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万里侯，节制锦江濆。
强项毋狥指，曲钩难致君。
勿因朝廷远，俯首俗吏群。
谁为万里侯，节制锦江濆。
强项毋狥指，曲钩难致君。
勿因朝廷远，俯首俗吏群。
这是一首表达孤寂惆怅的言情词。全词所写的乃是心中一种常存永在的惆怅、忧愁，而且充满了独自一人承担的孤寂、凄冷之感，不仅传达了一种感情的意境，而且表现出强烈而鲜明的个性，意蕴深远，感发幽微。
上阕开门见山，首句用反问的句式把这种既欲抛弃却又不得忘记的“闲情”提了出来，整个上片始终紧扣首句提出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回环反复，表现了作者内心感情的痛苦撕咬。
“谁道闲情抛掷久。”虽然仅只七个字，然而却写得千回百转，表现了在感情方面欲抛不得的一种盘旋郁结的挣扎的痛苦。而对此种感情之所由来，却又并没有明白指说，而只用了“闲情”两个字。这种莫知其所自来的“闲情”才是最苦的，而这种无端的“闲情”对于某些多情善感的诗人而言，却正是如同山之有崖、木之有枝一样的与生俱来而无法摆脱的。词人在此一句词的开端先用了“谁道”两个字，“谁道”者，原以为可以做到，谁知竟未能做到，故以反问之语气出之，有此二字，于是下面的“闲情抛弃久”五字所表现的挣扎努力就全属于徒然落空了。
“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上面着一“每”字，下面着一“还”，字，再加上后面的“依旧”两个字，已足可见此“惆怅”之永在长存。而“每到春来”者，春季乃万物萌生之时，正是生命与感情觉醒的季节，词人于春心觉醒之时，所写的却并非如一般人之属于现实的相思离别之情，而只是含蓄地用了“惆怅”二字。“惆怅”者，是内心恍如有所失落又恍如有所追寻的一种迷惘的情意，不像相思离别之拘于某人某事，而是较之相思离别更为寂寞、更为无奈的一种情绪。
“日日花前常病酒，敢辞镜里朱颜瘦。”既然有此无奈的惆怅，而且经过抛弃的挣扎努力之后而依然永在长存，于是下面两句冯氏遂径以殉身无悔的口气，说出了“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两句决心一意承担负荷的话来。上面更着以“日日”两字，更可见出此一份惆怅之情之对花难遣，故唯有“日日”饮酒而已。曰“日日”，盖弥见其除饮酒外之无以度日也。至于下句之“镜里朱颜瘦”，则正是“日日病酒”之生活的必然结果。曰“镜里”，自有一份反省惊心之意，而上面却依然用了“不辞”二字，昔《离骚》有句云“虽九死其犹未悔”，“不辞”二字所表现的，就正是一种虽殉身而无悔的情意。
下阕进一步抒发这种与时常新的闲情愁绪。词人把这种迷惘与困惑又直接以疑问的形式再次鲜明突出地揭诸笔端，可谓真率之极；而在“河畔青芜堤上柳”的意象之中，隐含着绵远纤柔、无穷无尽的情意与思绪，又可谓幽微之至。
“河畔青芜堤上柳。”下半阕承以“河畔青芜堤上柳”一句为开端，在这首词中实在只有这七个字是完全写景的句子，但此七字却又并不是真正只写景物的句子，不过只是以景物为感情之衬托而已。所以虽写春来之景色，却并不写繁枝嫩蕊的万紫千红，只说“青芜”，只说“柳”。“芜”者，丛茂之草也，“芜”的青青草色既然遍接天涯，“柳”的缕缕柔条，更是万丝飘拂。簇这种绿遍天涯的无穷草色，这种’随风飘拂的无尽柔条，它们所唤起的，或者所象喻的，该是一种何等绵远纤柔的情意。而这种草色又不自今日方始，年年河畔草青，年年堤边柳绿，则此一份绵远纤柔的情意，也就年年与之无尽无穷。
“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所以下面接下去就说了“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二句，正式从年年的芜青柳绿，写到“年年有”的“新愁”。虽是“年年有”的“愁”，却又说是“新”，一则此词开端已曾说过“闲情抛掷久”的话，经过一段“抛弃”的挣扎，而重新又复苏起来的“愁”，所以说“新”；再则此愁虽一宋词鉴赏辞典一旧，而其令人惆怅的感受，则敏锐深切岁岁常新，故曰“新”。上面用了“为问”二字，下面又用了“何事”二字，造成了一种强烈的疑问语气，从其尝试抛弃之徒劳的挣扎，到问其新愁之何以年年常有，有如此之挣扎与反省而依然不能自解。在此强烈的追问之后，词人却忽然荡开笔墨，更不作任何回答，而只写下了“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两句身外的景物情事，仔细玩味，这十四个字却实在是把惆怅之情写得极深。
“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试观其“独立”二字，已是寂寞可想，再观其“风满袖”三字，更是凄寒可知，又用了“小桥”二字，则其立身之地的孤伶无所荫蔽亦复如在眼前，而且“风满袖”一句之“满”字，写风寒袭人，也写得极饱满有力。在如此寂寞孤伶无所荫蔽的凄寒之侵袭下，其心情之寂寞凄苦已可想见，何况又加上了下面的“平林新月人归后”七个字。“平林新月”，则林梢月上，夜色渐起，“人归后”，则路断行人，已是寂寥人定之后了。从前面所写的“河畔青芜”之颜色鲜明来看，应该乃是白日之景象，而此一句则直写到月升人定，则诗人承受着满袖风寒在小桥上独立的时间之长久也可以想见了。如果不是内心中有一份难以排解的情绪，有谁会在寒风冷露的小桥上直立到中宵呢？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这篇散文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词的上片，词人开门见山地表述了他与好友聚少离多的现实，所以分别的时候二人愈加地难分难舍。“盼银河迢递，惊入夜，转清商。”一个“盼”字，写出了容若与友人的期待。只可恨“天有不测风云”， “惊入夜，转清商”，一场突如其来的秋雨随风而至，一个“惊”字，语意突转，尽显出乎预料之意。“盼”与“惊”形成鲜明的对比，词的感情也由美好的期盼陡然直降，成了失落。“乍西园蝴蝶，轻翻麝粉，暗惹蜂黄。”这场雨来得真的是太突然了，连院子里的蝴蝶都没有准备好，吓得四处翻飞，扑棱着翅膀，鳞粉也飘落下来。一不小心，又惊到了无辜的小蜜蜂。这样一来，园中蜂飞蝶舞，一片慌乱景象。这个气候真是变化无常，明明之前还是晴朗温暖，一瞬间就变得风雨交加、阵阵凉寒。这雨浙渐沥沥的，连绵不绝下个不停，而且点点滴滴，敲打着心房，缠绵着柔肠。“甚丝丝、点点搅柔肠”，夜雨愁人，上天看到世间的悲苦，流下眼泪，化作雨水，洒落在人间。如果说之前容若还在隐忍着离别的伤心，这一句开始感情便出现了波澜。“应是登临送客，别离滋味重尝。”是送友远行，再一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再一次忍受相思之苦。一个“重”字真是尽显无奈与怨恨。
到了下片，词人笔锋一转，开始嘱咐好友要努力加餐饭，在桂花飘香的时节要如约归来。“水墨画疏窗，孤影淡潇湘”意境很是空淡疏缈。潇湘和下片开头“疑将”连在一起看，秋夜雨洒落在疏窗上，那雨痕仿佛是屏风上画出的潇湘夜雨图。“潇湘”二字本就是离愁别恨的代名词，在这里无非是纳兰心事的一种寄托。“倩一叶高梧，半条残烛，做尽商量”，这句子纳兰说得婉转，窗外夜雨梧桐、屋内泣泪残烛，怎不让人伤神。因此纳兰说，能否请梧桐和灯烛细做掂量，莫要此时再添人愁绪。“荷裳一被风暗剪，问今宵谁与盖鸳鸯”，已至秋天，荷塘自然也是一片萧索，此情此景，像极了李商隐那首《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里的句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到了“从此羁愁万迭，梦回分付啼萤”，纳兰终于将“送别”二字明写在了词面上，“雨夜”“寒蝉”渲染了离别的气氛，离别后，愁惰万叠，只恨造化弄人。词人把这样的话放在词末，惜别离愁之意溢于言表。
全篇都围绕着“立秋”和“夜雨”展开，从景物着手，用景物烘托，营造离别的氛围，悲凉凄切之情更为细密深透。
“去年别我向何处，有人传道游江东”运用铺叙手法，讲述诗人与久别重逢的友人狄博通的亲切慰问，突显出朋友之间的深厚情谊。“别我向何处”、“传道游江东”为李问狄答，增加了诗人与朋友间的相思离别之苦。诗词新颖别致、平淡无奇，又给人以信增亲切之感，似是客套之话而实为肺腑之言。
“谓言挂席度沧海，却来应是无长风”紧扣上文，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关爱之情，嘘寒问暖，无微不至，抒写了诗人对友人狄博通的深切怀念和重逢的喜悦之情。“度沧海”能表达李白凌云之志，“长风”，则形容在大浪袭来时的情景，飘逸洒脱，无拘无束，豪情万丈。诗人运用“长风破浪”的意象来表达自己高远的志向，这恰恰是突显出诗人所追求的人生气质。比如：“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
全诗四句二十八字，廖廖数句就刻画出诗人与久别重逢友人狄博通的深厚友情，深深地印在了读者的心上，足见李白清新脱俗的诗风。此诗语言通俗易懂、言简意赅、信口成章，借用“挂席”、“度”、“沧海”、“长风”等有巨大气势的事物和表现大起大落的动词，使得诗意具有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气势，生动诙谐地描写了友人狄博通“挂席度沧海”、“游江东”的形象，亦似是喻已，侧面衬托出诗人不满足于“孤臣孽子”的现状，向往着“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凌云壮志、冲天豪情，表达了诗人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想再次摆脱了歧路彷徨的苦闷，唱出了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
此诗字里间处处充溢着诗人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体现了李白与友人狄博通之间相互关心的真挚友谊，抒写出诗人见到从江东归来的好友狄博通的欣喜心情。
此诗前二句从动态方面描写塘景，后二句则从静态表现塘景，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突出了塘景的晚间特点。全诗咏莲而不言莲，景物之间衔接紧密，应用典故而有不露痕迹之妙。
此诗前二句描写塘景，总体上以塘水的“摇滟”和“兰桡轧轧”的动态效果来表现塘景。具体来看，第一句用“接”字把“摇滟”与“星津”这水天两处的景色呈现在读者前，“星津”一词还突出了时间之“晚”；第二句则用“入”字把“兰桡入白蘋”的动态美写得活灵活现。
后二句并不直接描写莲花，而是以拟人化“洛神”之“袜”将莲叶、花等加以笼统的形容，以“莲蕊”所持有的静态特征来表现塘景，以晚间莲花的唯一标志性特征“有香”再次突出了时间之“晚”。
全诗咏莲而不言莲，但不仅有浓厚的色泽，而且也有细密的结构，景物与景物之间衔接得极紧极密，在有限的字句中包含着极其繁富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