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晚天长,秋水苍”一句,既有远景——广阔的天空,也有近景——苍茫的江水。全曲一开始就将镜头由远及近,描绘了一幅广阔的斜暮江景图画。接着“山腰落日,雁背斜阳”,这是中景,夕阳西下,落至半山腰上,斜阳落在低翔的大雁的背上。
接下来诗人由景生情:“壁月词,朱唇唱,犹记当年兰舟上”,很自然地由眼前的“秋江”之景过渡到了“忆别”的思绪。“犹记当年兰舟上”一句巧妙地化用李清照的《一剪梅》中“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一句。“洒西风,泪湿罗裳”,伴着飒飒的西风和哀怨的曲子,相别恋人,不住满心伤感的恋人双双潸然泪下,浸透衣衫。
最后,诗人用排比手法来描写恋人分手时的情景:“钗分凤凰,杯斟鹦鹉,人拆鸳鸯。”凤凰钗,一分为二,斟满鹦鹉杯相互践行,诗人和恋人终于不得不接受残酷的现实——恩爱情侣不得不天各一方。“凤凰”“鹦鹉”“鸳鸯”都是鸟类,并且在自然界都是以成双成对的形式出现的,当然在这里各自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这种排比,更是渲染了一种伤感凄凉的氛围,读来令人哀婉、叹息。
诗人在回忆中追叙离别的场面,那“壁月词,朱唇唱”和“洒西风,泪湿罗裳”的实景,“杯斟鹦鹉,人拆鸳鸯”的落空心境,虚虚实实,都深深刻在诗人的脑海,而结尾处表达的明明相爱的恋人却被迫分开的无奈与怨恨之情,更是感人至深。
上半阕开端“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仅只三句,便写出了所有有情之生命面临无常之际的缝缝哀伤,这正是人世千古共同的悲哀。首句“梅落萦枝千万片”,颇似杜甫《曲江》诗之“风飘万点正愁人”。然而杜甫在此七字之后所写的乃是杯且看欲尽花经眼”,是则在杜甫诗中的万点落花不过仍为看花之诗人所见的景物而已;可是正中在“梅落繁枝”七字之后,所写的则是“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是正中笔下的千万片落花已不仅只是诗人所见的景物,而俨然成为一种陨落的多情生命之象喻了。而且以“千万片”来写此一生命之陨落,其意象乃是何等缤纷,又何等凄哀,既足可见陨落之无情,又足可见临终之缱绻,所以下面乃径承以“犹自多情”四字,直把千万片落花视为有情矣。至于下面的“学雪随风转”,则又颇似李后主词之“落梅如雪乱”。然而后主的“落梅如雪”,也不过只是诗人眼前所见的景物而已,是诗人所见落花之如雪也;可是正中之“学雪随风转”句,则是落花本身有意去学白雪随风之双转,其本身就表现着一种多情缱绻的意象,而不仅是写实的景物了。这里所写的不是感情之事迹,而表达的却是感情之境界。所以上三句虽是写景,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动人的多情之生命陨落的意象。下面的“昨夜笙歌容易学,酒醒添得愁无限”二句,才开始正面叙写人事,而又与前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遥遥相应,笙歌之易学正如繁花之易落。花之零落与人之分学,正是无常之人世之必然的下场,所以加上”容易”两个字,正如晏小山词所说的“春梦秋云,聚学真容易”也。面对此易落易学的短哲无常之人世,则有情生命之哀伤愁苦当然乃是必然的了,所以落花既随风飘转,表现得如此缱绻多情,而诗人也在歌学酒醒之际添得无限哀愁矣。“昨夜笙歌”二句,虽是写的现实之人事,可是在前面“梅落繁枝”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的衬托下,这二句便俨然也于现实人事外有着更深、更广的意蕴了。
下半阕开端之“楼上春山寒四面”,正如后一首《鹊踏枝》之“河畔青芜”,也是于下半阕开端时突然荡开作景语。正中词往往忽然以闲笔点缀一二写景之句,极富俊逸高远之致,这正是《人间词话》之所以从他的一贯之“和泪试严妆”的风格中,居然着出了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高致的缘故。可是正中又毕竟不同于韦、孟,正中的景语于风致高俊以外,其背后往往依然含蕴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意。即如后一首之“河畔青芜堤上柳”,表面原是写景,然而读到下面的“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二句,才知道年年的芜青、柳绿原来正暗示着年年在滋长着的新愁。这一句的“楼上春山寒四面”,也是要等到读了下面的“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二句,才能体会出诗人在楼上凝望之久与怅惘之深,而且“楼上”已是高寒之所,何况更加以四面春山之寒峭,则诗人之孤寂凄寒可想,而“寒”字下更加上了“四面”二字,则诗人的全部身心便都在寒意的包围侵袭之下了。以外表的风露体肤之寒,写内心的凄寒孤寂之感,这也正是正中一贯所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如后一首之“独立小桥风满袖”、此一首之“楼上春山寒四面”及《抛球乐》之“风人罗衣贴体寒”,便都能予读者此种感受和联想。接着说“过尽征鸿”,不仅写出了凝望之久与瞻望之远,而且征鸿之春来秋去,也最容易引人想起踪迹的无定与节序的无常。而诗人竟在“寒四面”的“楼上”,凝望这些漂泊的“征鸿”直到“过尽”的时候,则其中心之怅惘哀伤,不言可知矣。然后承之以“暮景烟深浅”五个字,“深浅”二字,正写出暮烟因远近而有浓淡之不同,既曰“深浅”,于是而远近乃同在此一片暮烟中矣。这五个字不仅写出了一片苍然的暮色,更写出了高楼上对此苍然暮色之人的一片怅惘的哀愁。于此,再反顾前半阕的“梅落繁枝”三句,因知“梅落”三句,固当是歌学酒醒以后之所见,而此“楼上春山”三句,实在也当是歌学酒醒以后之所见;不过,“梅落”三句所写花落之情景极为明白清晰,故当是白日之所见,至后半阕则自“过尽征鸿”表现着时间消逝之感的四个字以后,便已完全是日暮的景色了。从白昼到日暮,诗人为何竟在楼上凝望至如此之久,于是结二句之“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便完全归结到感情的答案来了。“一晌”二字,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解释为“指示时间之辞,有指多时者,有指暂时者”,引秦少游《满路花》词之“未知安否,一晌无消息”,以为乃“许久”之义,又引正中此句之“一晌凭栏”,以为乃“霎时”之义。私意以为“一晌”有久、暂二解是不错的,但正中此句当为“久”意,并非“暂”意,张相盖未仔细寻味此词,故有此误解也。
综观这首词,如上所述,既自白昼景物直写到暮色苍然,则诗人凭栏的时间之久当可想见,故曰“一晌凭栏”也。至于何以凭倚在栏杆畔如此之久,那当然乃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期待怀思的感情的缘故,故继之曰“人不见”,是所思终然未见也。如果是端己写人之不见,如其《荷叶杯》之“花下见无期”、“相见更无因”等句,其所写的便该是确实有他所怀念的某一具体的人;而正中所写的“人不见”,则大可不必确指,其所写的乃是内心寂寞之中常如有所期待怀思的某种感情之境界,这种感情可以是为某人而发的,但又并不使读者受任何现实人物的拘限。只因为端己在写“人不见”时,同时所写的乃是“记得那年花下”及“绝代佳人难得”等极现实的情事;而正中在写“人不见”时,同时所写的则是春山四面之凄寒与暮烟远近之冥漠。端己所写的,乃是现实这情事;而正中所表现的,则是一片全属于心灵上的怅惘孤寂之感。所以正中词中“人不见”之“人”是并不必确指的。可是,人虽不必确指,而其期待怀思之情则是确有的,故结尾一句乃曰“鲛绡掩泪思量遍”也。“思量”而曰“遍”,可见其怀思之情始终不解,又曰“掩泪”,可见其怀思之情悲苦哀伤。曰“鲛绡”,一则可见其用以拭泪之巾帕之珍美,再则用泣泪之人所织之绡巾来拭泪,乃愈可见其泣泪之堪悲,故曰“鲛绡掩泪思量遍”也。其实正中此词,原来所写的乃是一种感情之境界,而并未实写感情之事迹。
全词充满了象喻之意味,因此末句之为男子口吻抑为女子口吻,实在无关紧要,何况美人、香草之托意,自古而然,“鲛绡掩泪’‘一句,主要的乃在于这几个字所表现的一种幽微珍美的悲苦之情意,这才是读者所当用心去体味的。这种一方面写自己主观之情意,而一方面又表现为托喻之笔法,与端己之直以男子之口吻来写所欢的完全写实之笔法,当然是不同的。
这首词基本用赋体,直接抒情,写的是要“留春”。上片首句慨叹人生短促而忧患良多,使人联想到曹操的《短歌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忧思难忘。……”唯其如此,有志之士,更应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及时地进德修业。这就是“子当为我击筑,我为子高歌”的意思。《 史记·刺客列传》: “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这里无非表现作者与杨子掞是那么志同道合,声气相应。接下去是虚写,让意境更开阔、更深远。“胸中云梦”,其实就是胸中块垒,是一肚子牢骚、抑塞之气,这是一层意思。但又说“云梦”也不过象“蒂芥”,显得怀抱宽广,心情旷达,把一些不如意的事,看成小事一桩,这又是一层意思。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写到: 子虚夸楚有 “云梦”,方九百里,有山有水……但乌有先生却夸齐国“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 ”词中用这个典,是既承认自己胸中有“云梦”这样大的忧愤,又表示可以把它们看成“细故” (贾谊《鹏鸟赋》: “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 ),视如等闲。这当然有矛盾。因此前结两句就提到哲理高度来认识: “楚越等闲耳,肝胆有风波。”这是用《庄子》上的话:“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化为诗的语言就是说: 楚越虽为两国,存在矛盾,但就“同”的角度看,也就没有什么大了不起。肝胆同属一体,关系密切,但就“异”的角度看,也有矛盾和斗争( “风波”即不平,指矛盾、分歧)。这是一种哲理,一种思想方法,但实际上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话。“肝胆有风波”不正暗指世上的风波险,行路难吗?
下片正面强调“成事在天” 而“谋事在人”,含有不汲汲于求取功名,而应当及时地充实自己之意。“几人尘外相视,一笑醉颜酡”是一种比较超脱的态度,也是另一种生活道路。作者似乎有意于此,但随即以“又恐”两字捩转。在“出世”还是“入世”的思想矛盾中,他还是取后者,因此说恐怕“青春背我堂堂去”(唐薛能句。“堂堂”即公然地),一事无成人渐老啊! 后结二句:“劝子且秉烛,为驻好春过。”点出本篇主旨。说秉烛夜游,就是要及时努力(曹丕《与吴质书》: “少壮真当努力,年一过往,何可攀援! 古人思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唯有这样才能留驻春天,不让美好的春光很快地过去。本篇虽用赋体,讲哲理,但不离形象思维,兼用象征比喻,因此毫无枯燥沉闷之感,相反颇觉真气洋溢,沁人心脾。
张惠言是“常州词派” 的创始人。他推尊词体,与风骚诗赋同列;强调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他以治经方法说词,“义有幽隐,并为指发”,“缒幽凿险,求义理之所安”……而他的《茗柯词》正是他词学理论的认真实践。《茗柯词》虽仅四十六首,但质量都较高,其基本主题是“感士不遇”,那种对于“春”天的憧憬、希冀和追求,以及“求之不得”的痛苦、怅恨和怨诽之情。这正是封建社会里广大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感情。而在艺术表现上则正如陈廷焯所说 “既沉郁,又疏快”。在《白雨斋词话》中特别强调“沉郁”,指出“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写怨夫思妇之怀,寓孽子孤臣之感。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而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匪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卷一)我们把这一段话去对照、鉴赏张惠言的词,包括他的代表作《水调歌头》五首,是会有所启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