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采用了咏物言志的写作手法，写出了竹子潇洒、清荫、耐寒的特点，表现了诗人清高不俗、贞洁不渝的品格。
第一、二两句是对竹子的描写。写官舍北窗边数百竿辣立的竹子不知是谁种下的，但如今伴诗人苦吟非常相称。点出“官舍竹”，即为“闲官”。清冷的郡斋，难挨的时光，迁客的意绪，使诗人感到凄凉。他忽推北窗，一阵可餐的翠色迎面扑来。
第三、四两句是诗人对竹子所展开的联想。春日，桃李东园争宠，竹子却静静独作坚贞，它要直待冰雪岁寒日，才向人们昭示并证实自己不渝的操作。诗人仿佛不期遇见了可以倾心交谈的知己，全身沉浸在一片碧绿透明的溪流里，这里诗人有形象上的暗示与精神上的契合，是以竹自况，暗寓了自己不愿随势就俗的清高品格。
第五、六两句把竹与人的生活联系起来。“拂”和“侵”两个传神动词，让竹叶萧萧的声音和青青的姿影介入诗人的生活。公退之暇，拂琴敲棋，清风徐至，物我同趣，竹声与琴声共生雅趣；竹影与棋局同助清欢。表现出物我同趣的画面，和谐一致，无限清欢。
第七、八两句是诗人对今后仕途的设想。即使明年调往别处，今年冬天还能雪里看竹，结为岁寒之友。既具骚人风致，同时照应颔联中“独作孤贞待岁寒。”第二年四月，诗人果真“量移”至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市西南）。
此诗以竹自喻，人物融合，自然贴切；语浅意深，情味隽永。表露诗人的牢骚不平和自我宽解。
朱熹撰写的《诗集传》二十卷(后人并为八卷)，是宋以后《诗经》的重要注本之一。他杂采《毛诗》《郑笺》及齐、鲁、韩三家之说，作以己意为取舍， 旨在探求《诗经》本义。这样，就使他的“传”打破了《毛诗序》的迷信，在理解上另辟蹊径。同时兼顾训诂与剖析义理，作以剖析义理为主，在阐释诗义上多所发明。这篇序文抓住有关《诗经》研究的几个带全局性问题，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首先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他既沿用《毛诗序》的说法，又引《礼记》加以补充，认为感物生情，情思生言， 由于充分表达感情的需要，就产生了合于音响节奏的诗。他强调“诗者，人心之感物作形于言之馀也”，突出客观外物的作用，对《毛诗序》“情动于中”的观点作了补充。
其次谈诗的教化作用。他根据感物形言有邪正是非的观点，把诗的教化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上的圣人“所感者无不正”，故作“足以为教”，这是上以诗化下的一面；一是常人所感虽杂，但“上之人”加以选择“思所以自反”， “作因有以劝惩”，这是以诗刺上的一面。这些观点，是对《毛诗序》“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进一步发挥。他又指出， “昔周盛时”，诗教大兴；及至衰微，“遂废作不讲”。但诗教“被于万世”，在于孔子的删诗。这是强调圣人在发挥《诗》的教化作用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再次谈诗的体制及其流变。朱熹认为，风、雅、颂体制的不同在于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乐歌：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雅、颂是“朝廷郊庙乐歌之词”。他还沿袭郑玄《诗谱序》“正经”、“变风”、“变雅”的说法，对诗的流变加以具体阐释，并认为诗是“正”与“变”两方面的结合， “诗之为经”正在于这种结合，从作使“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作无一理之不具也”。这显然不同于《毛诗序》将“变风”、“变雅”仅仅归结为“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的产物。特别是强调风诗乃“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变雅为“贤人君子，闵时病俗之所为”等，发前人所未发，较之《毛诗序》显然更符合《诗》的创作情况。
最后谈学诗的基本原则。朱熹明确指出，学诗的途径首先是按照风、雅、颂的不同体制分别“求其端”、“尽其变”、“大其规”、“要其止”，也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诗的基本精神；然后“章句以纲之，训诂以纪之，讽咏以昌之，涵濡以体之”，即通过“章句”、“训诂”、“讽咏”、“涵濡”，来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最后， “察之情性隐微之间，审之言行枢机之始”，诗的教化作用就能落实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之中。把握诗的基本精神，探究诗篇的具体含义，从作悟出“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鲜明地体现了宋学的时代精神。
以上所谈《诗》所以产生的原因、《诗》的教化作用、《诗》的体制及其演变、学《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朱熹研究《诗经》、撰写《诗集传》的指导思想，其核心固然是强调《诗》的教化作用。朱熹在宋代理学勃兴的背景下研究《诗经》，鉴于他在知行关系上坚持“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知行相须”，其中不乏可以拣拾的“真理颗粒”，故作在《诗经》的研究中往往能别出机杼，断以己意。这篇序文就超越了魏以来墨守《毛诗序》解《诗》的樊篱，明显地体现出对汉儒的诗学观念的修正和突破，从作成为《诗经》研究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篇序文在写法上也颇具特色。全文采用问答方式，通过四问四答， 自然地转移论题，使得论题醒目、条理井然，加之论说透辟、浅显，语言整饬、精炼，成为古代序文的名篇长久流传。
这是一首北宋初期的长调慢词。这首词比较纯粹地写酒宴场景，上阕写酒宴，下阕写酒宴应酬的歌女。词人宋感慨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美难以兼得，因此劝大家要抓紧眼前时光享乐，以免分手后无处寻觅。这首词真实地写出了宋人歌舞酒宴的世俗场景，华丽辞藻间透着清雅之气。
上阕起句便提出对良辰美景的珍惜和留恋，然而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这“四美”难以并俱，人生有限，良辰美景应该好好珍惜。试问，这其间又有多少赏心乐事可以兼而得之呢。开篇破题，点出了行文的主旨：人生苦短，应该珍惜有限的时光，珍爱生活。接着开始转到春日的风景描写。京城东郊，多园林池苑。徜徉其间，泛舟于碧波荡漾的莲池里，尽情地欣赏落日的余辉将亭台楼阁映照得金碧辉煌。夜露降临，晶莹的露水泻满了梧桐，岚霭轻柔地抚摩着绵绵的柳丝，绿荫浓郁，随风摇曳，这是一派多么美好的春景啊。此几句融情于景，呼应开篇“美景良辰堪惜”句。画堂高大华美，高朋满座，词客们衣着华丽，吟唱着高雅之调。人们尽情地欢聚．笙歌饮宴，灯火通明，珍馐美味，琳琅满目。
下阕重点描写歌姬舞女的声音和姿态，从侧面写出她们的美貌。起句描绘了筵席上艺人们出众的歌舞技艺：体态轻盈者，风度翩翩，宛若惊鸿；轻启朱唇者如莺歌燕语不绝如缕。一时间，轻歌曼舞，秀发如云，她们身姿婀娜，美妙脱俗。千万不要这么早就离开，当眼前的欢乐消逝后，又到哪里去寻觅呢。诸词客不要推辞，在明月好花间且一醉方休。不要将眼前的美好时光轻易抛弃。最后两句与首两句遥相呼应，主题愈发明确，表达出对于美好事物易逝的感慨，于及时行乐的欢乐中又有“此事古难全”的惆怅，全词在此处戛然而止，给人以欢愉的同时，也有着小的缺憾和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寻，因而显得更为真实感人，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这首词真实地写出了宋人歌舞酒宴的世俗场景。词中对人物、景物、场景的描写，极尽铺张渲染，摹声绘色，淋漓尽致，情文并茂，富丽精工。
这首小诗，前两句写“访”。诗说一条小路，沿着山崖，靠着青翠的山壁，直通向山的深处，山中寒云缭绕着山泉危石。诗极力铺写了隐者所居之地的环境，通过这幽深静阒的环境，突出隐居在这里的人的避世脱俗、高蹈绝尘的襟怀，未写人而人已呼之欲出。第一句的诗眼“踏”字下得很切，呼应诗题“访”字，使山景是作为诗人在来访途中所见，山路与山坳的两组景色也分出了先后层次，益显得山高幽深。如改成“近”、“贴”等类词，便成了单纯写景，跌入下乘。第二句的“抱”字，形象地刻绘出泉水蜿蜒、山石清秀、云气缭绕的景况，很见锤炼之工。
三、四句写隐者喝着自酿的酒，颓然醉倒，足不出户，门外落红满地，无人洒扫。这两句不直说隐者之高，只是通过他疏懒闲适、脱略形骸的生活，表现他与世无争、万事不关心的淡泊情怀，与宋邵雍《安乐窝》绝句中的后两句“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撩乱飞”极为相近。诗即事达情，与上两句的景物描写合成一个整体，由此表达自己对隐者的崇敬。
在中国古代的诗歌中，出仕与归隐是一对矛盾。由于自身的抱负与向往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便促使诗人们转而赞美自然，赞美返回自然的隐士。自从陶渊明热衷于“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园田居》）的生活以来，不少诗人讴歌无忧无虑、沉湎自然的生活，要“独无外物牵，道此幽居情”（韦应物《幽居》）。发展到最后，把疲倦于现实生活的观念进一步变化成疲倦于一切，连日常的应酬、洒扫，朋友间的来往也不放在心上，以门外青苔、落花不扫、人迹不到为高，如贾岛诗所述“自从居此地，少有事相关。积雨荒邻圃，秋池照远山。砚中枯叶落，枕上断云闲”，就是这种心情的反映。郭祥正这首诗的三、四句，赞赏隐士闭门饮酒，门无人迹，落花狼藉，也是这种思想的延伸，可视作中国写隐士的诗的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