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月词。

　　“江南月，清夜满西楼。”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一个天朗气清的秋夜，明亮的月光洒满了西楼。

　　“云落开时冰吐鉴，浪花深处玉沉钩。”三、四句是说，云堆散开之时，圆月如冰鉴（镜）高悬天宇；浪花绽放深处，缺月似玉钩沉落江心。

　　前句写天上月，“鉴”写月圆。后句写江中月，“钩”写月缺。本应是“冰鉴”、“玉钩”为词，作者以动词“吐”、“沉”隔开名词词组“冰鉴”、“玉钩”，这样冰、玉状月色的皎洁；鉴、钩描明月的形态。不仅句式上易板为活，有顿挫峭折之妙；而且词意上也用常得奇，颇具匠心。

　　“圆缺冰时休。”上片结句是说，月升月落，月圆月缺，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上片结句既承接收拢了前两句，又以月圆月何时了的感慨，十分自然的开启了下片，转入一个新的意境。

　　“星汉迥，风露入新秋。”下片前两句是说，斗转星移，银河迢迢，不觉又是金风玉露的新秋。

　　“丹桂不知摇落恨，素娥应信别离愁。”这两句是说，月中丹桂四时不谢，它不会因为秋天而凋零；但月中嫦娥离群索居，在无休止的孤寂生活中，肯定体验到了离别的痛苦。“”

　　丹桂，神话传说月中有桂树，高五百丈，斫之，树创随合（见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素娥，嫦娥的别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

　　“天上共悠悠。”末句是说，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而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悠悠，忧思绵远的样子。一个“共”字，道出了人间离人和天上嫦娥，都为月缺人分离、月圆人未圆而黯然神伤，收到了“一石击两鸟”的艺术效果。

　　这首词以咏物为主，写景生动，体物精微；在咏物中抒怀，借夜月的圆缺不休，表人事的聚散不定；以嫦娥的知离愁，写出人间的悲欢离合。结句含蓄蕴藉，意境悠远。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动乱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

　　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入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

　　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这是台州(今浙江临海)、温州、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农民大起义时写在旗子上的歌谣，故称树旗谣。

　　元朝统一江南之后，对江南地区的汉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压迫。据《元史》记载，当时带兵南下的军官“皆世守不易，故多与富民树党，因夺民田宅、居室”。这些北方来的蒙古贵族统治者与当地的豪绅富户互相勾结，欺压百姓，人民的生活之困苦就不难想象了。而“天高皇帝远”，寄托着人民诸多希望的皇帝高高在上，仿佛不可企及，唯任那些官僚机构日益膨胀，“民少相公多”，贪官污吏四处繁衍。悲苦无告的人民受尽这些官僚地主的剥削压迫，他们只好起来造反了。

　　正如这首歌谣所唱的： “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受尽苦难的民众再也无法忍受非人的生活，群起而反抗。自古以来官逼民反，势所必然。 于是在元末，浙江东部一带的农民，纷纷举起义旗，进行反抗。接着，江淮流域的农民也起来响应，并影响到红巾大起义。明代黄溥《闲中今古录》对这段历史有所记述： “元到末年，数当乱，任非其人，酷刑横敛。台温处之民，树旗村落云云。由是谋反者各起。黄岩方谷珍因而肇乱江淮，红巾遍四方矣。”

　　这首写在起义旗帜上的歌谣正是揭示了劳动大众当时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起而反抗的原因。于此我们今天仿佛还能看到当时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浪潮席卷着大江南北，强烈摇撼着危机四伏的元朝政权。 这首歌谣虽只短短四句，却能抓住主要的方面，揭示出在那种环境逼迫之下人民不得不反的历史现实。四句之中，前三句展示了当时严峻残酷的环境。相公，指官吏。后一句则逼出处于这种环境下人们不得不采取的行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诸多的原因导致最终“不反待如何”的后果。而从艺术表现的角度来看，前三句是铺垫，最后一句收束，因而具有言简意赅、调促情切的感人效果。

　　南唐后主的这种词，都是短幅的小令，况且明白如话，不待讲析，自然易晓。他所“依靠”的，不是粉饰装做，扭捏以为态，雕琢以为工，这些在他都无意为之；所凭的只是一片强烈直爽的情性。其笔亦天然流丽，如不用力，只是随手抒写。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起笔“林花”，但不是重点，重点却是“谢了春红，太匆匆”：林花凋谢，遍地落红。花开花落几时许？春去太匆匆。无奈啊，娇艳的花儿怎么能经得起那朝来的寒雨晚来凄风？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春红”是最美好的物品，“红”最美丽的颜色。这样美好的事物突然间竟自“谢了”，而且是“太匆匆”，多么令人惋惜感叹！以“春红”二字代花，乃至极美好可爱之花，既是修饰，更是艺术；随手拈来，直写事物，乃天巧人工之笔。作者以花比喻一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包括人的美好生命），这就具有更丰富的内容。“谢了”二字中所表现的惋惜感叹之情本已十分强烈，然犹嫌言不尽意，复又于其后加上“太匆匆”三字着力形容，使惋惜感叹之情更加突出。一个“太”字，责怨甚也。在后主看来，好端端的一个“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的南唐之匆匆衰败，顷刻灭亡，不正象林花之突然凋谢吗？这林花的形象中，深深寄托着失家亡国的悲伤。短短的六个字中，包容着极深广的内容。这便是所谓取一于万而涵盖万有。杜甫《曲江》“风飘万点正愁人”，晏殊《破阵子》“荷花落尽红英”，表现的都是对有情之生命面临衰败之际的哀惋感叹之情，但都没有后主这句的感情深厚。此处的“春红”二字己远为下片的“胭脂”作根，相互照应。时序推迁，林花凋谢，这本是有情之生命的必然，“春红”自然衰谢，虽是可惜，尚可开解，如今却“太匆匆”地遭到“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风刀霜剑”的不断摧残，于是寄予了愤慨的责怨。《红楼梦》里林黛玉的《葬花词》中写道：“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飘泊难寻觅。”和后主的这句词描写的情景十分相似。“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这个九字长句道出了林花匆匆凋谢的原因；“朝”与“晚”、“雨”与“风”的对举，极尽朝风暮雨摧残施虐的无可抗争之悲绪；也抒发出了（对“物”、“我”一体的）哀叹！“无奈”二字进一步表显出人们无力回天任风雨，只有“无可奈何花落去”无能为力的怨恨愤慨了。

　　下片写惜春、恋春、恋春红，叹不能再复重。人生长恨有如水长东。“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风雨后满地的落红，像是美人脸上和着胭脂流淌的眼泪；见花泪，人心碎，悲伤凄惜心迷醉；相问何时能重会？叹，人生从来遗憾多，恰似长江东逝水！面对美好事物之殒落，而又爱莫能助，其情该是何等痛苦难堪。所以接着便由写花的零落，转到写人思想感情之痛苦。“胭脂泪”是说飘落遍地的红花，被夹着晚风吹来的寒雨打湿，犹如美人伤心之极而合着胭脂滴下的血泪。“胭脂泪”三字是用拟人手法由花转入写人的交接点。胭脂，是林花着雨的鲜艳颜色，它指代的是美好的花，象喻的是美好的人生，美好的事物。泪，就花而言，是“梨花一枝春带雨”的“雨”；就人而言，是“感时花溅泪”的“泪”。花之雨滴犹人之泪点，人之泪点犹花之雨滴。雨泪交流，物我同一，不知何者为物，何者为我，何者为雨，何者为泪，其状物抒情真是传神入妙。词人赋予“谢了春红”的“林花”以“泪”，就使其人格化了，这“泪”既是“林花”哀伤自己匆匆凋谢的眼泪，也是词人自己的惜红伤春之泪，当然，这一切都是以词人自己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是词人有感于昔日的帝王生活，在那“朝来寒雨晚来风”的袭击下，——在宋兵的刀枪威逼下，过早的被断送，因而流下伤心之泪。这“胭脂泪”就是“以血书着”！“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这是援于杜甫“林花着雨胭脂湿”的名句。以“泪”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使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相留醉”三字，含蓄蕴藉，情意婉转。不仅是写人与花互相留恋到了如痴如醉的情境；更是写见林花遭风雨的无情摧残、匆匆掉落惨景后的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的情状。“无可奈何花落去”，春归去，人将亡；正如后主的自叹：“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泪”字神奇，“醉”亦神奇。此醉，非陶醉之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几时重？”落花有意，然而风雨无情，美景难再。“破镜不重照，落花难上枝。”“此恨绵绵无绝期！”过片三字的三叠句，前二句换仄韵，后一句归原韵，紧接一个九字的长句，有韵律，节奏感强，别有风致。“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前六字写“恨”，后三字写“水”。啊，“人生长恨”之绵绵无期，犹如那滔滔滚滚东流的江水，无穷无尽、无止无休。“东”字与前面的红、匆、风、重等字谐韵，字韵响亮，节奏感强，在句式结构上，它与上片末句同为连贯的二四三式的九字长句，它的感情凝重而又一以贯之，犹如突然决堤的汹涌奔流的江水，这是词人肺腑中倾泻而出的感情激流，这是词人深深的哀叹！上片的“朝来”、“晚来”与下片的“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

　　过片三字句三叠句，前二句换暗韵仄韵，后一句归原韵，别有风致。但“胭脂泪”三字，异样哀艳，尤宜着眼。于是让人们想到杜甫的名句“林花着雨胭脂湿”（《曲江对雨》），此乃南唐后主也熟读杜诗之证也。后主分明从杜少陵的“林花”而来，而且因朝来寒“雨”竟使“胭脂”尽“湿”，其思路十分清楚，但是假若后主在过片竟也写下“胭脂湿”三个大字，便成了老大一个笨伯，鹦鹉学舌，难有意味。他毕竟是艺苑才人，他将杜句加以消化，提炼，只运化了三字而换了一个“泪”字来代“湿”，于是便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便觉全幅因此一字而生色无限。

　　“泪”字已是神奇，但“醉”亦非趁韵谐音的妄下之字。此醉，非陶醉俗义，盖悲伤凄惜之甚，心如迷醉也。

　　末句略如上片歇拍长句，也是运用叠字衔联法：“朝来”“晚来”，“长恨”，“长东”，前后呼应更增其异曲而同工之妙，即加倍具有强烈的感染力量。顾随先生论后主，以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其美中不足在“恰似”，盖明喻不如暗喻，一语道破“如”“似”，意味便浅。按这种说法，则“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恰好免去此一微疵，使尽泯“比喻”之迹，而笔致转高一层矣。学文者于此，宜自寻味，美意不留，芳华难驻，此恨无穷，而无情东逝之水，不舍昼夜，“淘尽”之悲，苏轼亦云，只是表现之风格手法不同，非真有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