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封招唤友人一同隐居学道的书信。
作者先表述接到对方来信时的愉快心情。“栖六翮”句说劲健之鸟栖息于山野荆丛之上，这是比喻自己隐居山林。“望绮云”句说仰望青天彩云，这是说自己向往成仙飞举。陶弘景少年时读葛洪《神仙传》，便对人说： “仰青天，睹白日，不觉为远矣。” (《梁书·处士传》) 这里也是此意。“春华”四句说友人的信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倾吐心曲。“春华来被，草色开鲜”是比喻来信情辞之美。于是深感二人同心，非常欣慰。“邻德”用 《论语·里仁》“德不孤，必有邻”之语。接着说虽友人居庙堂之高，但向往隐逸学道，实在令人钦佩。岱岭，泰山，道教以为福地，这里代指道教名山。飞霜指熔炼丹药，魏晋人有以“霜”称仙药者。
再下面抒写自己隐居山林的心情： 虽摆脱了尘务俗累，但仍有衰老、死亡的恐惧。除非真象《庄子》所说的那样，将生死看得毫无差别，不然，谁能不为老之将至而心头发热？这么一来，便更盼望有知己神交之友，相与偕隐，同其忧乐，互相安慰。最后即呼唤对方，说：何必一面栖栖惶惶，一面徒然以《庄子》齐同死生的说教自慰？（鼓缶用庄子妻死鼓盆而歌事；庄子说死生均为道之运化，故无须乐生哀死。）还是从事于修道养生、返老还童之术吧。
陶弘景是道教著名人物，深为当时人所仰慕。《梁书·处士传》说他“有时独游泉石，望见者以为仙人”。但从本文可以看出，他虽隐于山林，但有时也不免有一种孤独感，更有死之恐惧。其内心深处，究竟还是有与常人相通的一面的。
关德在《题石林词》一文中，对叶梦得词下了这样的评语：“味其词婉丽，绰有温、李之风。晚岁落其华而实之，能于简淡时出雄杰。”此篇正体现其早期词作的特点。这首词借暮春景色抒发怅恨失意的无限相思、青春虚掷的无限感慨，写景清新明快，词风婉丽，抒情深婉，情深意长。
上片是静景，并在静景中体现出作者的内心幽情。起首三句描绘自己午睡乍醒，已是傍晚时分，忽闻莺声婉转，“流莺语”以细聆莺啭来突出环境的幽寂，也即“鸟鸣山更幽”之意。环顾四周，但见地上点点青苔，片片落花，说明春光已尽，令人不胜惋惜。“吹尽”两句，进一层描写庭院景象，长调写景不似小令，并非勾勒点染，抓取景物特点即可，而是需要细致地铺展开来，工笔描绘。这两句将“残花”与“垂杨”并提，表现春末特有的景色；由花开到花落，都是悄悄地没人注意，只有柳条还在随风轻摆，这是静中见动；一“自”字写出四周无人的寂寥况味，用来衬托作者徘徊四顾的孤独心情。
“渐暖霭”三句，光从时节转移写起，春去夏来，暖风带来初夏的暑热，由于想到消暑而引出了宝扇；这是一把布满尘灰的扇子，但它上面那隐约可见的那位月宫“乘鸾女”却使他陷入沉思。关于“乘鸾女”，原来有着一个月中仙女的传说，据说唐明皇在九月十五日游月宫，“见素娥千余人，皆皓衣乘白鸾”（《龙城录》），那扇面上模糊的素衣仙女画像，引起他的联想，勾起了他隐藏于内心深处的“旧恨”，使他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是那“旧恨”，竟会如此猛烈地涌上心头，这里极其隐晦地表现出作者对宋朝衰落的遗恨。
下片为想象，承上“旧恨”展示心头感情波涛。“江南”三句，是说昔年乐事已成而今“旧恨”，伊人远去，犹如乘鸾仙女，无由再见，只有在梦中来到她所在的江南：江上碧浪连天，远望如同正在泼醅上涨的葡萄绿酒。李白就曾有诗赞道：“遥看江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泼醅。”（《襄阳歌》）这连天江浪，再加上弥漫空中的烟雨，真好似一幅水墨画。这里先写景，然后引出下面景中之人。
“无限楼前沧波意”，“沧波”照应前句江景，描绘出一幅想象中的画面：情人在江边高楼倚栏怅望，却只见细浪粘天，烟波浩渺。作者想象情人遥对沧波的情怀，不禁道出“谁采蘋花寄与？”采蘋花有寄托相思的用意，二人相隔万里，虽想采蘋花寄给对方以托相思，但作者却言“谁采”，透露出“梦断”之恨。“但怅望”三句，更深一层，写两人之间隔着千山万水，舟船难通，只能隔着遥远的距离相互“怅望”，但无论如何相望，视线也会被“千山”所阻。问“万里云帆何时到？”即含有“不能到”的意思，因此只能与“孤鸿”相伴，在这种凄清的景况中独自品尝离愁别恨。柳永《玉蝴蝶》词末几句境界与此相似：“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难凭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黯相望：断鸿声里，立尽斜阳。”结末两句深恨无人为自己唱起《金缕曲》，由曲及人，兴起对美好往日的怀念。又着一“谁”字，进一步表现作者失去情人之后的孤苦。“金缕”曲词中有劝人珍惜年华的句子，作者借此叹息往日美好不再，而自己如今无人相伴，年华也只是虚度，将对远方伊人的惓惓深情蕴藏于短短六字中，显得曲致深长。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