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风·氓》是一首上古民间歌谣，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诗中的女主人公以无比沉痛的口气，回忆了恋爱生活的甜蜜，以及婚后被丈夫虐待和遗弃的痛苦。全诗六章，每章十句。第一章，追叙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骗，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此诗通过弃妇的自述，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倍受压迫和摧残的情况。
诗中虽以抒情为主，所叙的故事也还完整细致，但它已将女主人公的遭遇、命运，比较真实地反映出来，抒情叙事融为一体，时而夹以慨叹式的议论。就这些方面说，这首诗已初步具备中国式的叙事诗的某些特征。这些特征或多或少地影响到其后二千余年的叙事诗，在《孔雀东南飞》《长恨歌》，直到近代姚燮的《双鸩篇》中似乎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六章，每章十句，但并不像《诗经》其他各篇采用复沓的形式，而是依照人物命运发展的顺序，自然地加以抒写。它以赋为主，兼用比兴。赋以叙事，兴以抒情，比在于加强叙事和抒情的色彩。
开头一、二章，《诗集传》云：“赋也。”具体描写男子向女主人公求婚以至结婚的过程。那是在一次集市上，一个男子以买丝为名，向女主人公吐露爱情，一会儿嬉皮笑脸，一会儿又发脾气，可谓软硬兼施。可是这位单纯的女子看不透他的本质，说是必须有人来说媒，最后将婚期订在秋天。从此以后，女子朝思暮想，“乘彼垝垣，以望复关”，望不到男子所住的复关，便泪流不止；既见复关，就像见到所恋之人，不禁眉开眼笑。她还打卦占卜，预测婚事的吉凶。及至男方派车前来迎娶，她就带着全部的财物，嫁了过去。这两章叙事真切，历历可见，而诗人作为一个纯情少女的自我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方玉润评这一段云：“不见则忧，既见则喜，夫情之所不容已者，女殆痴于情者耳。”（《诗经原始》）一个“痴”字。点出了此女钟情之深。
朱熹《诗集传》谓第三章“比而兴也”，第四章“兴也”，也就是说这两章以抒情为主，诗中皆以桑树起兴，从诗人的年轻貌美写到体衰色减，同时揭示了男子对她从热爱到厌弃的经过。“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以桑叶之润泽有光，比喻女子的容颜亮丽。“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以桑叶的枯黄飘落，比喻女子的憔悴和被弃。“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则以“戒鸠无食桑葚以兴下句戒女无与士耽也”（《诗集传》）。桑葚是甜的，鸠多食则易致醉；爱情是美好的，人多迷恋则易上当受骗。男人沉溺于爱情犹可解脱。女子一旦堕入爱河，则无法挣离。这是多么沉痛的语言！从桑叶青青到桑叶黄落，不仅显示了女子年龄的由盛到衰，而且暗示了时光的推移。“自我徂尔，三岁食贫”，一般以为女子嫁过去三年，但另有一种解释：“三岁，多年。按‘三’是虚数，言其多，不是实指三年。”（程俊英《诗经译注》）实际上是说女子嫁过去好几年，夫妻关系渐渐不和，终至破裂。女子不得已又坐着车子，渡过淇水，回到娘家。她反覆考虑，自己并无一点差错，而是那个男子“二三其德”。在这里女子以反省的口气回顾了婚后的生活，找寻被遗弃的原因，结果得到了一条教训：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里，只有痴心女子负心汉。
诗之五章用赋的手法叙述被弃前后的处境，前六句承上章“自我徂尔，三岁食贫”，补叙多年为妇的苦楚，她起早睡晚，辛勤劳作，一旦日子好过一些，丈夫便变得暴戾残酷。这个“暴”字可使人想像到丈夫的狰狞面目，以及女主人公被虐待的情景。后四句写她回到娘家以后受到兄弟们的冷笑。《诗集传》释此段云：“盖淫奔从人，不为兄弟所齿，故其见弃而归，亦不为兄弟所恤，理固有必然者，亦何所归咎哉，但自痛悼而已。”说女主人公“淫奔”，固不足取；但其他的话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她当时所受到的精神压力和由此而产生的内心矛盾。
第六章赋兼比兴，在抒情中叙事，当初他们相恋时，有说有笑；男子则“信誓旦旦”，表示白头偕老。可是他还未老时就产生怨恨，而且无法挽回。这里用了两个比喻：浩浩汤汤的淇水，总有堤岸；广阔连绵的沼泽，也有边际。言外之意是：我的痛苦为什么竟没有到头的时候？《诗集传》指出“此则兴也”，其实它是比中有兴。诗人运用这两个比喻，强烈地抒发了一腔怨愤，诉说了弃妇无边无际的痛苦。为了摆脱这些痛苦，她下决心与那男子割断感情上的联系：“反是不思，亦已焉哉！”从此后不再希望他回心转意，算了，算了。然而她果真能做到吗？方玉润认为：“虽然口纵言已，心岂能忘？”（《诗经原始》）是的，从这女子一贯钟情的性格来看，她对男子不可能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就是今天常说的悲剧性格。
作者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写得真实、健康、开朗。
“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插花者即是年过花甲的作者自己。这就有一种酒不醉人人自醉的感觉：头插花枝，饮酒为欢，花照美酒，美酒映花，鲜花与美酒，充溢于诗人的心扉。一开篇，便活灵活现地表现出了诗人那种悠然自得、圆融自乐的神态。
诗人陶醉的原因，颔颈两联以醉歌的形式作了回答。诗人一生度过了六十年的太平岁月，亲眼见了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的盛世，再加以筋体康健，时节芳菲，老人的心遂完全被幸福涨大了。他笑眯着醉眼，看面前的酒杯。只见杯中映着花影，红光溜转，面对这花，这酒，这位处在盛世中的高龄而又健康的老人，他的一生乐事都如同被召唤到了眼前，所以痛饮到大醉方归。
该篇与崇尚典雅的传统五、七言律诗相比，风格完全不同。它有白居易的通俗，而其实和白诗并非一路。白诗在平易中一般仍包含着高雅的意境，邵雍这类诗则表现了一种世俗的情怀。它纯用口语，顺口妥溜，吸收了民歌俚曲的因素，又略带打油诗的意味，具有一种幽默感和趣味性。
诗格虽不甚高，但充溢着浓烈的太平和乐气氛。这种气氛的形成，固然由于内容是歌唱时康人寿，但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老人白发上插着红花，乐陶陶地对着酒杯，这一形象一开始就给诗带来一种气氛；语言节奏的流走顺畅，“花”、“酒”等字的反复回环出现，也显得和乐遂意；颈联“况复”、“那堪”等词语的运用，末联“争忍……不”的反诘句式，又都能把气氛步步向前推进，有那种“击壤而歌”的意味。对于这类诗，虽然不可能望有盛唐诗人作品的宏伟气象，但尚能近于“安闲弘阔”（《颐山诗话》评邵雍诗）。从中表现出北宋开国后“百年无事”的升平景象，以及一些人在小康中安度一生的那种心满意足的精神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