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诗首句是说一只漂亮的画船系在岸边的柳树上,表现的是一个“等”字。“亭亭”多用来形容姑娘之苗条、靓丽,作者却用来描写船,可见作者的构思不同一般。“系”的后面省略了宾语,与刘禹锡的“只有垂杨绾别离”手法相同,且暗切题意,手法不同凡响。“春潭”化用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用笔老道,布局精巧。该句中没有正面写柳,但“系”字和诗题相照应,已暗示了所系之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因为“柳”谐“留”音,寓有惜别之意,因此,首联所展示的系舟杨柳岸的画面,恰是一幅春江送别图。
“直到行人酒半酣”以“直待”接续,回答了等的对象:行人,也就是将要离开家乡的人。在船将发未发之际,送行者和行人依依话别,做最后一刻的流连。珍重彼此的友谊,珍重这别离的时刻,送行的人殷勤劝酒,“直到行人酒半酣”,这里含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意思。同时也表明,行人所以喝得半醉,一来是朋友情重,二来是为了排遣离忧。作者在上一句“亭亭画舸”停在水中这一特写背景下,创立了似乎是游春的场面,而下句转入离别,出现心理的反差,离别的黯然销魂的意况隐现在句中。这两句语言很含蓄,意思却很明白。这里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无理而妙。
三四句作者直写离别。第三句在首句“点染的画船上做文章,说不管烟波浩渺,不管风风雨雨,行人终将离去,画船带走的只是离愁别恨。包含了送行者相留不住的怨情,也表现了行人欲留不能,不得不走的无奈,像是友人对行者的埋怨,又像是行者的自怨自艾,写得情意盎然。
最后一句“载将离恨过江南”将抽象的离恨,化为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到离恨的深刻沉重,意象非常新奇。作者不写船带走行人,也不写行人的离恨,而是说船带走的是离恨,多了一层转折,加深了意境。同时把离愁悲恨这一抽象的情态想象成实在的物质,可以放在船上运走,就更为奇妙。此诗在新巧上做文章。作者把离愁别恨变成有分量的东西,可用船来载,在“愁”的分量上做文章,更加深切地表现了心中的凄苦,为人所称道。这一手法为后代诗人借鉴。好的比喻,好的意境,是不怕重复的。
《柳枝词》这一题目是后人加的。古代有折柳赠别的风俗,所以写柳也多与叙别相联系。诗第一句中的“系”字,就包涵着杨柳。其实此诗中心不在咏柳,而在咏别。
如何把无形的别情直观可感地写出来,这首诗的构思有三点值得称道的地方:
一是第四句中的“载”字,把抽象的别情化为有形的,可以被运载的东西,同时也显示出别情的沉重。
二是移情于物。清人吴乔说此诗,“人自离别,却怨画舸”,似乎是这无情的画舸,在经过一段沉默难耐的等待之后,只等行人上了船,便毫不迟疑地把人载向江南。人情无奈,迁怨于物,如此言情,深婉蕴藉。
三是“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七绝诗通常分为两节,前两句与后两句间有一个转折,而此诗一气而下,使我们直觉得相别之干脆、舟行之飞速,不容人有丝毫的缠绵悱恻,有力地烘托出浓重的怨别之意。
“道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发端二句飘然而至,虽明白如话,但决非一览无味,须细加玩味。词人连用梨花、杏花比拟,可知所咏之物为花。道是梨花——却不是,道是杏花——也不是,则此花乍一看去,极易被误认为梨花,又极易被误认为杏花。仔细一看,却并非梨花,也并非杏花。因此可知此花之色,有如梨花之白,又有如杏花之红。
“白白与红红”紧承发端二句,点明此花之为红、白二色。连下两组状色的叠字,极简炼、极传神地写出繁花似锦、二色并妍的风采,也暗指它风韵别具一格,既有梨花之白,又有杏花之红,白中带红,如佳人冰雪肌肤微露红晕,有娇羞之态。 “白白”、“红红”两组叠字,简练、传神,使人如亲眼目睹红粉交错、繁花满枝的娇妍景致。
“别是东风情味”上句才略从正面点明花色,此句词笔却又轻灵地宕开,不再从正面著笔,而从唱叹之音赞美此花之风韵独具一格,超拔于春天众芳之上。实在少此一笔不得。可是,这究竟是一种什么花呢?
“曾记。曾记。人在武陵微醉。”结笔仍是空际著笔,不过,虽未直接点出花名,却已作了不管之答。“曾记。曾记”,二语甚妙,不但引起读者的注意,呼唤起读者的记忆,且暗将词境推远。“人在武陵微醉”,武陵二字,暗示出此花之名。陶渊明《桃花源记》云:武陵渔人曾“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终于来到世外桃源。原来,此花属桃源之花,花名就是桃花。句中“醉”之一字,写出此花之为人所迷恋的感受。词境以桃花源结穴,馀味颇为深长。它可能意味着女词人的身份(宋词习以桃溪、桃源指妓女居处),也可能有取于桃花源凌越世俗之意。
此词所咏为红白桃花,这是桃花的一种,“桃品甚多……其花有红、紫、白、千叶、二色之殊。”(明李时珍《本草纲目·果部》)红白桃花,就是同树花分二色的桃花。北宋邵雍有《二色桃》诗:“施朱施粉色俱好,倾城倾国艳不同。疑是蕊宫双姊妹,一时携手嫁东风。”诗虽不及严蕊此词含蕴,但可借作为此词的一个极好注脚。
此词绝不同于一般滞于物象的咏物词,它纯然从空际著笔,空灵荡漾,不即不离,写出红白桃花之高标逸韵,境界愈推愈高远,令人玩味无极而神为之一旺。就艺术而言,可以说是词中之逸品。
这首诗,开头一联是对偶,“护将军”和“灭下民”相对,正说明“灭下民”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将军”,是那个在云封高岫上的“将军”,矛头指向国民党首脑蒋介石,是极为有力的。“高岫”原作“胜境”,“胜境”只指名胜风景,显不出是庐山,改作“高岫”,就把庐山突出出来了。“霆落”改成“霆击”,用“落”是从上而下,用“击”是有意的轰击,又突出“灭下民”的罪恶。“戮下民”是屠戮下民,改为“灭下民”,是歼灭百姓,有全部消灭的意思,更其显出他们的罪恶用心。“到底”原作“依旧”,依旧是照旧,不如到底的更为有力。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作者鲁迅推敲修改的功夫,使得用词更为精确有力,更为生动。
“到底不如租界好”是有力的讽刺。在国民政府实施轰炸、屠杀人民的时候,托庇于洋人势力的租界上的高等华人,还在醉生梦死,寻欢作乐,所以也对他们进行讽刺。诗人以强烈的讽刺,揭露了国民政府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国难当头之际,却抱着“不抵抗主义”,挟带金银财宝躲进租界,依然“方城为戏”,“麻雀取乐”,为非作歹。“住在租界里的人是有福的”(《天上地下》),鲁迅运用反语,指出了国民政府奴颜婢膝,甘当亡国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精神状态。
这首诗的前两句,写景叙事,准确有力,饱含愤怒,后两句,寓揭露于讽刺,以讽刺代怒斥,改“依旧为“到底”,更深刻地揭露了国民政府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