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先是描写蝉的境遇，后面直接跳到自身的遭遇上来，直抒胸臆，感情强烈，最后却又自然而然地回到蝉身上，首尾圆融，意脉连贯。全诗以蝉起，以蝉结，章法紧密，对蝉的刻画与诗人的情意婉转表达到了浑然交融与统一，是托物咏怀的佳作。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首联以蝉的生活习性起兴。“高”以蝉栖高树暗喻自己的清高；蝉的“难饱”又与作者身世感受暗合。由“难饱”而引出“声”来，所以哀中又有“恨”。但这样的鸣声却是徒劳，并不能使它摆脱难饱的困境。这是说，作者由于为人清高，所以生活清贫，虽然向有力者陈情，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的。这样结合作者自己的感受来咏物，看似把物的本来面貌歪曲，因为蝉本来没有“难饱”和“恨”。作者这样说，看似不真实了，但咏物诗的真实，是作者感情的真实。作者确实有这种感受，借蝉来写，只要“高”和“声”是和蝉符合的，作者可以写出他对“高”和“声”的独特感受来，可以写“居高声自远”（虞世南《咏蝉》），也可以写“本以高难饱”，这两者对两位不同的作者都是真实的。
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颔联是说，五更以后疏落之声几近断绝，满树碧绿依然如故毫不动情。
蝉的鸣声到五更天亮时，已经稀疏得快要断绝了，可是一树的叶子还是那样碧绿，并不为它的“疏欲断”而悲伤憔悴，显得那样冷酷无情。这里接触到咏物诗的另一特色，即无理得妙。蝉声的“疏欲断”，与树叶的“碧”两者本无关涉，可是作者却怪树的无动于衷。这看似毫无道理，但无理处正见出作者的真实感情。“疏欲断”既是写蝉，也是寄托自己的身世遭遇。就蝉说，责怪树的“无情”是无理；就寄托身世遭遇来说，责怪有力者本可以依托荫庇而却“无情”，是有理的。咏物诗既以抒情为主，所以这种无理在抒情上就成了有理了。
“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颈联是说，我官职卑下像桃梗漂流不定，家园长期荒芜杂草早已长平。
颈联来一个转折，抛开咏蝉，转到自己身上，这一转就打破了咏蝉的限制，扩大了诗的内容。作者在各地当幕僚，是个小官，所以称“薄宦”。经常在各地流转，好像大水中的木偶到处漂流。这种不安定的生活，使他怀念家乡，更何况家乡田园里的杂草和野地里的杂草已经连成一片了，作者思归就更加迫切。这两句好像和上文的咏蝉无关，暗中还是有联系的。“薄宦”同“高难饱”、“恨费声”联系，小官微禄，所以“难饱”、“费声”。经过这一转折，上文咏蝉的抒情意味就更明白了。
“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又回到咏蝉上来，用拟人法写蝉。“君”与“我”对举，把咏物和抒情密切结合，而又呼应开头，首尾圆合。蝉的难饱正与我也举家清贫相应；蝉的鸣叫声，又提醒我这个与蝉境遇相似的小官，想到“故园芜已平”，不免勾起赋归之念。钱钟书先生评论这首诗说：“蝉饥而哀鸣，树则漠然无动，油然自绿也（油然自绿是对“碧”字的很好说明）。树无情而人（‘我’）有情，遂起同感。蝉栖树上，却恝置（犹淡忘）之；蝉鸣非为‘我’发，‘我’却谓其‘相警’，是蝉于我亦‘无情’，而我与之为有情也。错综细腻。”钱先生指出不仅树无情而蝉亦无情，进一步说明咏蝉与抒情的错综关系。
咏物诗，贵在“体物为妙，功在密附”。这首咏蝉诗，“传神空际，超超玄著”，被朱彝尊誉为“咏物最上乘”。诗人借蝉栖高饮露的个性来表现自己高洁的品格，可谓借物咏怀的典型。
《毛诗序》曰：“《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但古人对此多有争议。《国语·楚语》曰：“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道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暬（xiè）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师工之诵。史不失书，蒙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三国吴韦昭注：“昭谓《懿》诗，《大雅·抑》之篇也，懿读曰抑。”是以此诗为卫武公自儆之诗，而非剌诗。宋朱熹《诗集传》也持此观点，云：“卫武公作此诗，使人日诵于其侧以自警。”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毛诗序》道：“刺王则刺王，自警则自警，未有两事可夹杂为文者。”近人亦多以为此系刺诗而非自儆之诗。其实《毛诗序》之说并无大误，只是措辞有些欠妥，如说成“卫武公藉自警以刺王”，就圆通无碍了。因为自儆与刺王两事看似无关，实则“乃诗人之狡猾手法，恰当赅括在奴隶制社会诗人首创主文谲谏技巧之中”（陈子展《诗经直解》）。
至于所刺的周王是否如《毛诗序》所说是周厉王，宋代以来学者对此考辨已详。宋戴埴《鼠璞》说：“武公之自警在于髦年，去厉王之世几九十载，谓诗为刺厉王，深所未晓。”清阎若璩《潜丘剳记》说：“卫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己丑即位，上距厉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载，安有刺厉王之诗？或曰追刺，尤非。虐君见在，始得出词，其人已逝，即当杜口，是也；《序》云刺厉王，非也。”他们都指出《抑》不可能是刺厉王。清魏源《诗古微》进一步分析说：“《抑》，卫武公作于为平王卿士之时，距幽（王）没三十余载，距厉（王）没八十余载。‘尔’、‘女’、‘小子’，皆武公自儆之词，而刺王室在其中矣。‘修尔车马，弓矢戎兵’，冀复镐京之旧，而慨平王不能也。”魏氏认为此诗所刺的周王不是厉王也不是幽王，而是平王，他的意见是正确的。
周平王就是周幽王的儿子宜臼，幽王昏庸残暴，宠爱褒姒，最后被来犯的西戎军队杀死在骊山。幽王死后，宜臼被拥立为王。公元前770年（平王二年），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秦襄公等以武力护送平王到洛邑，东周从此开始。其时周室衰微，诸侯坐大。平王施政不当，《王风·君子于役》、《王风·扬之水》就是刺平王使“君子行役无期度”，“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申国）”之作。而此诗作者卫武公则是周的元老，经历了厉王、宣王、幽王、平王四朝。厉王流放，宣王中兴，幽王覆灭，他都是目击者，平王在位时，他已八九十岁，看到自己扶持的平王品行败坏，政治黑暗，不禁忧愤不已，写下了这首《抑》诗。
诗的前四章为第一部分。首章先从哲与愚的关系说起。《诗经》的艺术手法，通常说起来主要有赋比兴三种，此处用的是赋法，也就是直陈，但这种直陈却非较常见的叙事而是说理。“靡哲不愚”，看来是古人的格言，千虑一失，聪明人也会有失误，因此聪明人也要谨慎小心。普通人的愚蠢，是他们天生的缺陷；而聪明人的愚蠢，则显得违背常规，令人不解。在卫武公眼中，周平王不是一个傻瓜，但现在却偏生变得这么不明事理，眼看要将周王朝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卫武公是非常希望平王能够做到“抑抑威仪，维德之隅”的，可惜现实令人失望。于是接下去作者便开始从正反两方面来作规劝讽谏。
第二章卫武公很有针对性地指出求贤与立德的重要性。求贤则能安邦治国，“訏谟定命，远犹辰告”二句便是求贤的效用，立德则能内外悦服，“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二句，便是立德的结果。第三章转入痛切的批评，“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虽（惟）湛乐从（纵）”、“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一下子列举了平王的六条罪状，可谓怵目惊心，仿佛是交响乐中由曲调和缓的弦乐一下子进到了音响强烈的铜管乐，痛之深亦见爱之深。第四章“首三句有挽回皇天之意，亦明其为王言之”（陈子展《诗经直解》），再转回正面告诫，要求执政者（从自儆角度说是卫武公，从刺王角度说是周平王）早起晚睡勤于政事，整顿国防随时准备抵御外寇。“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两句，对幽王覆灭的隐痛记忆犹新，故将军事部署作为提请平王注意的重大问题。
第五章至第八章，是诗的第二部分，进一步说明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作者特别在对待臣民的礼节态度，出言的谨慎不苟这两点上不惜翻来覆去诉说，这实际上也是第二章求贤、立德两大要务的进一步体现。后来孔子所谓的“仁恕”之心，以及传统格言的“敏于事而慎于言”的道理，已经在此得到了相当充分的阐发，从这一点上说，卫武公可称得上是一个伦理家、哲学家。在具体的修辞上，作者在纯粹的说理句中，不时注意插入形象性的语句，使文气不致过于板滞，可渭深有匠心。如第五章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是对比中的形象，第六章的“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是动作中的形象，第七章的“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与第八章的“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是比喻中的形象，而“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以无角公羊自夸有角的巧喻刺平王之昏聩，尤为神来之笔，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之与《小雅·宾之初筵》“由醉之言，俾出童羖”句相提并论，说此诗“是无角者而言其有角”，《宾之初筵》是“有角者而欲其无角”，“二者相参，足见诗人寓言之妙”。
第九章至末章是诗的第三部分。在反覆申述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之后，卫武公便恳切地告诫平王应该认真听取自己的箴规，否则就将有亡国之祸。“荏染柔木，言緍之丝”为诗中惟一用兴法的两句，兴又兼比，拿有韧性的木料才能制作好琴，而上等的制琴木料还应配上柔顺的丝弦作比方，说明“温温恭人，维德之基”的道理，可谓语重心长。而作为对比的“其维愚人”、“其维哲人”几句的弦外之音，无非是这样的意思：大王啊，您听我的话就是明主，您不听我的话就是昏君，您可要三思啊！其言潜气内转，柔中带刚。下面第十章“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用两个递进式复句叙述，已是后世扇面对的雏形，极其鲜明地表现出一个功勋卓著的老臣恨铁不成钢的忧愤。而第十一章连用四组叠字词，更增强了这种忧愤的烈度。于是末章作者再一次用“於乎小子”的呼告语气作最后的警告，将全诗的箴刺推向高潮。“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就如《大雅·荡》的结尾“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一样，是痛心疾首的悲叹。今天的读者面对这样的忧愤之词，仍觉惊心动魄，不知当时周平王读此诗会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效果如何，此诗“千古箴铭之祖”（吴闿生《诗义会通》）的地位当是无法动摇的。并且，除了从文学角度说《抑》自有其审美价值外，从语言学角度说，它又是一座成语的矿藏，“夙兴夜寐”、“白圭之玷”、“舌不可扪”、“投桃报李”、“耳提面命”、“谆谆告戒”等成语，都出自此篇。
这是一首宫怨诗，旨在议论嫔妃宫女的地位和命运，表明妃嫔宫女纵得宠一时，但最终下场和失宠者并无二致。言外之意是警告朋党之辈莫要得意忘形，沾沾自喜。
首先是开头一句“君恩如水向东流”，此句用流水比君王的恩宠，构思极巧妙。流水，则流动不定。君王的恩宠既如流水流动不定，宫女之得宠失宠也随之变化不定。今日君恩流来，明日又会流去，宫女今日得宠，明日又会失宠。一旦失宠，君恩就如流水一去不返。所以无论失宠得宠，等待她们的未来都是不幸。这就逼出了第二句诗句“得宠忧移失宠愁”，此句直接点出宫女的忧愁心情：得宠时候害怕君王感情变化，恩宠转换，而失宠时又愁肠欲断，悲苦难言。所以无论是得到还是失去，宫女妃嫔都得惶惶不可终日，清晰地刻画出宫女患得患失以及矛盾痛苦的心理。句中叠用“宠”字，正说明君王的恩宠对宫女的关系重要。因为宫女的命运，完全操在君王手里。
后两句承接第二句，以失宠者的口吻警告得宠者。“莫向樽前奏花落"一句，喻指伴侍君王宴饮作乐。此处的”花落"借用江淹的《拟班婕妤咏扇》的典故，语含双关，既指曲名，又暗指下一句的花被凉风吹落，“凉风只在殿西头”，凉风不远，最终下场都是一样的，借此典故来抒发己见，警告得宠者，君王之恩宠都是难以维持的。
整体看来，这首诗通篇都用了议论。由于比喻、双关运用得极其巧妙，诗人描写的时候在议论中含着形象，所以令人读来意味深长，比起明白直说更显得含蕴有味。纪晓岚称此诗“怨诽之极而不失优柔唱叹之妙”（《李义山诗集辑评》），正是道出了此诗含蓄的特点。
李商隐的诗就是这样，理解它的典故寓托，能披文揽胜，不理解同样也能领略了其诗的文辞意境之美。
这首词在《词的》《古今诗余醉》《古今词统》中调下有题作“咏佳人口”；《历代诗余》中调下有题作“咏美人口”；《清绮轩词选》中调下有题作“美人口”。
此词描写歌女的日常生活，曾是花间词人肆笔的主题。所谓“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欧阳炯《花间集序》），正是指的这种歌宴的生活情形。但西蜀词人对此泛泛描写的居多，极少关注人物的个性和心理活动，因而缺少生机和活力。李煜的《一斛珠》在题材上与西蜀词人的描写似曾相识，但已有一些新变，注意表现歌女的动作特点和心理状态。
词的上片，描写歌女为情人歌唱的情景。词人在描写中注意到了各个生活的细节，因此，歌女的演唱描写首先是从她的梳妆打扮开始的。“晓妆初过”，点明时间，其实也照应到了下片的“殷色可”，或者说预示着与情郎相会的时间不会短，不然也不会清晨化妆准备。“沈檀”一句，细致描绘出了歌女“点唇”的动作和情态，这个细节的抓取，不但能起到以点带面的描写效果，而且也开始了紧紧以“唇（口）”为中心的人物和情景刻画。“向人”一句少女情态妩媚动人，“一曲”句取白居易“樱桃樊素口”之喻，不但不见其俗，而愈发见其清新，同“丁香颗”相对，更见别致。整个描写，明喻、暗喻相搭配，动、静结合，又突出展示了歌女神态情貌的欢愉艳美，也从侧面衬喻出歌女的歌声是多么的迷人动听。
词的下片描写歌女与情郎在一起欢会调笑的情态。刚才罗袖上的酒痕只是隐约订见，及至深杯大口时便旋即被弄脏了，“旋”字如画。此二句写尽宴会时的热闹兴奋和歌女酒醉时的骀荡恣意。“罗袖”一句先应上片、喻示了时间已经很久，而歌女因为内心的欢愉表现在容色上更加娇媚动人。在行动上，“杯深”一句恰到好处地把歌女因与情郎欢会而贪杯忘情的天真欢愉之情表现出来，为后面结尾三句做好了全部的铺垫。结尾三句表现歌女醉后的情态。地斜倚着华美的绣床，娇憨无比。把烂嚼的红茸，笑着吐向词人的心上人。其情态非常大胆放纵，也极其可爱娇艳。可见歌女恃宠撒娇的心中的得意。由于词人对这—情节的精细刻画，这样富有戏剧情翅的画面极其生动，美人声情笑貌之娇憨妖冶如在眼前。词人的语言仿佛给读者画出了一幅情人之间天真烂漫的欢笑调弄之景，人可见，动作可见，连神情娇态亦可见，实在传神之至。
词人把歌女的音容笑貌，神情媚姿全都与“口”相联，对“口”的描写，笔笔都能点睛传神，不但十分细致、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了一个美丽可爱的歌女的形象，而且使全片词结构整一，情趣盎然。
总体来看，全词描绘歌女的艳情冶态，格调不是很高，但不能就此否定其在艺术上、技巧上的成功。而且，如果不是把这首词放在李煜的宫廷生活中去简单理解，应该说这是一首描写男欢女爱的十分成功的作品。
此词反映了词人寄情声乐，荡侈不羁的早期生活。据《诗话类编》云：“后主尝微行倡家，乘醉大书古壁：‘浅斟低啪，偎红倚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此风流倜傥的富贵闲人当时是不识得世间苦恼。故其前期作品，往往风流蕴藉，堂皇富艳。虽然多作绮靡之音有失人君之度。但是其艺术才能之高也是为世人所叹服的。李煜虽有愧于国，是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但不傀于才，是文学艺术史上一位出色的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