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是一首感时抚事的答别之作。

　　此词上片分两层，前两韵是第一层，直接抒写诗人的“长恨”和“有恨无人省”的感慨。作者直接以“长恨复长恨，裁作短歌行”句开篇，乍看似觉突兀；其实稍加思索，就会明白其深刻的感情背景。由于北方金朝的入侵，战乱不息，被占区人民处在金人统治之下，而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却非但不图恢复，还对主张抗金北伐的人士加以压制和迫害，作者就曾多次受到打击。这对于一个志在恢复的爱国者来说，不能不为此而感到深切的痛恨。如此“长恨”，在“饮饯席上”难以尽言，所以词人只能用高度浓缩的语言，把它“裁作短歌行”。“短歌行”，原是古乐府《平调曲》名，多用作饮宴席上的歌辞。词人信手拈来，融入句中，自然而巧妙地点明了题面。“长恨”而“短歌”，不仅造成形式上的对应美，更主要的是显示出那种恨不得尽言而又不能不言的情致。“何人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一句，合用了两个典故。据《史记·留侯世家》载，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由于留侯张良设谋维护太子，此事只好作罢，戚夫人因向刘邦哭泣，刘邦对她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歌中表达了刘邦事不从心、无可奈何的心情。又《论语·微子篇》载，楚国隐士接舆曾唱歌当面讽刺孔子迷于从政，疲于奔走，《论语》因称接舆为“楚狂”。辛弃疾在这里运用这两个典故，目的是为了抒发他虽有满腔“长恨”而又无人理解的悲愤，一个“狂”字，更突出了他不愿趋炎附势、屈从权贵的耿介之情。从遣词造句看，这一韵还妙在用“何人”呼起，以反诘语气出之，大大增强了词句的感人力量；而“为我楚舞”，“听我楚狂声”，反复咏言，又造成一种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艺术效果。词人在直抒胸臆以后，紧接着就以舒缓的语气写道：“余既滋兰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更餐英。”一韵三句，均用屈原《离骚》诗句。前两句径用屈原原句，只是“兰”字后少一“之”字，“畹”字后少一“兮”字。“餐英”句则从原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概括而来。兰、蕙都是香草，“滋兰”、“树蕙”，是以培植香草比喻培养自己美好的品德和志节。而“饮露”、“餐英”，则是以饮食的芳洁比喻品节的纯洁和高尚。作者在这里引用屈原诗句，并用“滋兰”、“树蕙”之词，显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志节和情操。屈原在忠而被谤、贤而见逐的情况下，仍然坚定地持其“内美”和“修能”，执着地追求自己的理想，词人在遭朝中奸臣谗言排挤，被削职乡居的情况下，依然不变报国之志，表明自己决不肯随波逐流与投降派同流合污，沆瀣一气。“门外沧浪水，可以濯吾缨”一句，仍承前韵词意，从另一个角度表明自己的志节和操守。这里又用一典。《楚辞·渔父》中说，屈原被放逐，“游于江潭”，“形容枯槁”，渔父问他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屈原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自讨其苦。屈原说：“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也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渔父听后，一边摇船而去，一边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意思是劝屈原要善于审时度势，采取从时随俗的处世态度。词人化用此典，意在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节情操。

　　下片头三句“一杯酒，问何似，身后名？”遥应篇首，意在抒发自己理想无从实现的感慨，情绪又转入激昂。据《世说新语·任诞》载，西晋张翰（字季鹰），为人“纵任不拘”，有人问他：“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耶？”他说：“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词人用张翰的典故，乃是牢骚之气。

　　他的抗金复国理想难以实现，志业难遂，还要那“身后”的虚名干什么！词人为什么会发此牢骚呢？辛弃疾接着写：“人间万事，毫发常重泰轻。”这一韵是全词的关键所在，道出“长恨复长恨”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轻重倒置，是非不分，置危亡于不顾，而一味地苟且偷安。这是词人对南宋小朝廷腐败政局的严厉批判和愤怒呼喊。最后两韵是下片第二层，通过写惜别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心志，词人的情绪这时又渐渐平静下来。前三句写惜别，用屈原《九歌》点明恨别乐交乃古往今来人之常情，表明词人和饯行者陈端仁的情谊深厚，彼此都不忍离别之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一句，又引用两个典故。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云：“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陶渊明生于东晋末叶，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而他本人又“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不慕荣利”（《五柳先生传》），因有是辞。这里词人引用陶诗，表明自己此次奉召赴临安并不是追求个人荣利，并且也不想在那里久留，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归与白鸥盟”，是作者从正面表明自己的心迹。据《列子·黄帝篇》载，相传海上有位喜好鸥鸟的人，每天早晨必在海上与鸥鸟相游处，后遂以与鸥鸟为友比喻浮家泛宅、出没云水间的隐居生活。在这里，词人说归来与鸥鸟为友，一方面表明自己宁可退归林下，也不屑与投降派为伍，另一方面也有慰勉陈端仁之意。

　　与一般的离别之词不同，辛弃疾的这首《水调歌头》，虽是答别之词，却无常人的哀怨之气。通观此篇，它答别而不怨别，溢满全词的是他感时抚事的悲恨和忧愤，而一无凄楚或哀怨。词中的声情，时而激越，时而平静，时而急促，时而沉稳，形成一种豪放中见沉郁的艺术情致。此外，词中还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不仅丰富了词的含蕴，而且对抒发词人的志节等，也都起到了很好的艺术效果。

　　《周颂·烈文》对诸侯具有安抚与约束的双重作用。全诗共十三句，不分章，可按安抚与约束之意分为两层：前四句和后九句。前四句是以赞扬诸侯的赫赫功绩来达到安抚的目的。这种赞扬可以说臻于极致：不仅赐予周王福祉，而且使王室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助祭的诸侯都是周王室的功臣，被邀来助祭本身就是一种殊荣，而祭祀时周王肯定子功绩，感谢子为建立、巩固周政权所作的努力，使诸侯在祭坛前如英雄受勋，荣耀非常，对周王室的感激之情便油然而生。

　　但是，周王为君临四海的天子，对诸侯仅有安抚，只让诸侯怀感激之情是不够的，他还必须对诸侯加以约束，使诸侯生敬畏之心。后九句以“无”领起，这个“无”通“毋”，释“不要”，为具强烈感情色彩的祈使词，使文气从赞扬急转为指令，文意则由安抚转为约束。七句中用了两个这样的“无”，以断然的语气，训诫诸侯必须遵从；“百辟子刑之”，更是必须效法先王的明确训令；而“前王不忘”似乎只是训诫诸侯不要忘记先王之德，却又隐含不要忘记先王曾伐灭了不可一世的商纣，成王也在周公的辅佐下平定了管叔、蔡叔、武庚的叛乱，即不要忘记周王室具有扫荡摧毁一切敌对势力的雄威。

　　后九句的指令、训戒，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即正名。《左传·昭公七年》：“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故《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段话中所说的君臣名分，与《周颂·烈文》这首诗所表达的完全一致。后者虽然没有点出“君臣”二字，含义却更加深刻：诸侯的功绩再大，也不过是尽臣子的本分而已，并且仍要一如既往这么做下去；周王的号令诸侯，乃是行君临天下的威权，并将绵延至子孙万代。

　　辛弃疾的词，素以风格多样而著称。他的这首《沁园春》，以戒酒为题，便是一首令人解颐的新奇滑稽之作。题目“将止酒，戒酒杯使勿近”就颇新颖，似乎病酒不怪自己贪杯，倒怪酒杯紧跟自己，从而将酒杯人格化，为词安排了一主（即词中的“我”）一仆（杯）两个角色。全词通过“我”与杯的问答，风趣而又委婉地表达了作者对南宋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心中的苦闷。

　　此词首句“杯汝来前！”从主人怒气冲冲的吆喝开始，以“汝”呼杯，而自称“老子”（犹“老夫”），接着就郑重告知：今朝检查身体，发觉长年口渴，喉咙口干得似焦炙的铁釜；近来又嗜睡，睡中鼻息似雷鸣。要追问其中缘由。言外之意，即是因酒致病，故酒杯之罪责难逃。“咽如焦釜”“气似奔雷”，以夸张的手法极写病酒反应的严重，同时也说明主人一向酗酒，接着“汝说”三句，是酒杯对主人责问的答辩。它说：酒徒就该像刘伶那样只管有酒即醉，死后不妨埋掉了事，才算是古今达者。这是不称“杯说”而称“汝说”，是主人复述杯的答话，其语气中，既惊讶于杯的冷酷无情，又似不得不承认其中有几分道理。故又叹息：“汝于知己，真少恩哉！”口气不但软了许多，反而承认了酒杯曾是自己的“知己”。

　　词的下片语气又转，似表明主人戒酒的决心。下片以一“更”字领起，使已软的语气又强硬起来，给人以一弛一张之感。古人设宴饮酒大多以歌舞助兴，而这种场合也最易过量伤身。古人又认为鸩鸟的羽毛置酒中可成毒酒。酒杯凭歌舞等媒介使人沉醉，正该以人间鸩毒视之。这等于说酒杯惯于媚附取容，软刀子杀人。如此罪名，死有余辜。然而这里只说“算合作人间鸩毒猜”，倒底并未确认。接着又说：何况怨意不论大小，常由爱极而生；事物不论何等好，过了头就会成为灾害。实些话表面看来振振有词，实际上等于承认自己于酒是爱极生怨，酒于自己是美过成灾。这就为酒杯开脱不少罪责，故而从轻发落，只是遣之“使勿近”。“吾力犹能肆汝杯”，话很吓人，然而“勿留亟退”的处分并不重，主人戒酒的决心可知矣！杯似乎看出了这一点，亦不再辩解，只是再拜道：“麾之即去，招则须来。”“麾之即去”没什么，“招则须来”则大可玩味，说得俏皮。

　　总之，这首词通过拟人化的手法，成功地塑造了“杯”这样一个喜剧形象。它善于揣摸主人心理，能应对，知进退。在主人盛怒的情况下，它能通过辞令，化严重为轻松。当其被斥退时，还说“麾之即去，招则须来”，等于说主人还是离不开自己，自己准备随时听候召唤。

　　作者通过这种生动活泼的方式，委婉地述说了自己长期壮志不展，积愤难平，故常借酒发泄，以至于拖垮了身体，而自己戒酒，实出于不得已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情。

　　另外，词中大量采取散文句法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此即以文为词。与原有调式不同，又大量熔铸经史子集的用语，从而丰富了词意的表现，在词的创作上也有其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