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哀”,《文选》六臣注吕向注云:“七哀,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闻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这是望文生义。元人李冶《敬斋古今黈》云:“人之七情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之殊,今而哀戚太甚,喜、怒、乐、爱、恶、欲皆无有,情之所系惟有一哀而已,故谓之七哀也。”亦颇牵强。《七哀》是乐府歌辞,今人余冠英说:“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指曹植《七哀》)为歌辞,就分为七解。”(《三曹诗选》)较有道理,可以参考。
“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西京,指长安。东汉都城洛阳,洛阳在东,长安在西,故称长安为西京。豺虎,指董卓部将李傕、郭汜等人。长安乱得不成样子,是因为李傕、郭汜等人正在作乱,他们大肆烧杀劫掠,百姓遭殃。这两句写社会的动乱。诗人正是在这种动乱之中离开长安的,这里交代了诗人离开长安的原因。
“复弃中国去,委身适荆蛮。”这里点出诗人离开长安以后的去向。“复”,值得注意,这说明诗人的迁徙不是第一次。公元190年(初平元年),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驱使吏民八百万人入关,诗人被迫迁移到长安,此时为了避难,又要离开长安。这个“复”字不仅表现了眼前凄楚的情况,而且勾起了悲惨的往事,蕴涵着无限的感慨和哀伤。“中国”,中原地区。我国古代建都黄河两岸,因此称北方中原地区为中国。“荆蛮”,指荆州。荆州是古代楚国的地方,楚国本称为荆,周人称南方的民族为蛮,楚在南方,故称荆蛮。这两句是说,离开中原地区,到荆州去。这是因为当时荆州没有战乱,所以很多人到那里去避乱。王粲因为荆州刺史刘表,与自己是同乡,而且刘表曾就学于王粲的祖父王畅,两家有世交,所以去投靠他。
“亲戚对我悲,朋友相追攀。”写离别时的情景。这两句是互文,“悲”的不仅有“亲戚",还有“朋友”;“相追攀”的也不仅有“朋友”,还有“亲戚”。诗人描写送别时的表情和动作,固然是为了表现诗人和亲戚朋友的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制造一种悲惨的气氛,使人感到这是一场生离死别。
诗人离开了长安,离开了亲戚朋友,一路上见到的景象触目惊心:“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见到的是累累的白骨,遮蔽了无垠的平原。这是“豺虎”作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场战乱造成的悲惨景象,曹操《蒿里行》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所咏是同样的情景,可以参阅。以上是“鸟瞰”,下面六句写的才是典型事例:“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泪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这六句同样紧承“出门无所见”。诗人见到的不仅是“白骨蔽平原”,还有“饥妇人”弃子的事。妇人爱子,这是正常现象;妇人弃子,这是反常现象。这种反常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战乱。因此,诗人以惨绝人寰的事例深刻地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鲜明而生动,催人泪下。吴淇说:“‘出门’以下,正云‘乱无象’。兵乱之后,其可哀之事,写不胜写,但用‘无所见’三字括之,则城郭人民之萧条,却已写尽。复于中单举妇人弃子而言之者,盖人当乱离之际,一切皆轻,最难割者骨肉,而慈母于幼子尤甚,写其重者,他可知矣。”(《六朝选诗定论》卷六)张玉谷说:“‘出门’十句,叙在途饥荒之景,然胪陈不尽,独就妇人弃子一事,备极形容,而其他之各不相顾,塞路死亡,不言自显。作诗解此举重该轻之法,庶几用笔玲珑。”(《古诗赏析》卷九)都道出了这种写法的艺术特点。这种写法对杜甫是有影响的,所以何焯说:“‘路有饥妇人’六句,杜诗宗祖。”(《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妇人弃子的惨景,使诗人耳不忍闻,目不忍睹。所以他“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这表现了诗人的哀伤和悲痛。诗人乘马继续向前行进。“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霸陵,是汉文帝刘恒的陵墓所在地,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汉文帝是汉代的明君,史书上赞他“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有所谓“文景之治”。诗人南登霸陵高处,回首眺望长安,自然会想起汉文帝及“文景之治”。如果有汉文帝这样的贤明君主在世,长安就会不如此混乱、残破,百姓不至于颠沛流离,自己也不至于流亡他乡。登霸陵,眺长安,诗人感慨万端。
“悟彼下泉人,喟然伤心肝。”连同上面两句,同为全篇的结尾。下泉,是《诗经·曹风》的篇名。《毛诗》序云:“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贤伯也。”“下泉人”,指《下泉》诗的作者。面对着汉文帝的陵墓,面对着动乱的社会现实,诗人才懂得《下泉》诗作者思念明王贤君的急切心情,因而从内心发出深深的哀叹。张玉谷说:“末日‘南登’‘回首’,兜应首段。‘伤心’‘下泉’,缴醒中段,收束完密,全篇振动。”(《古诗赏析》卷九)方东树也说:“‘南登霸陵岸’二句,思治,以下转换振起,沉痛悲凉,寄哀终古。”(《昭昧詹言》卷二)都指出了此诗结尾的艺术效果。
这首诗写得悲凉沉痛,真切动人,是建安诗歌中的名作。方东树评为“冠古独步”,不是没有道理的。
北宋诗人梅尧臣的这首《春寒》诗可以按“起、承、转、合”的结构规律来把握。
首联“起”,点明季节特征,说明春日阴云笼罩,虽然云层不厚,但整天浓阴密布,云天雾海,一片迷茫。“云容薄”三字很好地点明了早春云雾的特点。
颔联“承”,以极其对仗的句式,写出了春寒料峭的气候环境下的景物特征:蝴蝶因气候寒冷而紧缩了翅膀,不能飞舞;花朵因空气湿冷而迟迟不开。其中“不开心”三字一语双关,写景写人,移情手法,别有意味,叫人想起“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诗句来。
颈联“转”,由静景而至于动景。春风凛冽,吹动着挂在树枝上的酒旗;春雨阵阵,靠近山的地方,春风突然夹裹着春雨而来,叫人感到一阵寒冷。“亚”通“压”,低低地垂挂着。“片”,不能理解为大雨,它准确地描绘出春雨的特点。
尾联“合”,点明诗人对景物产生如此感受的原因,借此抒发了感情。“未尝辜”是说诗人不曾做对不住景物的事,是诗人情感和人格的表露。“病”字一语双关,既写了身体状况,也写出诗人此时的心情。
诗题“寒”字奠定了全文凄冷的基调。首联点明春阴的季节特征,薄云密布,是诗人心境的流露。中间两联,通过具体物象,来表现春寒,三四句写因寒气袭来,蝴蝶收敛双翅,花蕾无力舒展,这是选取春天最有代表性的蝶和花写天气之寒。五六句写压挂在树枝上的酒旗翻动,足见风很猛;依傍山丘的阴云挟带着阵雨压来,表明雨势之急。这四句从不同视角形容春寒,这一派峭寒,使天宇充塞着凄冷寥落的气氛,这就把春寒真切地刻画出来。联系诗人的人生经历和范仲淹革新失败的历史背景,不难理解诗人此时因改革处于低潮而感情凄苦、心情悲凉的深意。
寓言是一种借说故事以寄寓人生感慨或哲理的特殊表现方式。它的主角可以是现实中人,也可以是神话、传说中的虚幻人物,而更多的则是自然界中的虫鱼鸟兽、花草木石。这种表现方式,在战国的诸子百家之说中曾被广为运用,使古代的说理散文增添了动人的艺术魅力,放射出奇异的哲理光彩。
但以寓言作诗,在先秦却不多见;只是到了汉代,才在乐府诗中成批涌现,一时蔚为奇观。倘要追溯它的源头,虽然可与战国诸子之作遥相接续,但其“天造草昧”的创制,还得首推这首在“诗三百篇”中也属凤毛麟角的《鸱鸮》。
这首诗的主角,是一头孤弱无助的母鸟。当它在诗中出场的时候,正是恶鸟“鸱鸮”刚刚洗劫了它的危巢,攫去了雏鸟在高空得意盘旋之际。诗之开笔“鸱鸮鸱鸮,既取我子,无毁我室”,即以突发的呼号,表现了母鸟目睹“飞”来横祸时的极度惊恐和哀伤。人们常说:“画为无声诗,诗为有声画。”此章的展开正是未见其影先闻其“声”,在充斥诗行的怆然呼号中,幻化出母鸟飞归、子去巢破的悲惨画境。当母鸟仰对高天,发出凄厉呼号之际,人们能体会到它此刻该怎样毛羽愤竖、哀怒交集。但鸱鸮之强梁,又不是孤弱的母鸟所可惩治的。怆怒的呼号追着鸱鸮之影远去,留下的便只有“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的伤心呜咽了。这呜咽传自寥廓无情的天底,传自风高巢危的树顶,而凝聚在两行短短的诗中,至今读来令人颤栗。
正如人们很少关注鸟兽的悲哀一样,人类也很少能了解它们在面对灾祸时的伟大、坚强。诗中的母鸟看似孤弱,却也一样富于生存的勇气和毅力。它刚还沉浸在丧子破巢的哀伤之中,即又于哀伤中抬起了刚毅的头颅:“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它要趁着天晴之际,赶快修复破巢。这第二章仍以母鸟自述的口吻展开,但因为带有叙事和描摹,读者所读见的,便恍如镜头摇转式的特写画面:哀伤的母鸟急急忙忙,忽而飞落在桑树林间,啄剥着桑皮根须;忽而飞返树顶,口衔着韧须细细缠缚窠巢。“彻彼”叙其取物之不易,“绸缪”状其缚结之紧密。再配上“啾啾”啼鸣的几声“画外音”,读者便又听到了母鸟忙碌之后,所发出的既警惕又自豪的宣言:“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那是对饱经骚扰的下民往事的痛愤回顾,更是对缚扎紧密的鸟巢的骄傲自许,当然也包含着对时或欺凌鸟儿的“下民”的严正警告。倘若人类真能解破鸟语,是应该谨记这母鸟的警告,而对它的坚韧、顽强肃然起敬的了。
三、四两章宜作一节读。这是母鸟辛勤劳作后的痛定思痛,更是对无法把握自身命运的处境的凄凄泣诉,“予手拮据”、“予口卒瘏”、“予羽谯谯”、“予尾翛翛”:遭受奇祸的母鸟终于重建了自己的巢窠,充满勇气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坚强的生存,对于孤弱的母鸟来说,是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
它的鸟爪拘挛了,它的喙角累病了,至于羽毛、羽尾,也全失去了往日的细密和柔润,而变得稀疏、枯槁。这些怆楚的自怜之语,发之于面临奇灾大祸,而挣扎着修复鸟巢的万般艰辛之后,正如潮水之汹涌,表现着一种悲从中来的极大伤痛。然而更令母鸟恐惧的,还是挟带着自然威力的“风雨”:鸱鸮的进犯纵然可以凭非凡的勇气抵御,但对这天地间之烈风疾雨,小小的母鸟却无回天之力了。“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晓哓!”诗之结句,正以一声声“哓哓”的鸣叫,穿透摇撼天地的风雨,喊出了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母鸟之哀伤。
倘若仅从诗面上看,《鸱鸮》也堪称一首代鸟写悲的杰作:它写鸟像鸟,通篇用了母鸟的“语言”,逼真地传写出了既丧爱雏、复遭巢破的鸟禽之伤痛,塑造了一头虽经灾变仍不折不挠重建“家室”的可敬母鸟的形象。如果鸟禽有知,亦当为诗人对它们生活情状描摹之精妙、心理情感体味之真切,而“啾啾”叹惋。然而这毕竟是一首“寓言诗”,与其说是代鸟写悲,不如说是借鸟写人,那母鸟所受恶鸮的欺凌而丧子破巢的遭遇,以及在艰辛生存中面对不能把握自身命运的深深恐惧,正是下层人民悲惨情状的形象写照。由此反观全诗,则凶恶的“鸱鸮”、无情的“风雨”,便全可在人世中显现其所象征的真实身份。而在母鸟那惨怛的呼号和凄怆的哀诉中,正传达着久远以来受欺凌、受压迫人们的不尽痛愤。
旧说如《毛诗序》谓此诗乃“周公救乱”之作,方玉润《诗经原始》、魏源《诗古微》又以为乃“周公悔过以儆成王”、“周公戒成王”之作,虽也知诗用借喻手法,但坐实本事,反而扞格不通。
《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
前三句的两个比喻总体的概括了全诗意旨,那瓶沉簪折正是女子遭遣弃命运的写照。次三句写女子年少时的美貌殊姿,以相识之前的欢悦与相识后四句横遭不幸的痛苦相对比。再下写女子以身相许,决然私奔的过程,表现了痴情女子的天真和纯洁及为情所动的真实形态。之后的五句叙述私奔带来的屈辱和痛苦。“聘则为妻奔是妾”表达了没有经过礼法嘉许的结合,即使相爱情深也不能得到他人的认可。女子愤然出走,然而天地茫茫,已经无处可归。诗末两句凄凉悱恻,是对后世痴情女子的警策,也是女子自身屈辱悲愤的呐喊。“痴情女子负心汉,教人如何不悲伤。”
“到君家舍五六年,君家大人频有言“。好好的良家女子,只因为随爱人私奔,便从此失去了为人妻的资格。”聘则为妻奔是妾,不堪主祀奉苹蘩。”侍奉公丈夫五六年之久,都换不来男家人的认可,她没有资格参与家族祭祀,她生的儿子也算不得夫家首选的继承人。这位重自尊的女性,终于决定离开这个家庭。一个追求真正爱情的弱女子是难以与强大的封建礼教相抗争的。在那个时代,像这样一个自主追求真正爱情的女子,不但在夫家会受到歧视,就是回到娘家,也会被自己的父母弟妹所鄙弃,她会被看成败坏门风的不祥之物。残酷的封建礼教就是这样直接摧残着人们的身心。因此诗人最后感叹说:“寄言痴小人家女,慎勿将身轻许人。”看似劝戒,实为叹息,诗人对诗中主人公的同情远远超过了他的劝戒。诗歌的基调因之也变得深沉且凝重。
此诗的最大成就在于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单纯、美丽、多情的女子形象。除结尾外,整篇作品都是一个不幸女子的内心独白。刻画她的美丽不是通过自我欣赏而是借他人口中说出,手法颇高妙。“知君断肠共君语”,“感君松柏化为心”、“暗合双鬟逐君去”等语,刻画少女,贴切自然,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单纯、多情。开头以银瓶、玉簪隐喻美丽的少女,新颖别致,托此以起兴,与下文衔接自然。结尾仅言她出门后没有去处,不进一步描写悲剧的结局,余韵深长,发人深省。
在这首中长篇叙事诗中,诗人用凝练的语句表现了一私奔女子的悲哀。《礼记》:“奔者为妾,父母国人皆贱之”。它在题材上与古乐府中的弃妇诗类同,但其风格与情调与传统之作多有不同。从内容上看,全诗所表现的生活现象带有中唐都市生活的色彩,女子能有这样的机会与男子交往并能私奔,这在当时其他人的作品中也有所表现,这是唐人都市生活中特有的一个现象。唐朝的商业生活给青年男女的交往带来了一定自由,但传统的礼教观念却扼杀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权利,并制造了一些悲剧,而在这一悲剧中女子更是一个更大有受害者。诗人取材典型,对扼杀人性的礼教提出了批判。对不幸的女子表示了同情。其中对礼与情之间矛盾的表现体现了中唐士人的思想个性。其次在艺术表现上诗人也体现了中唐文人的叙事艺术的水平,诗人以女子之口叙述他们相识、私奔以及产生矛盾的整个过程,情节完整生动,极具戏剧性。诗人着重交代矛盾的原因,细致描写女子被弃后的心理, 突出故事的悲剧性与抒情性。诗人便就这种“奔者为妾”的社会现状写了这首长诗。同时,也表达了告诫女子不要轻易与人私奔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