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前半首写花影,突出水中的花影之美胜于花的自身;后半首由水中花影,联想及南朝陈后主及贵妃张丽华国破人亡的境遇。此诗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在于,不直接描摹杏花本身的娇美艳丽,而全用比喻手法烘托,展现她在水中娇娆的倒影。
首联石桥跨过了空旷的水面,茅屋正在清澈闪亮的溪水畔。这里用了两个形容词:“空旷”“清炯”,都借指水面,是用了修辞中所谓借代的方法,以形象具体的特征代替抽象的概念,遂令诗意丰满,形象鲜明,如直说石梁渡河,茅屋临水,则兴味索然了。
颔联说俯看娇美艳丽的杏花,似乎并未觉得它本身比水中倒影更美,王安石很懂得水中之影的妙处。寻绎其原委,水中之影自有一种清莹而缥缈的美感,严羽《沧浪诗话》状诗之无迹可求、透彻玲珑就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王安石爱看水中之影,正是深知个中三味,意在追求一种空灵玄妙的韵味。
颈联以张、孔作比,说杏花在水中的倒影如含笑凝睇的美女,楚楚动人。以花比美人是诗家常语,这里以美人喻花则觉新警。
尾联承上而来,也还是将人拟花,然而写微波荡漾,花影缭乱的景象,便令此二句翻出新义。诗说水面的涟漪,将水中这位绝代佳人的容颜妆饰弄得残破难整,令人惆怅不已。因为上文已将杏花比作景阳妃,所以这里的“残妆”也显喻杏花,只是前用明喻而此用暗喻。“残妆坏难整”一句写花影凌乱,形象生动而富有动态的美,情韵绝胜。
此诗虽咏临水之杏花,然全诗不着一花字、水字,诗人像是有意避开坐实的刻镂描摹,而杏花的风姿神韵全以空灵比况之笔出之,给人一种含蓄深邃的美感。其实,写杏花临水及其水中倒影这一景象,在唐人的诗中也早已有过,如吴融的《杏花》诗“独照影时临水畔”,然而王安石之诗所以能超越前人,就在于他表现这种景象所用的手法巧妙新颖,造成了十分动人的艺术魅力,能引起读者无限美妙的联想。
元散曲表现思妇的凄苦,往往设身处地,曲尽其致。这首小令,就有着这种熨帖细微的特点,其最出色的地方就是意境绝妙。
起首两句,写云层遮住月亮,夜风将檐前铁马吹得叮当作响。前者为色,造成昏暗惨淡的效果;后者为声,增添了凄清孤寂的况味,所以接下去说“两般儿助人凄切”。用一个“助”字,说明曲中的思妇凄切已久。这“两般儿”已足以设画出凄凉的环境,从而烘托出人物的境遇及心情。
思妇对这“两般儿”如此敏感,是因为她独守长夜。这种凄切的况味难以忍受,亟须排遣,于是就有了四、五两句的情节。灯盖里的灯草快燃尽了,思妇将它剔亮——这也说明她在黑夜中确实已挨守了好多时候。剔亮银灯的目的,是为了将心中的思情同眼前的悲苦写在信上,好寄给远方的丈夫。却不料一声长叹,无意间竟把灯吹灭了。这两句针线细密:“剔银灯”回应“云笼月”,云蔽月暗,光线昏淡,加上银灯又不争气,灯焰将尽,故需要“剔”;而“长吁气”则暗接“风弄铁”,窗外的风儿足以掀弄铁马,毕竟还未能影响室内的银灯,如今居然“一声吹灭”,足见长吁的强烈。这个小小的片段,既出人意外,又使人觉得极为真实;女主人公的心事和愁情虽没有写成,却一清二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个结尾堪称出色。灯到底吹灭与否,作者未明言说破,或是故意不说破,这就使读者自然去想象曲子中之女主人公欲吹不忍,不吹又于心难平的矛盾心理和复杂表情,揣摩诗句所包含的爱恨交织的情韵。可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欧阳修《六一诗话》引梅尧臣语)的诗理。
《彩笔情辞》载卢挚的《寿阳曲·夜忆》四首,其中之一与此曲仅有少量不同,全文是:“窗间月,檐外铁,这凄凉对谁分说。剔银灯欲将心事写,长吁气把灯吹灭。”两作孰先孰后不易确定,不过末句是“一声吹灭”比“把灯吹灭”更有韵味。又《乐府群玉》有钟嗣成《清江引·情三首》,其一曰:“夜长怎生得睡着,万感着怀抱。伴人瘦影儿,唯有孤灯照。长吁气一声吹灭了。”钟嗣成是元晚期作家,其末句构思无疑是受了此曲的影响。
从西晋后期到东晋前期,正是文学史上玄言诗风形成和开始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界的情状,如《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余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郭璞是两晋之交的人物,他在这一时期文学中的地位又是如何呢?《世说新语》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说:“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这等于说郭是玄言诗的倡导者。然而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意见截然相反。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是从不同角度来看郭璞诗的特点而得到的不同结论。郭璞的代表作《游仙诗》十四首,既有表述老庄旨趣的玄言成份,却慷慨多气而非“辞意夷泰”,文采华茂而非平淡寡味。也就是说,它顺应了时代风尚而又超拔于时代风尚。
这里介绍的《游仙诗》十四首的第一首,具有总括全部组诗的纲领性意义。可以看出,诗虽以“游仙”为题,却并不沉迷于完全与人世相脱离的虚幻的仙境。作者把隐逸和游仙合为一体来写,两者常常密不可分。抒发的情绪,是生活于动乱时代的痛苦,和高蹈遗世的向往,但内中又深藏着不能真正忘怀人世的矛盾。这就是所谓慷慨之气的由来。
开头两句双起,以“京华游侠窟”与“山林隐遁栖”两种不同生活方式相互对照。“游侠”的现象,古人常从不同角度去看它。在这里,主要是指贵族子弟呼啸酒市、奢华放浪的行径,就像曹植《名都篇》所写的“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那种景象。相比于这一种热烈浪漫、尽情享乐的人生,山林中的隐者,却是孤独而清冷,远隔于尘世之外。两者之间,作者如何取舍?“朱门何足荣”是对前者的否定,“未若托蓬莱”是对后者的肯定。双起之后,一扬一抑,转入主题。“蓬莱”为传说中的海上仙山。它与“朱门”的对照,隐含着这样的意味:朱门虽荣,贵游虽乐,却是倏忽迁变,过眼烟云,不具有仙界超世的永恒。那么,“山林”与“蓬莱”又是何种关系呢?既可以说,隐逸是求仙的前提,又可以说,隐逸和求仙,在超越尘世的浮华喧嚣,探寻生存之本质的意义上,原是一回事。并不一定真的要成为不食人间烟火的仙人。
“临源”以下四句,具体描写隐士的生活。他们在澄澈的水源上掬饮清波,又攀上高高的山岗采食初生的灵芝——据说食灵芝可以延年益寿。“灵溪”,《文选》李善注引庾仲雍《荆州记》云:“大城西九里有灵溪水。”“云梯”,李善注谓:“言仙人升天,因云而上。”这二条注有些问题。“灵溪”未必是专名,应只是泛指幽深山谷中的溪流。山水钟天地之灵气,可以养性,故谓“灵溪”。“云梯”更不能指成仙之路,否则“安事登云梯”作为否定的句子,与诗题直接冲突。其实,乘云而上作为政治上飞黄腾达的比喻,由来已久。《史记·范雎传》中,“不意君能自致于青云之上”,便是此意。这两句的意思,是说山巅水涯,深可流连,无需费心求禄,自致于青云之上。
然则,仕宦的道路,究竟为何是必须抛弃的呢?接着,诗人引用古代贤哲的事例,加以说明。“漆园有傲吏”指庄子,他做过漆园地方的小吏。注意“傲吏”为了与“逸妻”相对,重在“傲”不重在“吏”。因为庄子做漆园吏,根本还够不上“仕宦”,且他也是根本反对仕宦的。据《史记》,楚威王听说庄子贤能,派使者带了重金聘庄子到楚国去任国相。他回答说:卿相固然很尊荣,但就像祭祀所用的牺牛,养得肥肥壮壮,到了宰杀的时候,想要做一头野猪,再也不能够了!“莱氏”指老莱子。据《列女传》,他避世隐居,躬耕蒙山,后应楚王之请,准备出仕。他的妻子劝告说:你今日食人酒肉,受人官禄,明日就被人制约,难免于祸患了。老莱子就听了妻子的话,仍旧过着隐遁生活。这两个故事,都强调了在仕宦道路上,丧失自由,并隐伏巨大危险。因之,所谓富贵尊荣,只是使人失去自由天性的诱饵罢了。联系魏晋以来政治生活中风波险恶的情状,不难想像诗人心中深深的忧惧。
在诗歌的字面上,这些意思都没有明白说出,只是表彰漆园“傲吏”、莱氏“逸妻”,作为自己的楷模。而后用《周易》中典故,点出其中道理。《周易·乾》之“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周易·大壮》之“上六”云:“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进则保龙见,退为触蕃羝”两句,意思是说:隐居的贤士,如果进而求仕,固然可能如潜龙之出现,风光一时,为天下所重,然一旦陷入困境,就再也由不得自己,犹如壮羊的角卡在了篱笆上,进不得,退不得。所以在人生的选择上,不能只看到进而“龙见”的辉煌,更要预想退而“触蕃”的窘境。这里都包涵着动乱时代的“忧生”之感。
经过以上的思考,作者得出明确的结论:“高蹈风尘外,长揖谢夷齐。”伯夷、叔齐,是古人称颂的贤者,曾互让王位而逃到西伯昌(周文王)那里;后来武王伐纣,他们又为了忠于商朝而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但在魏晋人看来,这种大忠大贤,仍然是牵绊于世网,伤残人生的本性,正是羝羊触蕃的可怜相。远不如高蹈于人世风尘之外,摆脱一切世俗的羁绊。
令人感叹的是:郭璞虽有高蹈的志向,却并不能摆脱仕宦,入隐山林。后更因反对王敦谋叛,遭致杀身之祸,“游仙”的豪情,化作刀下的哀吟。只是在他的诗歌里,留下那一代文人感时伤世的情怀,追求解脱的期望,和进退失据的叹息。在写作手法上,这首诗引用庄子的事迹和思想,引用《周易》的成言,借以表述自己的人生观念,体现了玄言诗兴起时代的文学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