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狱咏蝉》是唐代文学家骆宾王的代表诗作。此诗作于患难之中，作者歌咏蝉的高洁品行，以蝉比兴，以蝉寓己，寓情于物，寄托遥深，蝉人浑然一体，抒发了诗人品行高洁却“遭时徽纆”的哀怨悲伤之情，表达了辨明无辜、昭雪沉冤的愿望。
全诗情感充沛，取譬明切，用典自然，语意双关，达到了物我一体的境界，是咏物诗中的名作。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意思是，秋天蝉声不断，引起了身陷囹圄的诗人的无限愁思。诗人触景生情，情因景生。情感从何而来，是因闻见了蝉声。该诗用起兴对起开篇，将蝉声与愁思对举，两相映照，下笔自然，工稳端庄。即是咏物，物必在先。首句咏蝉，次句写己。咏物非本意，借物抒情才是目的。西陆：指秋天。《隋书·天文志》载：“日循黄道东行，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东陆谓之春，行南陆谓之夏，行西陆谓之秋，行北陆谓之冬。”南冠：楚国的帽子，指代囚犯。在此指诗人自己。《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挚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因楚国在南方，南冠一词，便由此而生。后人借来用以指囚犯。首联两句诗衔接自然，浑然天成。写蝉时，抓住两点：时间是秋，动作是唱；写人时，抓住三点：身份是囚犯，心理活动是愁思，愁思的程度是深。
“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承接首联，是隔句相承。第三句承接第一句继续写蝉，第四句承接第二句继续写己。不堪：承受不了。玄鬓：指蝉。古代妇女将鬓发梳为蝉翼之状，称之蝉鬓。这里以玄鬓称蝉。白头吟：乐府曲名。据《西京杂记》说，西汉时著名文学家司马相如对才女卓文君的爱情发生危机，卓文君作《白头吟》诗：“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须啼。愿得一心人，白头不相离。”终使司马相如回心转意，两情重归于好。“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的字面意思是，蝉凄切的悲声仿佛是在一遍遍吟唱卓文君的《白头吟》“凄凄重凄凄”，这声音真难以让人忍受。深层意思是，蝉啊，你不该对着我这鬓发苍白的牢狱之人唱你凄凉的歌。你的吟唱正好刺痛了我的内伤，正好引起了我的愁思。骆宾王巧借“白头吟”用来一语双关，加深了原意。首联写听觉，由蝉及人，闻蝉声而动客思；这一联写视觉，由己及蝉，观玄鬓而自悲伤。蝉是玄鬓，我却白头；我身陷囹圄，它来往自由；它倚树高唱，我独自哀愁。它如今的玄鬓，我过去也曾拥有，别看我现在白发满头！它如今的吟唱，我过去也曾练就，别看现在用铁锁锁紧了我的歌喉！蝉啊，你就是我的从前，你就是我的化身，我何时能脱去囚服像你一样蜕皮羽化，获取自由？这两句诗沉郁深婉，感人至深，令人叹惋。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两句，诗人字字咏蝉，字字借蝉自况。“露重”、“风多”言环境险恶；“飞难进”言难以进取；“响易沉”言声音难以发出。蝉如此，我和它还会有什么两样？这两句诗至少有两层意思。表层意思是在咏蝉，深层意思是在借物抒怀。在这里，蝉即我，我即蝉。“露重”、“风多”又特指政治环境险恶；“飞难进”又特指诗人在人生仕途方面难以进取；“响易沉”更特指自己的言论难以发出。诗人结合自己的身世和处境，在选取意象方面十分精当，用露和风两种自然现象既适用于蝉，又适用于人。这里的露和风，一旦入诗，就不是普通的自然现象，而是注入了诗人的情感，由物象转化成了意象。所以，“露重”、“风多”就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是咏蝉，处在不同环境的人所选的角度和立意皆不相同。初唐虞世南也有一首诗咏蝉:“垂緌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虞世南身居高位，诗的字里行间迸发出的都是春风得意，踌躇满志，难见半缕愁绪。因冤狱而被投入大牢的骆宾王岂可跟虞世南同日而语。同是写露，在虞诗中用来供蝉饮，在骆诗中则因“露重”而“飞难进”；同是写风，在虞诗中不用借，因蝉已身居高位；在骆诗中则嫌“风多”，自己的声音难以发出。所以二人同咏一物，题材相同，时节相同，则立意迥异。
诗人在写这首诗时，由于感情充沛，功力深至，故虽在将近结束之时，还是力有余劲。第七句再接再厉，仍用比体。秋蝉高居树上，餐风饮露，没有人相信它不食人间烟火。这句诗人喻高洁的品性，不为时人所了解，相反地还被诬陷入狱，“无人信高洁”之语，也是对坐赃的辩白。然而正如战国时楚屈原《离骚》中所说：“世混浊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在这样的情况下，没有一个人来替诗人雪冤。“卿须怜我我怜卿”，意谓：只有蝉能为我而高唱，也只有我能为蝉而长吟。末句用问句的方式，蝉与诗人又浑然一体了。
好诗，不但要有诗眼，以放“灵光”，而且有时须作“龙吟”，以发“仙声”。对照杨炯的《从军行》与杜甫《蜀相》，两诗若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的“龙吟”句殿后，直抒胸臆，剖献“诗心”，则全篇就木然无光了。此诗亦然，尾联诗人愤情冲天，勃发“龙吟”，喷出蕴蓄许久的真情：“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遂脱去了前三联罩裹诗句的“蝉身”，使人看到了作者洁纯无瑕的报国诚心，这颗诚心恰如其《序》所说，乃“有目斯开、不以道昏而昧其视，有翼自薄，不以俗厚而易其真。吟乔树之微风，韵姿天纵；饮高秋之坠露，清畏人知。”不以世俗更易秉性，宁饮坠露也要保持“韵姿”。正是这裂帛一问，才使《在狱咏蝉》成为唐诗的卓荦名篇，超然于初唐诸宫体艳诗之上。
这是一首闺怨词，写的是一位少妇春日怀念远人的情态、心理，景物描写和人物刻画都显出相当的功力；而且互相映衬，构成了完整的意境。
上片全是写景。“秦楼东风里”四句，写春归燕回、馀寒犹峭之状。一开头就点出“秦楼”，使描写的环境带有确定性，这对读者理解词意大有好处。秦楼，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李白《忆秦娥》有“秦娥梦断秦楼月”句，皆指闺楼。由此可知，词中所写，景是“秦楼”中景，人是“秦楼”中人；于是，人物思想感情的社会性，就有了明白的着落。“东风”轻拂，“燕子”归来，这都是春回大地的显著特征。但是，我们不要轻轻放过了“燕子还来寻旧垒”这句话，要注意它和其他地方的联系，它是为人的不归作反衬的，我们读到后面自会明白。词人手笔，总是这样地一箭双雕。这四句写的是室内的春景，是“秦楼”人所见所感的春景，并暗示出女主人公慵懒困倦、日高未起之态，带有淡淡的惆怅情调。
“嫩草方抽碧玉茵”四句，从户内写到户外，描画出一派明媚的春光。作者摄取了四种景物：地面的嫩草，地上的垂柳，空中的黄莺，水中的游鱼，水陆空三维空间，交织成立体的画面，传达出绚丽的色彩。这里使用了两个借喻：以“碧玉茵”（像碧玉一样青绿的毯子）喻嫩草，以“黄金蕊”喻新出的柳条，都借联想而增加了景观的魅力。四句的动词也用得很好：嫩草是“抽”出的，“媚柳”是“窣”（从穴中突然冒出来）出的，黄莺在鸣“啭”，鱼儿在“游”动，可谓各尽其妙，各得其所。“上林”、“春水”，为鸣莺、游鱼布置了适宜的活动环境，相得益彰。
下片转入写人。“几曲阑干”四句，写佳人倚遍“秦楼”阑干，看到桃李又换了一番新花新叶，──这意味着一年又过去了，而意还没有回来，这触起了她的愁思，不觉潸然泪下。“梅妆”用的是寿阳公主的典故。《太平御览·时序部》引《杂五行书》说：“宋武帝女寿阳公主人日卧于含章殿檐下，梅花落公主额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皇后留之，看得几时，经三日，洗之乃落。宫女奇其异，竞效之，今梅花妆是也。”这里泛指妇女面部化妆。“梅妆泪洗”即涂了脂粉的脸上流下了眼泪之意。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外部动作，而以“应怪归迟”点明动作的原因，其悲怨愁苦之态如见。
“凤箫声绝”四句，写对方离去后音信杳然，使佳人思念不已。古代传说：萧史善吹箫，秦穆公将女儿弄玉嫁给他，数年后二人升天而去（见《列仙传》）。这里借用这一故事，以“凤箫声绝”指男子的离去。“孤雁”、“双鲤”都用了典。前者出《汉书·苏武传》，汉使诈称汉昭帝在上林苑射雁，雁足上有苏武捎来的帛书。后者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因此，这两个词都是寄书的代称。而“沉孤雁”、“无双鲤”，就是指对方没有来信。但是，即使男方相隔云山万重，佳人的心还是神驰千里之外，萦绕在他的身边的。这几句着重描写佳人的内心活动，浓情厚意，溢于言表。以后刘过《贺新郎》（老去相如倦）结云：“云万叠，寸心远”，殆出于此。
从艺术上来说，这首词采取以春景的明媚来反衬离人的愁思的手法。“嫩草方抽”，“媚柳轻窣”，“莺啭上林，鱼游春水”这是当日佳人与所欢行乐时所见的美景，如今这一美景又已重现，但是所欢却已不在身边；去年的燕子还懂得回来寻找旧垒，而心上人却一去不归；这怎能不令她阑干倚遍，泪洗梅妆呢。这样写，效果是动人的。词的语言明白、朴素（有些地方略显粗糙），表达方式显豁；虽有用典，但却是常见的：具有民间词的特点。它的作者，估计是文化程度不太高的读书人。
此诗三章，全以采摘某种植物起兴。这是上古时期吟咏爱情、婚嫁、求子等内容时常用的手法之一，也就是说，在上古时期，采摘植物与性有着某种神秘的或是象征性的联系，至于两者之间在文化上为何能牵系在一起或如何发生瓜葛，这与原始交感巫术有关，在此不作详论。但若从现代美学角度来看，以采摘植物起兴爱情等题材，在审美上和爱情上倒也有一定的同构同形关系，因为炽热的情欲与绿意葱茏的草木都可给人带来勃然的欣悦。所以，以“采唐”“采麦”“采葑”起兴，在含蓄中有深情，形象中有蕴意。
“兴”以下的正文中，主人公完全沉浸在了狂欢后的甜蜜回忆里。除每章改换所欢爱者外，三章竟然完全相同，反覆咏唱在“桑中”、“上宫”里的销魂时刻以及相送淇水的缠绵，写来又直露无碍，如数家珍。似乎以与多位情人幽会为荣乐，表现了一位多情浪子渔色后的放荡、得意心态，其句式由四言而五言而七言，正是这种心态的表露，尤其每章句末的四个“矣”字，俨然是品咂、回忆狂欢之情时的感叹口吻。近人或认为孟姜、孟弋、孟庸当是一人，若如此，似不合《诗经》中运用复沓的家法。《诗经》中用复沓虽只更换个别词汇，但无论更换的是动词、名词，诗意上多有所递进或拓展，比较典型的如《周南·芣苢》中的“采之”“有之”“掇之”“捋之”“袺之”“襭之”，一字之差，却记叙了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若此诗中三姓实指一人，一者整首诗三章全为重复，不免过于臃肿拖沓，毫无意味；二者也与“群婚性的男女欢会”的诗意不合。
此诗若依自古以来的“用诗”体例，抛开其隐含的本意，作为一首热烈活泼的情歌来看，也无不可。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自言自语，反复咏唱，每章的前半段只换了两三个字，采集对象换了，地点变换了，美女的姓氏换了，而后半段一字不易。无论是等待、幽会还是送别分手的地方，都没有变换。主人公完全沉浸于自己和美女约会的美好回忆之中。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上片是写春日送别。“萋萋芳草春云乱，愁在夕阳中”首二句写景兴起离愁。“萋萋”是视觉，状草之茂盛；“芳草”是嗅觉兼视觉，散发芳香的春草。“萋萋芳草’’，年年复生蔓延，人力除不断，野火烧不尽，恰似离人心中的愁恨难以排除，触而复发，不断滋长。故四字未写离情，而离情已寓其中。萋萋芳草连天，黄昏乱云飞渡，再加上一抹黯淡的夕阳笼罩，便构成了一片淡烟暮霭的凄迷境界，与离人内心纷乱的愁绪适相契合，堪称情景水乳交融。“春云”、“夕阳’’又暗用江淹《休上人怨别》：“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之意，遥为结尾“佳人何在”伏下暗脉，可谓针线细密。“短亭别酒，平湖画舫，垂柳骄骢。”三句折入对昔日离别的回忆：那短亭饯行时举杯相劝的别酒，那平湖中比肩分袂时的画舫，那系在垂柳之下载我离去的青白杂毛的骏马，以及那折柳送行的情景，至今仍宛然在目，历历如现；短亭、平湖、垂柳依然犹在，而伊人无迹了。这里又暗用秦观《八六子》词中“念柳外青骢别后，水边红袂分时，怆然暗惊。”而此曲只用三个名词词组鼎足对举，仅展现三个场景，无一动词或情语，而其别时之叮咛嘱咐，缠绵眷恋之情，及今日睹物神伤，凄然欲绝之状，无不隐藏于字里行间。故融情于景，更见词约意丰；青胜于蓝，用典不露痕迹。
下片写别后感受。“一声啼鸟，一番夜雨，一阵东风”三句，既是眼前实景，又是作者由回忆转入现实的音响媒介，是视象也是听觉。叠用三个数量词，不仅对偶巧妙，音律上亦造成反复咏叹，回肠荡气，而意境上亦尤具匠心：表明多种音响的再三催促警醒，才把沉醉于回忆中的诗人拉回到眼前现实，足见其回忆寻觅之久，沉湎眷念之深；而“夜雨”“东风”又为下文“桃花吹尽”埋下伏笔。结尾三句正面揭示故地重游的落空，离恨惆怅愈发不可收拾。三句化用崔护《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诗境比崔诗更为凝练凄绝，而又与开头首尾呼应。
整首小令都是在写景，但其实也是在写情，“一切景语皆情语”，作者把深深的离别之愁融合进了景色当中，锻字炼句极为周到，用词清新工整，但表达的情感却绵延不绝，正是作者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