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

　　长安的胡姬酒肆甚受欢迎，是最适合于踏尽落花、欢笑而入的地方。胡姬酒肆中的酒大都是从西域传入的名酒，像高昌的“葡萄酒”，波斯的“三勒浆”、“龙膏酒”等。胡姬们能歌善舞，具有异国情调，不止是侍酒，同时还轻歌曼舞，招徕顾客。美貌的胡姬、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曾使许多达官贵族、文人雅士、俊男靓女流连忘返，连生性狂放的李白亦不例外。

　　“银鞍白鼻騧，绿地障泥锦”，描绘一幅白鼻騧奔腾、银鞍雪光闪耀、障泥锦飘然的骑马飞奔美景图。“银鞍”、“白鼻騧”、“障泥锦”，营造出尊贵奢华、高贵冷艳的威风场景，引人入胜。

　　“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描绘一幅春风细雨落花之时、骑白鼻騧直奔胡姬酒肆痛饮酒的景致。诗人借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如“云”、“细雨”、“春风”、“花落”、“挥”等，觥筹交错中，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豪放不羁的气势，形象生动地把诗人的胡地风气、游侠气质表露无遗。

　　此诗写卖酒胡姬和名马白鼻騧以及豪华的马饰如银鞍、障泥锦共同出场，在细雨、春风、落花之中共同敷演出一派欢乐而且奢华的场景。诗意不泛蕰念着胡地的风尚、胡儿的气质，“饮”之醉态更是表达了李白胡地的气质。李白喝酒不是喝闷酒，不是像杜甫那样喝苦酒，而是把胡地风尚、胡儿豪侠气质注进酒中。“银鞍白鼻”，他坐着银鞍白鼻子的黑马；“绿地障泥锦”，他的马鞍子下面的障泥锦是绿色的；“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在春风细雨的时候，挥鞭骑马到胡姬的酒店里去喝酒。李白到胡姬酒店里面，不是很陌生、拘谨，而是春风得意，有一点客至如归的亲切感。他从小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长大，他父亲是在丝绸之路上做生意的一个商人，他的诗中也写过碧眼高鼻棕发的胡雏，对来自西域的这一流人并不陌生。所以他进胡姬的酒店有一种亲切感。

　　李白到胡姬酒店里去喝酒，就带有胡地的气质。李白的醉态思维是他用胡地的风气、游侠的气质来改造中原文明的一种方式。

　　江淹早岁以一介寒士受知于宋建平王刘景素，景素爱好文学之士，江淹在南兖州做过景素的僚属，后淹因事系狱，自狱中上书，“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南史》本传）。景素出镇荆州，江淹从之镇，其时约当公元472年（明帝泰豫元年）至公元474年（后废帝元徽二年）间，江淹集中写荆山汉水风物的诗即作于这几年。

　　全诗十六句，前八句着重写景，绘出关山重叠、烟水苍茫的秋色图卷；后八句转向抒情，抒发归路迢递、飘零自伤的忧思情怀。首联总领写景，开头即以“怅然”点明此行抑郁惆怅的心境，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汉北”则交代地点。诗人回首眺望“岨山田”，触景生情，引出了这篇诗章。“沄沄”，水流回转貌，如《楚辞》中汉王逸《九思·哀岁》云：“窥见兮溪涧，流水兮沄沄。”此联写群山绵延，高下参差，溪涧沟壑，纵横错互的景象，气势壮观雄伟。“沄沄”状水之蜿蜒曲折，“参差”写山之错落耸峙，“百重”以对“万里”，均形容其广袤。此联从不同的方面写出了荆襄山水博大雄奇的姿态。

　　如果说上联是写其全貌的话，那么下一联则进一步从地理形势上烘托出景物的特色。诗人的眼光已不局限于荆襄一地，而是放眼远眺，神游故国，西北至秦陇，东南至吴越。荆山居江汉平原之西鄙，雄关险隘，屏障楚地，迤逦至西北则是秦岭大巴山和黄土高原，而江汉平原又如同通向长江三角洲的门户，河川网络犹如血脉相连。这一联概括了荆襄江汉在地理上的重要地位，实有深意存焉，这一点在下面再加揭示。从用笔看，这一联也是工整的对偶，动词“带”与“冠”尤为传神，前者展现了层峦逶迤的壮阔景象，后者描画出浮云笼罩的南国风光。出句以雄关绝塞表现出苍茫凝重的格调，而对句则以云烟连绵传达出旖旎曼妙的情思，这一对比如同宋代山水画中荆浩、关仝的叠嶂丘壑之于董源、巨然的淡烟轻岚，色彩迥异的意象构成的对偶，避免了合掌雷同，收到了相反相成的效果。

　　下一联笔势收拢，又落到了眼前的草木之上。草色转为枯黄，好像将原来的翠绿收藏起来了，故谓之“敛”；“穷水”乃荒远之水，它与草色共同构成了一个秋气肃杀的意境。“木叶”句令人想起《九歌·湘夫人》中的名句：“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而“变”的修辞又令人忆及谢灵运《登池上楼》中的警策：“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木叶纷纷坠落，改变了原先水木交映的河上景色，此处妙在将“变”用作使动词，造语不同凡响。事实上整个这一联都有模拟谢诗的痕迹，虽然彼写春景，此拟秋色，但都表现出星移物换的微妙变化。当然江淹之句难以与谢诗的自然天成相比拟，其得之模拟，终落第二义。“文通诗体总杂，善于摹拟”（钟嵘《诗品》），于此可见一斑。

　　“草色”一联已暗逗秋意，到“秋至”一句则点明秋天的来临。这一句也是化用《湘夫人》中开头的句子：“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这两句在《湘夫人》中原与上引的两句紧相衔接。这里，在表现秋色由晦转明时，诗人通过化用的意象成语的内在联系，使诗的上下两半意脉贯通，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部分。诗人宦游他乡，故以“客人”自称；“伤婵娟”则是悲伤帝子在此清秋时节降临水边，伶俜飘零。“目眇眇兮愁予”，她那忧伤的目光使诗人油然而生同病相怜之情。“婵娟”，姿态美好貌，在此指代帝子，亦即神女。江汉间流传着许多惝恍迷离的神话传说，像郑交甫于汉皋遇二神女，解佩相赠之事即是其一。据《水经注·沔水》载，襄阳县北之方山，“山下水曲之隈，云汉女昔游处也，故张衡《南都赋》曰：‘游女弄珠于汉皋之曲。’汉皋即方山之异名也。”可见诗人化用楚辞并非凿空而道、无中生有，而是切合其地方人文特色的。

　　下一联写其欲归不成，归途漫漫之感。“试访”犹言“欲访”；“淮海使”，扬州的地方长官。东晋以还，北人南迁，多聚居于扬州一带，所谓的侨置州郡也多设于此。史载江淹“起家南徐州从事”，又曾“随景素在南兖州”，“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南史》本传），上述两个侨置州在刘宋时即以京口、广陵为治所，诗人故将淮海视为自己的故乡。“蓬驱”句以蓬草自况，蓬草的飘转不定正如其无止境的游宦生涯。飘蓬的意象由来已久，而建安诗人尤喜用之，如曹植的《杂诗》云：“转蓬离本根，飘飘随长风。何意迥飚举，吹我入云中。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几可作此句诗的注脚。“旌心”即心旌，语出《战国策·楚策》，意谓中心不安如悬挂的旌旗飘摇不定。“徒自悬”犹言内心的悬念不安只是自费苦心，徒劳无益。此处诗人也有其言外之意，且留待下面一并交代。

　　最后一联感叹岁月蹉跎，忧多伤身。“若华”犹言“若英”，即若木之花。若木是神话中生长于西方日入处的树木。《山海经·大荒北经》称：“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郭璞注：“生昆仑西，附西极，其华光赤下照地。”若木之光华后人也用来指时光。《离骚》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屈原的举动，据王逸的解释，是“折取若木，以拂击日，使之还去”，“或谓拂，蔽也，以若木鄣蔽日，使不得过也”（《楚辞章句》）。总之，都是挽留光阴之意。诗人在此感叹，光阴如逝水无情，即使想借助若木加以挽留，也是徒劳无谓，忧思丛集，只会使自己伤神减寿。诗的最后这种深沉的忧伤与开头的“怅然”相呼应，令读者久久回味。

　　那么诗人的忧伤又是因何而生的，联系其身世遭遇就不难明白这种感情的内涵。他对刘景素深怀知遇之感，此时正随刘在荆州任上。荆州地处上游，为扼制东南的军事重镇，刘在僚属的劝唆下图谋反叛，江淹苦谏而景素不纳。谏云：“殿下不求宗庙之安，而信左右之计，则复见麋鹿霜露栖于姑苏之台矣。”（《梁书》本传）殷鉴不远，东晋桓玄据荆州谋反即遭败亡，诗人预感到景素覆灭的下场，因而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后来景素移镇京口，果然兵败被杀，江淹则因受贬而幸免于难。所谓“旌心徒自悬”正表现出诗人苦谏不从的忧虑。

　　前人称江淹之诗“悲壮激昂”（李调元《雨村诗话》），“有凄凉日暮，不可如何之意”（刘熙载《艺概》），洵为的论。此诗前半写山河之壮伟，地势之重要，本应是拱卫中枢的屏藩，现在却酝酿着一场动乱，故后半倾诉出深沉的忧伤，其中既有身世感怀，又有国事之慨。深沉的忧思与雄峻的山河相为表里，故有悲壮之气。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多处化用了楚辞的意象与成语，这不光是一个修辞问题，更主要的是诗人与屈原的情思相通。荆州治所江陵即为楚之郢都，屈原青年时代被谗去郢，即向北流浪，至于汉北，所谓汉北即樊城一带（据林庚考证，参见其《民族诗人屈原》一文）。这和江淹所处的地域正好吻合，屈原的忧国伤时不能不激起诗人的共鸣。江汉流域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为诗人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合适的载体，他之化用楚辞也就十分自然，由此也增强了全诗的悲剧色彩。

　　首联为工整的流水对，概述了伪教育部电文的内容，点明形势，为下文的驳斥张本。颔联也是一组对偶句，从统治者方面批驳所谓“中坚分子”的荒谬。颈联直接引出电文原文，从学生方面据理反诘，揭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派的污陷栽脏。尾联将玉佛与学生对比，活现出他们“仓皇古董迁”的卑鄙可耻的本质。篇末点题，击中要害。由此可见，本诗有如春笋揭壳，层层递进，首设全躯，结显原形。对比手法的运用，是本诗突出的特点。诗的标题就揭示了主旨——学生和玉佛，二者命运截然不同。玉佛可以卖钱，即使“仓皇”逃命，也不忘“迁”走，学生抗日，反被血口喷诬。官样文章说，“面子靠中坚”，究其实，却是“不值一文钱”，事实常没有字面这么好看。”

　　全诗语言平实浅显，作者在诗中表现的讽刺辛辣、深刻，巧妙地将一些平时的报章杂志新闻中的用语都搬入此诗，愈显得讽刺的力量，如“中坚”、“惊扰”、“讵容”、“妄”等。同时，通过学生和玉佛的命运的对比，更显出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利欲熏心。而学生和玉佛的命运，只是当时国乱时危的动荡中国的一个缩影，具典型性，活画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下中国的社会现实，以及统治者对人民的生命的视如草芥的行径。

　　此诗犹如一篇驳论性的文艺杂文。作者善于从反面材料中提炼出若干要点，逐一加以批驳。画龙点睛，要言不繁，抓住本质，镜无遁形。幽默和诙谐，渗透在字里行间，笔锋所至，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