的亡妻的笔墨遗迹，婉媚依旧，余香未歇。眼前的情景，使诗人的神志恍恍忽忽，好像爱妻还活着，忽然想起她离开人世，心中不免有几分惊惧。这一段心理描写，十分细腻的表现了诗人思念亡妻的感情，真挚动人。这是全诗的最精彩的部分。
应该指出，“流芳”“遗挂”二语，注家尚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流芳”是指杨氏的化妆用品，有人认为“遗挂”是杨氏的遗像，都是猜测，缺乏根据。余冠英说：“‘流芳’‘遗挂’都承翰墨而言，言亡妻笔墨遗迹，挂在墙上，还有余芳。”（《汉魏六朝诗选》）比较可信。又，“回惶忡惊惕”，意思是由惶惑不安转而感到惊惧。“回”，一作“周”。前人如陈祚明、沈德潜等人多谓此句不通，清人吴淇说：“此诗‘周惶忡惊惕’五字似复而实一字有一字之情，‘怅恍’者，见其所历而犹为未亡。‘周惶忡惊惕’，想其所历而已知其亡，故以‘周惶忡惊惕’五字，合之‘怅恍’，共七字，总以描写室中人新亡，单剩孤孤一身在室内，其心中忐忐忑忑光景如画。”（《六朝选诗定论》）剖析入微，亦颇有理。
“如彼翰林鸟，双栖一朝只。如彼游川鱼，比目中路析。春风缘隙来，晨霤承檐滴。寝息何时忘，沈忧日盈积。庶几有时衰，庄缶犹可击。”是第三部分，写诗人丧偶的孤独和悲哀。“翰林鸟”，指双飞于林中的鸟。比目鱼，水中一种成对的鱼。《尔雅·释地》说：“东方有比目鱼，不比不行。”传说比目鱼身体很扁，头上只一侧有眼睛，必须与眼睛生在另一侧的比目鱼并游。不论“翰林鸟”，还是“比目鱼”，都是古人常用来比喻夫妻合好。“一朝只”、“中路析”，写出诗人丧偶以后的孤独与凄凉。冬去春来，寒暑流易，爱妻去世，忽已逾周年。又是春风袭人之时，檐下晨霤点点滴滴，逗人哀思，难以入眠。深沉的忧愁，难以消却，如同三春细雨，绵绵无休，盈积心头。要想使哀思衰减，只有效法庄周敲击瓦盆（一种古代乐器）了。《庄子·至乐》说，战国时代宋国人庄周妻死了，惠施去吊丧，见庄周两腿伸直岔开坐在那里敲着瓦盆唱歌。惠施说，妻子死了，不哭也罢，竟然唱起歌来，未免太过分了。庄周说，妻子刚死时，他很悲伤。后来想想，人本无生、无形，由无到有，又由有到无，正如四季循环，就不必要悲伤了。潘岳想效法庄周，以达观的态度消愁，殊不知“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潘岳的悼亡诗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富于感情。此诗也不例外。陈祚明说：“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夫诗以道情，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所嫌笔端繁冗，不能裁节，有逊乐府古诗含蕴不尽之妙耳。”（《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这里肯定潘岳悼亡诗的感情“淋漓倾注”，又批评了他的诗繁冗和缺乏“含蕴不尽之妙”，十分中肯。沈德潜对潘岳诗的评价不高，但是对悼亡诗，也指出“其情自深”（《古诗源》卷七）的特点。的确，潘岳悼亡诗感情深沉，颇为感人。
由于潘岳有《悼亡诗》三首是悼念亡妻的，从此以后，“悼亡诗”成为悼念亡妻的专门诗篇，再不是悼念其他死亡者的诗篇。于此可见，潘岳《悼亡诗》深远的影响。
这是一首咏物诗，也是一首宫怨诗。汉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德容兼备，初时颇得宠幸，便成帝后来移情于另一淫而妒的妃子赵飞燕，班婕妤被迫离开皇帝，自请迁往长信宫，与太后同住，在那里度过了寂寞而凄凉的岁月。班婕妤的遭遇在宫廷妇女当中具有代表性，因而成为历代诗人反复歌咏的一个题材。但本诗的构思却非同凡响。诗人不是泛泛地歌咏其事，而是抓住长信宫中草这一小小的景物，即小见大，即物见人，在这一习见的题材上翻出令人难忘的新意。
“委翠似知节，含芳如有情”深秋季节，当班婕妤在长信宫庭院中漫步之时，她看见本来的满园青草如今都已色衰翠减，一片枯黄。这些草儿仿佛知晓节令一般，当秋风渐紧、严霜频降临之时，便收敛了它的翠色。但阵风吹过，枯草丛中飘来阵阵余香，似乎这些微小的生物，并不甘心自己的青春的消陨，还希望有情之人来亲近自己的芳泽。这两句运用了拟人手法，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一种移情之笔。小草“知节”而“委翠”，与班婕妤见成帝宠爱赵飞燕而自请迁长信宫以避祸，不是很相似吗？小草虽然枯萎，却依然“含芳如有情”，与班婕妤的气质高洁，和她虽备受冷落，却不忘对成帝的一片旧情，不是颇为相似吗？当人们咏读这些诗句，对小草致以深切同情的时候，便自然而然会对导致小草凋零的恶劣气候产生憎恶之感。严霜、寒风扼杀了小草的生机，而帝王的喜新厌旧，使班婕妤这类宫廷女子的青春与生命过早凋零，不也像风霜一般的残酷逼人吗？不过，小草随“委翠”却仍“有情”，因为宫廷中的女子，除了期待皇帝的眷顾，别无出路；从诗人来说，则是遵循了“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诗教。
正因为“有情”，因此班婕妤对成帝虽心怀怨尤，却依然没有绝望。据 《汉书.外戚传》，班婕妤在长信宫曾作赋自悼，中有“潜玄宫兮幽以清，应门闭兮禁闼扃。华殿尘兮玉阶苔，中庭萋兮绿草生。......神眇眇兮密靓处，君不御兮谁为荣？俯视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视兮云屋，双涕兮横流。”只因不忘旧情，因此每日俯瞰殿前石阶，祈盼看到成帝履迹。本诗的后二句，应当是从这里化生出来的：履迹日日如此稀少，以致于中庭的草儿蔓延滋长，简直要向石阶延伸过来了。这无声的生长着的小草，正是含有无限哀怨的班婕妤的象征。在这里，诗人不着一个怨字，而巧妙地给无感情的小草赋予感情，使女主人公的满腔愁怨，表现得更为深婉，从而也更能令读者为之低回感叹、黯然神伤。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谈到过比喻之多边。以这首小诗而论：前二句以草比喻女子气质之高洁以及命运之不幸；后二句则隐以草比女子无尽之愁思。虽同为长信宫中之草，但前后寓意所指不同，这就使得这首短短的小诗，亦包含了相当丰富且耐人寻味的寓意。
此诗意在描写打猎人的本领和美德。其人带着猎犬出猎，品德仁慈，卷发美髯，具有长者之相。作者是以羡慕的眼光，对猎人的外在英姿和内在美德进行夸赞。
打猎是古代农牧社会习以为常的事。猎者除获得生活所需之物外，还有健身习武的好处。古人认为，国家要强盛，离不开文治武功。体魄强健，好勇善战，体现了国人的尚武精神。仁爱慈善，足智多谋，体现了国人的文明精神。因此，文武并崇，刚柔兼济，在古代形成一种风尚，一种共识。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人们往往把是否能文能武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有出息的重要标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常常以这种标准与眼光来衡量和观察各种人物，一旦有这样的人物出现，就倍加赞赏，此诗中的猎者就是其中一例。作者选取狩猎这一常见习俗，对猎人的善良、勇敢、能干和美姿进行赞誉，既是情理中事，又是诗人审美眼光独到之处。
此诗采用了由犬及人、由实到虚的写法。全诗共三章，每章的第一句均以实写手法写犬；每章的第二句均以虚写手法写人。
“即物指人，意态可掬”（陈震《读诗识小录》）。“令令”“重环”“重鋂”，是写犬，不仅描绘其貌，而且描摹其声。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情景：黑犬在猎人跟前的受宠貌和兴奋貌，猎犬在跑动中套环发出的响声等等，这就从一个侧面烘托出狩猎时的气氛。未见其人，先闻其“卢令令”之声。后面才走出诗中的主人公。“美且仁”“美且鬈”“美且偲”，则是写人，在夸赞猎人英姿的同时，又夸赞猎人的善良、勇敢和才干。这样看来，诗中所赞美的猎人，是个文武双全、才貌出众的人物，以致引起旁观者（包括作者）的羡慕、敬仰和爱戴。从感情的角度看是真实的，从当时所崇尚的民风看，也是可信的。
全诗仅二十四字，就勾勒出一个壮美、仁爱、勇武、多才的年青猎人带着心爱的猎犬打猎的情景，文字简练，形象生动。
《扁鹊见蔡桓公》此文讲述了蔡桓公讳疾忌医，最后病入骨髓、体痛致死的寓言故事。意在告诫世人特别是为政者，应该勇于正视现实，直面个人灾难、社会危机，及早采取救治措施。作者在阐释道理、叙写过程中，赞颂了扁鹊之神智而鞭挞了蔡桓公的固执、愚顽，简单的语言传达，无繁复累赘，无咬文嚼字，实为佳作。
从首句到“医治好治不病以为功”，交待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原因和主要人物，点出了桓侯“讳疾忌医”的主题。文章以“扁鹊见蔡桓公”一句交待了故事的两个主要人物:扁鹊姓秦名越人，医术高超；蔡桓公即下文所称的桓侯，是当时蔡国的国君。扁鹊首次指出桓侯患有疾病，不过此时病症还停留在表面，加以治疗就能防止其恶化。“立有间”三字不仅简明扼要地写出了扁鹊对病人的诊治过程，还表现了扁鹊高超的医术——仅凭片刻之间的观察，就能指出症结所在。桓侯对扁鹊的警告不以为意，甚至认为他不过是沽名钓誉之辈。桓侯否认自己有病，并认为医生都喜欢治疗那些原本健康的人，以此来当做自己的功劳。
从“居十日”至“桓侯又不悦”，承接上文，故事情节得到进一步发展扁鹊十日后再次觐见桓侯，他说桓侯的病情已经深入肌肤，如不加以治疗，将深入身体内部。但是桓侯对扁鹊的话仍然置之不理。“复见”、“居十日”交待了桓侯病情深入的过程，扁鹊没有放弃劝谏桓侯，体现了医者父母心的负责态度。“君之病在肌肤”一句印证了前文“不治将曰深”的推断。尽管扁鹊善言劝诫，但桓侯还是不予理睬，甚至表示出不满。
又“居十日”，桓侯的病从肌肤发展到了胃肠，扁鹊的论断进一步得到验证，如果不加以治疗，病情将会持续加重。但扁鹊劝说桓侯依然无果，桓侯对他三番五次指出自己身体患有疾病感到不悦。桓侯患疾渐深，渐入不治之境，这一情节为下文的转折做好了铺垫。
第四段是故事的高潮，也是情节急转的开始。扁鹊远远望见蔡桓侯，转身就走，这一幕情景使文章陡生紧张感。扁鹊一改之前耐心进谏的态度，说明桓侯的病已经无药可救。桓侯见扁鹊“还走”，十分不解，让人前去询问，扁鹊道出桓侯患病的各个发展阶段，及其相关治疗方法:病在表皮时，热敷即可治疗；病在肌肤，针灸可以治疗；病在肠胃，汤药可以治疗。而现在，病已深入骨髓，是“司命之所属”，就连扁鹊也无可奈何。
故事最终结局是桓侯不治而亡、扁鹊逃秦。情节到此戛然而止，却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思考空间。文章揭示了防微杜渐的道理，抨击了统治者迁怒和诿过百姓的丑恶行径。
此文以桓侯病情发展为主线，结构流畅紧凑、跌宕有致，逐步将说理推进。作者采用三迭式手法，通过描写扁鹊的多次谏劝深化了主题。另外，扁鹊的反复劝说与桓公不以为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不费矫饰之功便刻画出人物的不同特点:扁鹊尽心负责、医术高明，而桓公骄横自大、不知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