蟠身宅幽窦，心期千岁藏。
尔非虎而翼，何乃巧取将。
剥啄绕树腹，卷舌利钩芒。
一身祸众命，曾未厌饥吭。
流怨入胡琴，美人借余商。
鹈鴃相唯和，次第歇芬芳。
吾生独何事，有喙三尺长。
富岁常苦饥，不能餍糟糠。
宁饥忍效汝，岂复思随阳。
蟠身宅幽窦，心期千岁藏。
尔非虎而翼，何乃巧取将。
剥啄绕树腹，卷舌利钩芒。
一身祸众命，曾未厌饥吭。
流怨入胡琴，美人借余商。
鹈鴃相唯和，次第歇芬芳。
吾生独何事，有喙三尺长。
富岁常苦饥，不能餍糟糠。
宁饥忍效汝，岂复思随阳。
借咏史以抒怀，本是诗人家数，昭君出塞，又是传统的诗歌题材，如杜甫的《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王安石的《明妃曲》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作，但元好问不畏前贤，推陈出新，突破了体裁和题材本身的局限，拓宽和加深了同类作品的内涵。
这首词的上片写塞外秋肃，昭君触景生怀，回顾汉宫旧事，心潮难平；下片前两句继续抒写昭君情怀，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全词音节浏亮宛转，沉郁顿挫；字面绮丽温润，震撼人心，可谓寓刚健于婀娜，变温婉成悲凉。
朔风惊沙，白雁掠霜，词人面对荒凉萧想的北地风光，俯仰千古，引人昭君出塞的历史画面。“白雁”在这里，不仅点明了时令，而且渲染了情境，昭君就是在这揪心的悲秋时节去国出塞的。“琵琶肠断”二句，是悬想昭君出塞的情景。传说谓昭君戎装骑马，手抱琵琶，一路弹奏着思归的曲调，则更把昭君的形象诗意化了。“紫台”，即紫宫，指长安宫廷。
过片二句说昭君当初寂寞宫中，无人过问。直到决定嫁给呼韩邪单于，临行之时，“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官，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旧爱”句言昭君一向顾惜自己的美艳容颜，“人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因此而致远嫁匈奴，故翻自恨其有此“玉颜”也。元好问不像前代诗人或后世戏剧家那样，停留在同情或怨愤的情调，而是透过一层，把目光转向那些没有出塞、因而也不为后代诗人注意的千百宫女。
言“深宫桃李”，自不只谓昭君一人，不妨理解为：广大的闭锁深宫的女，虽然艳如桃李，却只能空自凋谢。年复一年，花开花落，她们只能伴随着迟迟钟鼓、耿耿星河，终此一生。她们并不比王昭君更幸福，而是同样可悲。正如《明妃曲》云：“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结尾两句，词人笔锋又转。从黛青的远山，想到昭君含愁感恨的双眉；因为有了前两句的铺垫，昭君就成为当时及后代所有言女的代表，“万古春山颦不尽”，揭示了昭君悲愤之深，也揭示了这种悲剧的历史延续性。作者所指斥的不是--个汉元帝，他所同情的也不是一个王昭君，他凭着词人的直觉意识到，宫女的悲剧乃是封建专制王朝的一种社会病，后人复哀后人，此恨绵绵，有如万古春山。
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时间不可确考，联系当时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可以说它也反映了元好问内心的愁苦。岁月流逝，风物依旧，离井怀乡之情亦复相似。白雁惊心，青山含愁，不仅基于对昭君的同情,也是词人心态的外化。故吊古与伤今，怜人与自伤，实不可分。
这首诗描写诗人在闲暇之余黄昏泛舟游太湖的所见所感以及乘舟返城的过程。全诗高雅淡远，浑然一体。充分表现出作者游玩时闲适以及对豁然阁的依依眷顾之情。
“云霞堕西山，飞帆拂天镜。”句写诗人黄昏出游，飞帆驶入澄静的太湖。“云霞堕西山，飞帆拂天镜。”诗一开始就把人们引入奇美的境界，绚丽多姿的晚霞在西山上空飘浮，清风徐吹，帆船轻轻划破水平如镜的湖面，这景象，令人想起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中间四句写诗人登上了豁然阁，凭窗远眺。阁窗直对湖面，湖光映照得十分明亮。他赞叹这窗开得巧，凭倚窗前，太湖千顷碧波尽收眼底。当幽暗的夜的帷幕缓缓下降的时候，湖景倍加奇丽，映照水面的明月射出淡淡的白光，朦胧而又神秘。一阵风挟来了一霎雨，破坏了平静，把如璧的湖月撕得粉碎，仿佛沉人了湖底。
“时邀竹林交，或尽剡静兴。”句概述诗人的志趣。他时而邀朋聚会，这些朋友志趣高尚，如同晋代的竹林七贤；他又时而出访知交，如王子猷雪夜访戴，全凭兴趣。
结尾二句写乘舟返城。诗人乘着轻快的小船返回北城，途中隐隐约约听见清脆悠扬的钟磬声发自附近的庙宇。诗人隐隐流露了对豁然阁的依恋之情。
这首五古文笔轻淡，诗思摇漾。其中前两句一“堕”一“拂”，高阁之崇，湖水之阔尽现。次二句以“一窗明”纳“千顷静”，形成视觉与听觉之通感效果，末二句以一叶扁舟遥协“飞帆拂天镜”，然又忽折笔势，将此轻快的动感复引入“隐隐闻钟磬”的幽深而空灵的静境。明显受了中唐诗人韦应物“高雅闲淡”的山水诗的影响。
这篇文章通过对养马和售马的讨论来说明一个道理，名为“说骥”，实为借“骥”说人，阐明“宝与常所在遇也”的道理，同时也抒发了因伯乐难遇而常导致人才埋没的感叹。全文语言精练，运用对比和铺陈排比，显得很有气势与说服力。
文章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前一部分重在叙事，叙述了得马、售马、相马，善养马和果得良马的始末。后一部分是议论，围绕一个中心，即“宝与常在所遇耳”。虽有良马，但未遇识者时，则以常马畜之，不知其举足腾跃乃踏云之举，反而以为是要踢人，动辄鞭打，如此待之，“何宝之有？”而以慧眼识之，并以宝马畜之，方得良骥。其关键在于一要遇识，二要善待。这跟韩愈在《杂说》（其四）中所阐述的观点是一致的：“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千里马也是同平常马一样而已。文章在最后结穴处画龙点睛地说道：“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目取，然犹为之若此。矧德蕴乎心者乎？“良与不良，”存乎形“，”可以目取“的马，尚且如此不易为人所识，况且是美德和才智蕴藏于内心的人，那就更难以为人所识了。
文章是议论是有感而发的。这篇文章是寄托作者才高运厄、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之情的。当然文章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它对于埋没和摧残人才的封建制度所进行的有力抨击，则具有更加广泛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写作特色上，这篇文章有以下几个特色。首先是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作者将对于良马以常马待之的情景与以良马待之的情景相对比，还将识者的慧目与不识者的常目进行对比，有力地深化了“宝与常在所遇耳”的主题。其次是铺陈排比，颇有赋体文风。铺陈排比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服人以理的力量。后半部分大体上采用了赋体文所常用的主客问答的形式，显豁又透彻地申述了题旨。最后一点就是语言简洁凝练，生动传神。无论是叙述性文字，还是议论性文字，都十分省净、简洁。篇无冗句，句无余字，堪称着墨不多而尽得风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