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却使用了两个典故,因此显得比较深奥难懂。第一个典故跟汉朝的贾谊有关。贾谊是雒阳(今河南洛阳)人,生活在公元前200—168年之间。据《史记·贾谊传》记载:贾谊才十八岁时,就因为能够写诗做文章而著名。后来被河南太守吴治平推荐给汉文帝刘恒,二十多岁就成了博士,并在一年之内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相当于现在的司局级干部)。本来深受文帝的器重,打算给他授予公卿的职位,但由于不少高官的反对与毁谤,汉文帝逐渐疏远了他,将他贬为长沙王的老师。贾谊经过湘江时,写了一篇吊唁屈原的诗词,借屈原被谗言所害放逐到江南来比喻自己。他在长沙滞留了四年多的时间,还算幸运,终于被文帝想起来了,急忙派人把他征召回京城。入朝觐见时,文帝正坐在宣室之中,品尝祭神之后剩余下来的肉,因为对鬼神的事情有不少疑问,所以向他请教有关鬼神和幸福吉祥的缘故。贾谊于是非常详细地解说了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此后,汉文帝拜贾谊为梁怀王的老师,并经常向他询问国家大事方面的得失。梁怀王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爱好读书,没过几年,因为骑马时不小心摔死了。贾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当老师的责任,常常流泪哭泣,伤心过度,第二年也死了。他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
第二个典故跟汉朝的太史公司马迁一家有关。据《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从公元前140年开始,就在汉武帝刘彻的朝中担任太史,对“阴阳、儒、墨、名、法、道德”等六家的学说,都颇有研究,精通四书、五经和六艺,常有“治民、治天下”的夙愿。到公元前110年时,汉武帝采纳大臣的建议,去泰山封禅。司马迁的父亲身为太史,被迫滞留在周南,无法跟随天子前往泰山,参与封禅盛典,悲愤而死。临终前曾抓住司马迁的手,流着泪嘱咐他:“天子去泰山封禅,我不能随同前往,这是我的命运不好。我死了之后,你必定接任太史的官职;身为太史,不要忘记我所想写的论著和文稿。”过了三年,司马迁果然当上了太史令,博览国家的藏书,秉承父亲的遗愿,潜心修史。公元前99年,他因为替李陵投降匈奴辩解,被关进狱中,受了腐刑。出狱后当上了中书令,虽然历经磨难,他却无怨无悔地发愤著述,终于在公元前91年编写完成了我国第一部通史,即《史记》。全书共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记述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元年约三千年的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
柳宗元的《闻籍田有感》,第一句是写公元810年(元和五年)旧历十月,唐宪宗李纯传旨,次年的正月十六日,要去东郊举行祭拜大典,命令有关部门的官吏撰写典仪方面的文稿。任务繁重,时间却又非常紧迫。第二句是写柳宗元自认为才华出众,而且有过这方面的经历,完全能够承担如此重任,但因为滞留在永州,就像当年西汉时期被贬到长沙的贾谊,没法参与这种重大的祭典活动。
第三句写贾谊后来终于被汉文帝重新起用,而自己满腹的学问和才识,却不能展示在皇帝的面前。第四句写柳宗元以司马谈来比喻自己,因为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心情非常难受。他特别希望能够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将自己写成的典仪文稿,送到唐宪宗的手里,以便引起重视和青睐,但又没有真正能够信任与委托的人,帮助自己实现这种愿望。
柳宗元在公元803年,进入朝廷,担任监察御史里行,“里行”是见习的意思,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的部长助理,曾经主持过祭祀之类的事情。过了一年多,即公元805年的四、五月,他又被提升为礼部员外郎,专门掌管礼仪、享祭、贡举之类事情。从诗中所引用的两个典故,不难看出柳宗元那种跃跃欲试、极愿为国分挑重任的积极进取精神;同时,也夹杂着对朝廷不辨忠奸、排斥贤德人士的做法深表遗憾与忧愤的苦闷心态。
这首诗先用四句诗概说黄楼高耸入云的气势作为引首,接着笔锋一转,以极简洁的笔法叙述了大水袭来,苏轼率军民战胜洪水的经过和水后黄楼的修建及修楼的意义。然后再次描绘黄楼的雄伟,叙写楼成后苏轼与民同乐的情景。最后推出诗的主题:但愿永享太平、永无灾变!其间述古征今,微言大义,使诗的内涵更加丰富。此诗结构讲究,语言酣畅,把叙事与抒情、写人与写景、纪实与纪史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确乎是宋诗此类题材中难得的佳作。
开头四句,先写黄楼之高,笔势飞腾。用山丘、云雾、兀月来烘托,气魄宏大。
接着跳开来,回头写黄河决口“水及徐城”之事。先用“黄河西来”四句写水势凶猛,城被水围,刻画生动,写出难写之景。再以“斯民”等句写徐城情势危急与苏轼的勇于尽责。“斯民”句,用“嚣嚣”两字写当时人民惊恐呼号之状,情景逼真;加以“坐恐化鱼鳖”,点明这是人命攸关的人事。“刺史”句写入苏轼。在危急时,苏轼毅然挺身而出,一面发动群众,一面动用驻军,来筑堤护城。诗用“刺史”为“天子分忧”,措词庄重得体。“植材”两句写筑堤措施与工程速度。“神物借力非人谋”,尤得修辞之妙。句意言工程进度之速,如得“神助”,充分表明军民力量之大;说“非人谋”,实则正是赞颂“人谋”,这从下面“匪公”句就可以知道。“河还”两句,借用徐州人民口气,写出筑堤捍水的效果及对苏轼的赞颂,具体生动而又亲切,为传神之笔。
“公来”以下转入黄楼。“公来”两句写苏轼利用筑堤所余的木石修建黄楼。修黄楼并不是苏轼为了个人享受,下面就此细说。根据旧传“五行”说法,土能克水,而土为黄色。用“黄楼”制服水患,这是迷信说法;苏轼、陈师道并不真的相信它,所以用“不独排河流”一语带过,接下便说“壮观弹压东诸侯”。徐州自古为东方军事重镇,在东方起“弹压”作用,这是历史事实。句言“壮观弹压东诸侯”,是说黄楼的“壮观”在东方郡县中为第一,这是就楼而言的。但这还只是一层;更深层的意思是:通过黄楼表明徐州繁荣昌盛,对其他州郡某些阴谋割据者会起镇慑作用。“重檐”两句刻画“壮观”之“壮”,这是写楼的必不可少之笔。妙在用“惊电”、“蟠虬”来形容,写得气势飞动,刻画出一个“壮”字,把黄楼写活了。“乘闲”两句写楼成宴客。苏轼《九兀黄楼作》诗说:“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客人中有文有武,宴会上有舞有歌,可为此句作注脚。句中“诗兴”即指《九兀黄楼作》而言。这两句不仅写出苏轼的文采风流,而且暗示着“与人同乐”。这是修建黄楼的另一作用。这两个作用其实是联结在一起的,因为重镇的繁华,便是“镇压”力量的象征。作者俯仰今古,引起“沉思”:重镇的强大,是否又会被野心家用为割据之地?因而有了下一段议论。
“沉思”四句,就汉唐往事,指出:“怙险”、“逆节”的人,只能自致杀戮,没有好下场;“圣祖”四句,写出宋朝从太祖、太宗以来,统一了中原,并且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局面,使朝庭尊崇,群县肃穆;具体到徐州,人民也就能过着平安无事的兀子。他用“彭门子弟长欢游”,象征地方安定、社会繁华。写得形象生动。这也就暗渡到黄楼。因为黄楼也是歌舞之场,陈师道后来写《寄曹州晁大夫》诗说:“堕絮随风化作尘,黄楼桃李不成春。只今容有名驹子,困倚阑干一欠伸。”陈师道《南乡子》词序中还说:“晁大夫增饰披云,初欲压黄楼……而曹妓未有显者,黄楼不可胜也。”透露出黄楼当时歌舞之盛,下文有“红袖舞华筵”之语,与此承接。
最后,以“随五马”,点明苏轼与民同乐。“五马”是汉代太守仪制,用典恰当。苏轼在徐州作的《江城子》词中有“为报倾城随太守”之句,人民既随太守出猎,也就可随太守观看歌舞。这里主要是为了写水退楼成之后的地方繁华、官民同乐景象。这三句突然换韵,并用长短句写出,从语言风格看,很像民间歌谣。用它来总括全篇,真切而有余味。
这首诗有写景,有写人,有叙事,有议论,有抒情。其中既写了水来与捍水,又写了筑楼与楼成;写了苏轼,也写徐州人民;还写到汉代、唐代往事。内容充实,层次繁多,千端万绪,而作者执简御繁,举重若轻,纵横跳宕,转折自如。这固然由于他诗功纯熟,巧于修辞,精于组织,更由于着眼点高,想象力强,正如朱珪评李白诗时所言:“陵蹈虚空,俯视沧海”,“英光浩气,溢乎毫墨之外”,故“造语豪壮”(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足以上继李白,近比苏舜钦、王令、苏轼。朱珪认为,作者当与“晃、秦同传”,但他与晁补之、秦观风格并不相近。
这首诗中有寄托、感慨、讽喻之意,有伤离感乱之情,同时对于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
此诗先是描写了门外子规鸟叫个不停,让人真切的感受到诗人强烈的故乡之思,然后又通过日落时分山村中那幽梦不断的场景的描写,暗示诗人被深重的痛苦所困扰。既然只是因为思念故土,而惆怅失意,当然要解除这一烦恼的最好方式是能回一次故乡。但摆在诗人面前的现实是:即便故园没有战火,但国土沦丧,南北分裂,已是亡国奴的诗人就是能回故乡也是颇为犯愁的事。送友归京,触景生情,心生忧国之愁。
诗中“子规”意象的含义:思念故土,有家难归的悲伤。杜鹃鸟,俗称布谷,又名子规、杜宇、子鹃。传说为蜀帝杜宇的魂魄所化。常夜鸣,声音凄切,故借以抒悲苦哀怨之情。古诗中常出现“子规”这个意象。如“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李白《蜀道难》),“杜鹃啼血猿哀鸣”(白居易《琵琶行》),“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郴州旅舍》),“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诗中“故园便是无兵马”与“犹有归时一段愁”两句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这两句的意思是:即使家乡已无兵马战乱,但归家之路仍愁绪万千。愁是因为战争。诗人这两句看似矛盾的话,突出了诗人对战争留下的悲痛及现实的不满,表达了一种思念故土,有家难归的悲伤之情。
这是一首纪游抒情诗,抒写江南农村日常生活,诗人紧扣诗题“游”字,但又不具体描写游村的过程,而是剪取游村的见闻,来体现不尽之游兴。全诗首写诗人出游到农家,次写村外之景物,复写村中之情事,末写频来夜游。所写虽各有侧重,但以游村贯穿,并把秀丽的山村自然风光与淳朴的村民习俗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画面上,构成了优美的意境和恬淡、隽永的格调。此诗题材比较普通,但立意新巧,手法白描,不用辞藻涂抹,而自然成趣。
首联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宁静、欢悦的气象。“足鸡豚”一个“足”字,表达了农家款客尽其所有的盛情。“莫笑”二字,道出诗人对农村淳朴民风的赞赏。
颔联写山间水畔的景色,写景中寓含哲理,千百年来广泛被人引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如此流畅绚丽、开朗明快的诗句,仿佛可以看到诗人在青翠可掬的山峦间漫步,清碧的山泉在曲折溪流中汩汩穿行,草木愈见浓茂,蜿蜒的山径也愈益依稀难认。正在迷惘之际,突然看见前面花明柳暗,几间农家茅舍,隐现于花木扶疏之间,诗人顿觉豁然开朗。其喜形于色的兴奋之状,可以想见。当然这种境界前人也有描摹,这两句却格外委婉别致。读过此联后,人们会感到,在人生某种境遇中,与诗句所写有着惊人的契合之处,因而更觉亲切。这里描写的是诗人置身山阴道上,信步而行,疑若无路,忽又开朗的情景,不仅反映了诗人对前途所抱的希望,也道出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于是这两句诗就越出了自然景色描写的范围,而具有很强的艺术生命力。
颈联则由自然入人事,描摹了南宋初年的农村风俗画卷。读者不难体味出诗人所要表达的热爱传统文化的深情。“社”为土地神。春社,在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农家祭社祈年,满着丰收的期待。节日来源于《周礼》。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也说:“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可见到宋代还很盛行。陆游在这里更以“衣冠简朴古风存”,赞美着这个古老的乡土风俗,显示出他对吾土吾民之爱。
尾联诗人故而笔锋一转,表明诗人已“游”了一整天,此时明月高悬,整个大地笼罩在一片淡淡的月光之中,给春社过后的村庄也染上了一层静谧的色彩,别有一番情趣。于是这两句从胸中自然流出:但愿从今以后,能不时拄杖乘月,轻叩柴扉,与老农把酒言欢,此情此景,不亦乐乎。一个热爱家乡与农民亲密无间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诗人被弹劾罢归故里后,心中难免有抑郁不平之气。相较于虚伪的官场,家乡纯朴的生活自然会产生无限的欣慰之情。此外,诗人虽貌似闲适,却仍心系国事。秉国者目光短浅,无深谋长策,然而诗人并未丧失信心,深信总有一天否极泰来。这种心境和所游之境恰相吻合,于是两相交涉,产生了传诵千古的“山重”“柳暗”一联。
陆游这首七律结构严谨,主线突出,全诗八句无一“游”字,而处处切“游”字,游兴十足,游意不尽。又层次分明。尤其中间两联,对仗工整,善写难状之景,如珠落玉盘,圆润流转,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