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七律,诗人写自己身处暗世、有志难伸、怀才不遇、走投无路的困境和内心的烦恼。通篇夹叙夹议,评论时事,陈述怀抱,满篇韵味,生动感人。
诗的首联概述诗人的境遇和处世态度。“酒瓮琴书伴病身”,开头七字,形象逼真地勾画出一个当时封建社会中失意潦倒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只有三件东西:借以泻愁的酒瓮,借以抒愤、寄情的琴和书,诗人是十分贫寒、孤独的。可是诗人对这种贫苦生活所抱的态度,却出人意料,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熟谙时事乐于贫”。原来他“乐于贫”乃是因为对当时晚唐社会的昏暗社会现实非常熟悉。“熟谙”一词,总括了诗人“年年名路漫辛勤,襟袖空多马上尘”(《感秋》)的长期不幸遭遇;也暗示出上句“病身”是如何造成的。“乐于贫”的“乐”字,表现了诗人的耿直性格和高尚情操。这样正直、高尚的人,不能“乐于”为国施展才华,而只能“乐于贫”,这是统治者造成的真正悲剧。
紧接着,诗人进一步表明“乐于贫”的心迹:“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意思是说:我宁愿安守穷途,做天地间一个隐逸诗人;决不愿获取俸禄,当人间的庸俗官吏。这一联警句,上下对仗,一取一舍,泾渭分明,坚定有力,震慑人心。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进一步表现出诗人冰清玉洁的品格。
诗人说宁愿作“闲吟客”,第五句对“吟”什么作了回答:“诗旨未能忘救物”。诗人困于蒿莱,也不消极避世,而是始终不忘国家和人民所遭受的灾难。他的诗多是“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见李处士》),表现出一片救物济世的热情。正因为他的诗“多主箴刺”,而不能为世所容,以致“众怒欲杀之”(见《唐才子传》)。故诗的第六句深深慨叹:“世情奈值不容真!”真,指敢于说真话的正直之士。“不容真”三字,深刻地揭露了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的现实社会。这两句是全诗的重点和高峰。诗人单刀直入,揭示了志士仁人和黑暗社会之间的尖锐矛盾。
诗的最后两句,以苍凉悲愤的语调作结:“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一生怀才不遇,壮士莫酬,内心的痛苦,无处诉说。诗人说:“吾唐”虽大,却没有正直之士容身之地,我只好遁身世外,做个隐逸之人。在《离骚》中,屈原也是掩泪叹息:“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此诗结尾两句和《离骚》的卒章同样感人。诗中刻画了诗人白发满鬓、愁容满面、仰天长啸、老泪纵横的形象。
这首诗以议论为主,但议而不空,直中见曲,议论同形象相结合,议论中又饱和着浓郁的感情,字字句句“沛然从肺腑中流出”(惠洪《冷斋夜话》),充满着悲切和激情。在谋篇布局上构思精巧,结构层层推演,环环相扣,步步进入:首联“乐于贫”,带出颔联“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颔联“闲吟客”带出颈联“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颈联“不容真”,带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白发吾唐一逸人”;尾联“平生肺腑无言处”,又与开头“酒瓮琴书伴病身”相呼应,浑然一体。随着层次的推进,诗人的形象越来越鲜活;诗人感情的波涛,似长江后浪推前浪,逐步推向高峰;诗的主旨也一步一步开拓、深化。此诗的意境转过一层又一层,愈来愈入佳境。
此诗前两句以“花开”和“花落”的情景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有花和无花的巨大不同;第三句中“惟余一朵”本可以感到庆幸和喜悦,然而诗句一转, “明日定随风”,又一下子把这种庆幸转入低谷,这唯一朵也是要随风飘落的。这首诗以朴实自然的语言描写了花与树的自然变化过程,显得清新可爱,反映出诗人细致的观察力和敏捷的才思。
首句“花开满树红”,紧扣题面,描写花开景象,创造出一种十分优美的意境。只见春临大地,日暧风和,那满树的鲜花,开得极其茂盛,争奇斗艳,红红火火,多美好的春天。不要说小诗人看到这种场景欣喜若狂,就是成年人看到这种场景恐怕也是要兴高采烈的,句中“满树红”三个字。不仅写景生动形象,而且也蕴含着极为强烈的感情色彩。
如果说诗的首句是写春来花开,引人入胜的话;那么,诗的次句则是写春去花落,令人惋惜。常言说“花无百日红”。随着春归的脚步声,诗人再去赏花,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已是“花落万枝空”了。昔日那种姹紫娇红的美丽景象已不复存在,呈现在面前的则是有枝无花。写到这里,小诗人的惋惜之情,怅然之感。跃然纸上。这里的“空”字与上句的“满”字形成强烈的反差,足见小诗人用词之准确。
诗的最后两句,就眼前之景,对枝头的那朵余花,表示担心。在万枝皆空的情况下,仅剩下的一朵小花,不知它还能坚持多久。也许到了明天,就会被风吹落了。这两句承前而来,把小诗人惜花、爱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五岁咏花》,写得生动形象,明白如话,韵律悠扬,琅琅上口。诗作表现了小诗人的童心和稚趣,在咏花诗中堪称短小精悍的佳品,值得仔细玩味。
蓟中指蓟城,在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高适于公元752年(天宝十一年)春南返封丘,写下了这首诗。
诗一开篇,就以“沙漠”、“塞垣”这样特有的塞外景物,勾勒出一幅浩瀚伟岸的典型图画。接着以“策马”、“长驱”和“登”这三个动作,勾画出一个挥鞭驰骋、飞越大漠、慷慨激昂、勇赴国难的英雄形象。
三、四句,则写诗人登上塞垣的所见:映入眼帘的,是衰草遍地、寒风呼啸的“萧条”荒凉景象;纵目远眺,只见“白日”昏暗,寒云苍茫,天地玄黄。开始四句叙事写景,以白描之法大笔勾勒,境界阔大,人物虽尚未出场,但通过“策马”“长驱”的壮烈之举,落日黄云的苍茫之色,特别是“落日何萧条”句中的“何”字,突出了主人公的感慨之深,忧愁之重。
“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这两句既是由前面的叙事写景到下文议论抒情的转折,又是具体揭示前文“边城何萧条”的原因:征战不息,原来是“胡虏”的反叛造成的,同时也暗示对安禄山以“边功市宠”,引起战端。据《通鉴·玄宗天宝四载》记载: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可见天宝时期东北边境的“边患”,主要是安禄山进行不义战争造成的。尽管当时安禄山手握三镇雄兵,是被唐玄宗封为东平郡王的显赫人物,而高适“栖迟一尉”,人微言轻,对此倒行逆施却已难捺愤怒,因此感情的激流勇掀波澜,以一强烈的反诘:“岂无安边书?”对统治者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同时也表现出自己安边定远的高度自信心。
史言高适“喜言王霸大略”,“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旧唐书·高适传》)对给国家、人民带来苦难的不义战争,高适坚决反对。但现实却是贤者沉沦,奸邪得志。“诸将已承恩”一句回答,包含着诗人多少深沉的愤慨!这一起一伏之中,诗人的感情又由激越转向沉痛。这样自然引出末尾两句,“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这两句各用一典,孙、吴指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和吴起,“闭门”指东汉末年大名士陈寔有感于世道黑暗,拒绝入仕,故“闭门悬车,栖迟养老”(见《后汉书·陈寔传》)。此二句含蕴的情感十分深厚强烈,有言少意多之妙。不过,第二句的“闭门”之说,是对现实极为不满的反语,其实高适对现实是十分关注的,对政治是极为热衷的。正如钟惺所评:“ 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见,归咎于君;‘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成恩’,归咎于臣。”“‘已承恩’三字偷惰欺蔽二意俱在其中,可为边事之戒。”(《唐诗归》卷十二)。
艺术上叙事写景,形象逼真,衬托出壮烈的情怀。议论抒情,出言深睿精警,意绪起伏捭阖,透射出诗人强烈的愤懑和不愿同流合污的凛凛风仪。全诗语言看似平淡质朴,但由于“感赏之情,殆出常表”(徐献忠《唐诗品》)同样具有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这篇记文,先历叙园的地理位置,显得郑重之至。接着便处处扣住“随”字,写葺园的经过与作者的趣味,表现了作者洒脱放任的处世观,充满了初得园的喜悦及对将来悠游林仓的生活的憧憬。袁枚的记游一类文章与他的传记文不同,一是力求简洁,一是注重铺陈场景与刻画人物。文中第二段述及造园原则时,运用了大量整句,将园林“就势取景”的造园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这种笔法,也是对韩愈、柳宗元散文作法的继承。
文章首段先写随园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详细介绍了金陵四周的美景,为后文得享美景时的喜悦做了铺垫。
第二段作者主要叙写随园的来历以及自己治园的经过。中国古代造园的原则讲求利用已有的环境条件,精心设计,使园林虽由人造,却宛如天开。作者将原本的“隋园”改成“随园”,这个“随”字的含义正是体现了中国园林造园之奥妙,园林美学的精髓,同时也暗含着袁枚随顺自然、随时之宜的审美理想与人格象征。
最后一段则抒写了袁枚舍官就园,安享园林之乐的情怀。他引苏轼“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一句,表明自己仕与不仕皆随顺自然的心态。“随”字也正是袁枚追求自由随性的人生观、仕宦观的显露,充分显示了袁枚以“性灵说”驰骋文坛的诗人气质。
袁枚写这篇文章。一方面为他精心修造园林解嘲,一方面也为了扩大随园的影响。但写对自己经营的园林有感情,并把侈造园林的操劳和做宫的仰人鼻息作比较,这些思想应该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