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这首《满江红》,是很引人注目的名篇。
为什么这首词第一句就写“怒发冲冠”,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愤怒的感情?这并不是偶然的,这是作者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激烈的矛盾的结果。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才能正确理解这首词的思想内容。岳飞在少年时代,家乡就被金兵占领。他很有民族气节,毅然从军。他指挥的军队,英勇善战,接连获胜,屡立战功。敌人最怕他的军队,称之为“岳爷爷军”,并且传言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乘胜追击金兵,直至朱仙镇,距离北宋的京城汴京只有四十五里了。金兵元气大伤,准备逃归,还有不少士卒纷纷来降。岳飞看到这样大好的抗战形势,非常高兴,决心乘胜猛追,收复中原。就在这关键的时刻,当时的宰相秦桧,为了和金人议和,一日连下十二道金字牌,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悲愤万分,说“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秦桧把岳飞看成是他投降阴谋的主要障碍,又捏造说,岳飞受诏逗留,抵制诏令,以“莫须有”(也许有)的罪名,将他害死。岳飞被害时,才三十九岁。了解了这些情况,对这首词中充满的强烈感情,就不难理解了。
上片写作者要为国家建立功业的急切心情。开头这几句写在潇潇的雨声停歇的时候,他倚着高楼上的栏杆,抬头遥望远方,仰天放声长啸,“壮怀激烈”!啸是蹙口发出的叫声。“壮怀”,奋发图强的志向。他面对投降派的不抵抗政策,真是气愤填膺,“怒发冲冠”。“怒发冲冠”是艺术夸张,是说由于异常愤怒,以致头发竖起,把帽子也顶起来了。“三十功名尘与土”,作者认为自己就算有赫赫战功,只要未灭金,就都是微不足道。“八千里路云和月”,是说不分阴晴,转战南北,在为收复中原而战斗。“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这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相同,反映了作者积极进取的精神。这对当时抗击金兵,收复中原的斗争,显然起到了鼓舞斗志的作用。与主张议和,偏安江南,苟延残喘的投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等闲”,作随便解释。“空悲切”,即白白的痛苦。下片写了三层意思:对金贵族掠夺者的深仇大恨;统一祖国的殷切愿望;忠于朝廷即忠于祖国的赤诚之心。“靖康”是宋钦宗赵桓的年号。“靖康耻”,指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京城汴京和中原地区沦陷,徽宗、钦宗两个皇帝被金人俘虏北去的奇耻大辱。“犹未雪”,指还没有报仇雪恨。由于没有雪“靖康”之耻,所以,岳飞发出了心中的恨何时才能消除(“臣子恨,何时灭”)的感慨。这也是他要“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原因。古代的战车叫“长车”。贺兰山,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西北边。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词不是岳飞写的,理由之一就是根据上面这句话。因为岳飞讲“直捣黄龙,与诸君痛饮”,即渡过黄河向东北进军,不会向西北进军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不是岳飞的进军路线。因为对这句词的解释牵涉到这首词是不是岳飞写的问题,因而显得更为重要了。原来这是用典。《西清诗话》载姚嗣宗《崆峒山》诗:“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这两句诗是针对西夏讲的,所以用“贺兰石”。姚嗣宗是北宋人,岳飞借用这个典故,借用他要打败西夏的壮志来表达他要打败金兵的豪情,所以这句词没有问题。“山缺”,指山口。“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充分表达了作者对敌人的刻骨仇恨和报仇雪耻的决心。“壮志”,指年轻时的理想。“胡虏”是古代对我国北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呼。“虏”,指俘虏。这里所谓的“胡虏”、“匈奴”,皆代指金贵族掠夺者。最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两句说,等到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时候,就去报捷。“旧山河”,指沦陷区。“阙”,宫殿。”天阙”,指朝廷。我国古代进步的知识分子,往往都把忠于朝廷看作爱国的表现。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在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时期,“忠于朝廷”与爱国常常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岳飞在这首词中所表露的忠于朝廷的思想,是跟渴望杀尽敌人、保卫祖国疆土的壮志,密切结合着的。
从艺术上看,这首词感情激荡,气势磅礴,风格豪放,结构严谨,一气呵成,有着强烈的感染力。
此词作于元丰二年(1079)三月,为苏轼由徐州调至湖州途中。词中化用李商隐《无题》诗中“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句意,将积郁的愁思注入即事即地的景物之中,抒发了作者对徐州风物人情无限留恋之情,并在离愁别绪中融入了深沉的身世之感。
词的上片以感慨起调,言天涯流落,愁思茫茫,无穷无尽。“天涯流落”,深寓词人的身世之感。苏轼外任多年,类同飘萍,自视亦天涯流落之人。他在徐州仅两年,又调往湖州,南北辗转,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天涯流落之感。这一句同时也饱含着词人对猝然调离徐州的感慨。“既相逢,却匆匆”两句,转写自己与徐州人士的交往,对邂逅相逢的喜悦,对骤然分别的痛惜,得而复失的哀怨,溢于言表。“携手”两句,写他永远不能忘记自己最后离开此地时依依惜别的动人一幕。“携手佳人”,借与佳人乍逢又别的感触言离愁。“和泪折残红”,写作者面对落花,睹物伤怀,情思绵绵,辗转不忍离去,同时也是写离徐的时间,启过拍“为问”三句。末三句由残红而想到残春,因问东风尚余几许,感叹纵使春光仍在,而身离徐州,与谁同春。此三句通过写离徐后的孤单,写对徐州的依恋,且笔触一波三折,婉转抑郁。
词的下片即景抒情,继续抒发上片未了之情。过片“隋堤三月水溶溶”,是写词人离徐途中的真景,将浩荡的悲思注入东去的三月隋堤那溶溶春水中。“背归鸿,去吴中”,亦写途中之景,而意极沉痛。春光明媚,鸿雁北归故居,而词人自己却与雁行相反,离开徐州热土,南去吴中湖州。苏轼是把徐州当成了他的故乡,而自叹不如归鸿。“彭城”即徐州城。“清泗与淮通”暗寓作者不忍离徐,而现实偏偏无情,不得不背鸿而去,故于途中频频回顾,直至去程已远,回顾之中,唯见清澈的泗水由西北而东南,向着淮水脉脉流去。看到泗水,触景生情,自然会想到徐州(泗水流经徐州)。歇拍三句,即景抒情,于沉痛之中交织着怅惘的情绪。徐州既相逢难再,因而词人欲托清泗流水把千滴相思之泪寄往徐州,无奈楚江(指泗水)东流,相思难寄,令词人不禁怅然若失。托淮泗以寄泪,情真意厚,且想象丰富,造语精警;而楚江东流,又大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之意,感情沉痛、怅惘,读之令人肠断。
此词写别恨,采用了化虚为实的艺术手法。作者由分别之地彭城,想到去湖州途中沿泗入淮,向吴中新任所的曲折水路;又由别时之“和泪”,想到别后的“寄泪”。这样,离愁别绪更显深沉、哀婉。结句“流不到,楚江东”,别泪千点因春水溶溶而愈见浩荡,犹如一声绵长的浩叹,久远地回响在读者的心头。
其一
其一是回忆情人晓镜中残妆慵懒的可人情态。诗人同韦丛结婚,二人恩爱无比,这首诗是“思”情人一夜恩爱晓起后残妆慵懒的动人情态。诗人不直接去抒写,而是“自爱残妆晓镜中”的情人,残妆晓镜中的她,钗环参差不齐,绿色丝缕丛杂不整。很快日出东方映照面颊红如一绿胭脂,脸庞肌肤红润柔腻好像要立即融化消溶一样,给读者展示了一幅明丽动人娇媚的风姿。
其二
元稹这首诗的一、二句,也给人以超凡绝尘之感。碧山清泉漫流,万树桃花掩映,已非崔护《题都城南庄》“人面桃花”小家碧玉,楼中丽人定是美艳绝伦的仙姝无疑。置景由远及近,敷色自浅人深,焦点渐次凸现,为人物登场设置了悬念及具体环境氛围。诗是有声的画,画是无声的诗。如果两者与规定戏剧情景浑融,就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绝佳艺术效果。
三、四两句推出人物,工笔细描闺中“画眉”故事,对照着笔,角度则从一方眼中写出,此亦有助于丰富潜在的戏剧因素与人物心理层次。“闲读道书慵未起”,“道书”不管是致用明道的儒家经籍,或是羽客仙心的方外秘篆,“闲”字传神地刻画了心不在焉的可笑情态,是一层深曲对比;“慵”既描述一方眼中的楚楚可怜,又流露无限呵护挚爱深情,是二层深曲对比;风光旖旎的闺房之乐出以如此潇洒高雅笔致,是三层深曲对比。“水晶帘下看梳头”也有许多曲折:水晶帘与美人妆,一层;情人眼里看与被看,又一层;好景不长,水月镜花,则更深一层。苏轼《江城子》词云:“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同样以“乐境写悲哀”,同样表现对亡妻死生不渝的深长思念,同样打破并浓缩了时空界限。所不同的是,苏词托之以梦,入而即出,“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元诗则沉浸一往情深的回忆,仿佛在银幕“定格”,痴看而竟不知所以了。水晶帘下看梳头”感性的神往,都能引导读者走向真善美诗境,从而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与美学意义。
其三
这首诗运用了暗喻的手法,首二句写著压的红罗总是追逐新颖的花样,就好像别的女子总是一个比一个动人。绣着秦吉了花纹的轻纱染上了迷人的酒曲一样的嫩色,你不要说纱太薄,因为只有这样的纱才是最好的。正是因为亡妻韦丛典雅淡泊,贤惠端庄,诗人才把她比作经纬稀疏的纱布才是最好的,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却也只有深情者才能才能表现出这种天长地久的真挚。
其四
这首诗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采用巧比曲喻的手法,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主人公对已经失去的心上人的深深恋情。它接连用水、用云、用花比人,写得曲折委婉,含而不露,意境深远,耐人寻味。
首二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沧海无比深广,因而使别处的水相形见绌。巫山有朝云峰,下临长江,云蒸霞蔚。据宋玉《高唐赋序》说,其云为神女所化,上属于天,下入于渊,茂如松榯,美若娇姬。因而,相形之下,别处的云就黯然失色了。“沧海”、“巫山”,是世间至大至美的形象,诗人引以为喻,从字面上看是说经历过“沧海”、“巫山”,对别处的水和云就难以看上眼了,实则是用来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因而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使自己动情的女子了。
“难为水”、“不是云”,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第四句即承上说明“懒回顾”的原因。元稹生平“身委《逍遥篇》,心付《头陀经》”(白居易《和答诗十首》赞元稹语),是尊佛奉道的。另外,这里的“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专心于品德学问的修养。然而,尊佛奉道也好,修身治学也好,对元稹来说,都不过是心失所爱、悲伤无法解脱的一种感情上的寄托。“半缘修道”和“半缘君”所表达的忧思之情是一致的,而且,说“半缘修道”更觉含意深沉。
其五
“寻常百种花齐发,偏摘梨花与白人”,春天里百花齐放,诗人偏偏摘了绿白色的梨花送与自己的妻子,那个皮肤洁白如玉的女子。春天百花争奇斗艳,诗人摘了梨花,不就是因为自己的妻子不像其她女色,不仅贤惠端庄、通晓诗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贵,却不好富贵,不慕虚荣,就好像那洁白的梨花,静静地在枝头绽放。可是,妻子已经过世,满树的梨花凋谢了,只剩下绿叶,孤零零地度过残春。诗人把运用比喻的手法,把梨花比作妻子,自己比作绿叶,抒发了对亡妻的无尽怀念。
“数年湖上谢浮名,竹杖纱巾遂称情。”据《唐诗纪事》及崔峒朋友们的诗文记载,崔曾登进士第,大历中任拾遗、补阙等职,后因事贬为潞府(治所在今山西襄垣县北)功曹,终被贬于州刺史,卒于贞元中期。从诗的作年和诗中语气来考察,这首诗可能即作于潞府功曹任上。功曹属于闲官,且诗人所居之地又远离朝廷,因而诗的上句说数年来漂泊江湖,摒弃做官的虚名,下句“竹杖纱巾”,是隐者装束,意思说自己逍遥自在地生活,大遂平生之愿。金圣叹批曰:“‘遂’字妙!妙!言亦既宽然有余,更无欠缺也。不知何一日何一故又要献书,遂又生出无数不称情”(《金圣叹选批唐诗》卷之四上)以“遂”字为中心解这两句诗,一语中地。下一联具体描写潇洒的生活:“云外有时逢寺宿,日西无事傍江行。“云外”,即指世俗之外,宦海之外,此指诗人现居的闲散之地,此联诗人自述一切率意而为,有时逢寺即宿,有时日落西山,无事时沿江漫行。这两句颇似司空曙《江村即事》中“钓罢归来不系船,江村月落正堪眠”一联的意趣。
颈联归结到寄韦李本意。“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上句陶潜指李明府,陶曾为彭泽令,故以陶比李,下句庾亮指韦应物。陶渊明既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李又是崔峒友人,从那首《赠同官李明府》中“流水声中视公事,寒山影里见人家”的句子,可以看出李明府也是一位胸怀磊落的人物;庾亮为晋朝太尉,《晋书》卷七十三载:亮都督江荆六州军事,镇武昌。“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共登南楼,亮至,将起避,亮徐曰:‘诸君少住,老子于此兴复不浅’。便据胡床啸咏,其坦率多类此。”“楼中对月”疑写此事。韦应物为大历、贞元间著名山水诗人,性格清雅闲静,诗风恬淡,亦非追求功名利禄者。崔峒以两位清雅疏放的古人,比喻两位同样雅洁的今人,说他们做官,不说政绩怎样,而说看花、对月,这样写主要是对他们“吏隐”生活的向往,同时稍露自伤不遇之情。
“谁念献书来万里,君王深在九重城。”尾联转入满腹牢骚不平,诗人向两位朋友诉苦:我不远万里,到京城献书,谁知“君之门兮九重”,一片赤诚,难以上达天听,不为君知。这两句并不是“悔献书”,他对献书毫不悔恨,只是怨自己运气不好,怨君王深居禁中,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干,使得他不能象韦苏州和李明府那样,既能当官,又过着“潇洒送日月”的生活。“十才子”诗中常交织着“仕”与“隐”的矛盾。他们都是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他们来说,最惬意的莫过于“陶潜县里看花发,庾亮楼中对月明”这样吏、隐两全的生活,崔峒因未得到这种“待遇”而产生怨恨,不过,他的“怨”,是“怨而不怒”,合乎中庸之道的。崔峒的友人王烈有一首《酬崔峒》诗,对他的矛盾心理写得很形象具体:“狥旬世甘长往,逢时忝一官。欲朝青琐去,羞向白云看。荣宠无心易,艰危抗节难”。
崔峒的诗全国仅存一卷,唐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被选录了崔诗九首,并评价云:“崔拾遗,文彩炳然,意思方雅。”这首诗,意象高华,投赠之意,怨愤之情,出以雅正之笔,为崔诗中的佳作。
人们谈起写蚕妇的诗,自然会提到宋代诗人张俞的《蚕妇》:“昨夜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而晚唐诗人来鹄的《蚕妇》与张俞的《蚕妇》题目相同,内容相似,而写法与格调迥异。来鹄的《蚕妇》不像张俞的《蚕妇》那样,用明显对比的手法概括封建社会阶级对立的现实,而是先从蚕妇整日采桑养蚕的辛苦谈起。
“晓夕采桑多苦辛”一句紧扣诗题,“晓夕”二字直述采桑叶时问之长,突出劳动的艰苦。从这一句诗中,表现了采桑人的倦容,“多苦辛”三字又表现了作者同情蚕妇的思想感情。接下去诗人明确告诉人们,这些整天采桑叶的蚕妇并不是不爱盛开的百花,而只是在养蚕的大忙季节不得“闲身”而已。
这首诗的后半部分通过假设及由这一假设推论出来的结果清楚地说明封建社会谁养活谁这一根本问题。富贵人家的小姐太太们所以能在“好花时节”有闲情逸致去欣赏百花,正是由于这些蚕妇在此时“晓夕采桑”的结果。如果这些蚕妇此时也去做这些“繁华事”,那么,那些“黄金屋里人”只能被‘冻杀”。原来,这些“黄金屋里人”是由这些蚕妇养活的。此两句陡转笔锋,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完全是依靠剥削劳动人民而生活的这一事实。
全诗笔致冷隽,构思深曲,耐人寻味,在对当时不合理社会现象的揭示中,流露出了诗人的愤慨不平之情。运用通俗又略带诙谐的语言,通过叙述与假设的形式,通过暗含的对比,表现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是这首诗的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