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写的诗是诗人在门楼上凭高四望所见的景色,句句写远,却又始终未着“远”字,表现出形象描绘的高超技巧。
“城中烟树绿波漫,几万楼台树影间。”两句展开一幅长沙城内的夏日风光图。画面的中心是树。登楼一望,远树如烟,故称“烟树”。万木葱茏,层层叠叠,如同水波浩荡,所以喻为“绿波”。“漫”本来是一个极为平常的字眼,用在这里却很新鲜,使人们清晰地看到,绿树如海,无所不在,仿佛不仅充满了整个长沙,并且正在漫溢出去。这就给人一种置身于无边浓绿之中的感觉。“几万楼台树影间”是进一步点染。“几万”,可见数量之多。如此众多的崇楼高台,却若隐若现于“树影”之间。这一衬托,这一装点,“城中烟树”的壮美景象就更加鲜明,也更富于立体感。
“天阔鸟行疑没草”句把目光移向城外,着一“疑”字,意味深长地表明所写的是远望的错觉。鸟行最初出现在上空时,还需要仰视,而当渐渐地飞向远处,虽然实际上并未降低高度,但显得越来越低,仿佛是在贴地而飞,以至于没入草中。这里,“鸟行没草”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是动景,用以衬托“天阔”这一静景。因为没有“天阔”,就不见鸟行的远飞,也就决不会有这般错觉。此句以“天阔”领起,用意表现得很明显。
古代诗人在表现空阔辽远的意境时,常常并不扫尽景物,而是有意用小小点缀加以衬托,如鲍照《芜城赋》:“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还都道中作》:“绝目尽平原,唯见远烟浮。”王维《使至塞上》:“大漠孤烟直。”等等。所以,如果作者仅仅配置几行飞鸟来反衬“天阔”,就缺少新颖之处,而他的匠心正在于写出了鸟行远飞、缓缓消失的过程,让读者进一步从时间的推移感受到空间的苍茫无垠。
第四句写远望中的“江”,即湘江。王维《山水论》:“远水无波,高与云齐。”这一带地势本来就“卑”(低),与远水相形,如同陷进去一般,所以,就连那些山峦也仿佛要被淹没似的。“沉”是经过锤炼所得的诗眼。陶弼另一首《公安县》诗也有一句说:“远水欲沉城。”诗人重复使用这个字,用它来描写远水浩茫的情景,和王维《汉江临泛》中“郡邑浮前浦”的“浮”字异曲同工,意义相反的字眼同样真切地写出了水势之盛。“欲沉”,指将沉而未沉,既传达了远水浩茫给诗人的强烈主观感受,又恰当地把握住了描写的分寸。看似寻常却奇崛。
在句法上,这首诗采用“对结”(后联对偶)格。这种结尾虽有对仗工稳之美,却易流于板滞,故较为少见。但作者用得自然贴切:前二句单行,合写一景;后二句对偶,分写二景。景物的层次通过句式的变化显得清晰,内容和形式和谐统一。
诗的题材很平常,内容也极单纯:三月三日这一天,乘船去寻访一位家住溪边的朋友李某(“九”是友人的排行)。头一句写这次行程的出发点——杨林东渡头的景物。顾名思义,可以想见这个小小的渡口生长着一片绿柳。出发时潇潇春雨已经停歇,柳林经过春雨的洗涤,益发显得青翠满眼,生意盎然。这清新明丽的景色,为这次轻松愉快的游访提供了一个适宜的环境气氛;雨后必然水涨,也为下句“荡轻舟”准备了条件。
第二句写舟行溪中的愉快感受和诗意联想。因为是三月三日乘舟寻访友人,这个日子本身,以及美好的节令、美丽的景色都很容易使诗人联想起历史上著名的山阴兰亭之会。诗人特意标举“永和三日”,读者即可以从这里引发出丰富的联想,在脑海中描绘出一幅“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清丽画图,和“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的欢乐场面。
三四两句转写此行的目的地——李九庄的环境景色。故人的家就住在这条溪流岸边,庄旁河岸,有一片桃林。三月初头,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让人自然联想起夹岸桃花的武陵源。实际上,作者在这里正是暗用桃花源的典故,把李九庄比作现实的桃源仙境,不过用得非常自然巧妙,令人浑然不觉罢了。张旭《桃花矶》说:“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同样暗用桃源之典。但张诗以问语作收,得摇曳不尽之致;常诗以直叙作结,见兴会淋漓之情。机杼虽同,而意趣自异。
以上所说的,是把三四两句理解为诗人到达李九庄后即目所见的情景。这境界、情调已经够优美了。但细味题目中的“寻”字,却感到诗人在构思上还打了一个小小的埋伏。三四两句,实际上并非到达后即目所见,而是舟行途中对目的地的遥想,是根据故人对他的居处所作的诗意介绍而生出的想象。诗人并没有到过李九庄,只是听朋友说过:从杨林渡头出发,有一条清溪直通他家门前,不须费力寻找,只要看到一片繁花似锦的桃林,就是他家的标志了。这正是“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这种诗意遥想的由来。不妨说,这首诗的诗意就集中体现在由友人的提示而去寻访所生出的美丽遐想上。这种遐想,使得这首本来容易写得比较平直的诗增添了曲折的情致和隽永的情味,变得更耐人涵咏咀嚼了。
本词题目为“山居即事”,词的内容扣紧题目来写,描写老词人初夏季节的山居生活清闲情景,表现老词人满足于这风景优美、人情淳朴的山村生活环境的安适情怀。
上片主要描写初夏季节优美的自然风景,突出自己山居生活环境的清幽绝尘和自我情怀的自然惬意。起二韵笔中带趣,曲折起伏地写出水鸟飞来瓢泉碧水潭中的风景,动中含静。写轻鸥飞来,群集水面,划破瓢泉如镜子似的碧水的优美景象。一语“点破”,把瓢泉先前的平静如镜与现在的涟漪乍起就都表现出来了。这是破静入动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轻鸥的到来,不仅会有动作,而且会有声音,轻鸥的鸣叫词面虽然未写,但是,它们的声音自然被暗融于画面中。这是瓢泉景象由静入动的第二层意思。所以,第一韵就已生意毕出。接韵更“锦上添花”,写不常见的一双紫鸳鸯飞来与轻鸥争浴的景象。“更何处”一语,体现出词人看见紫鸳鸯比看见常见的轻鸥更为欣喜的感情。“故来”一词,也是语中含情,仿佛这多情的紫鸳鸯,有意赶热闹、有意要令词人开心。起头才两韵,就已经把水鸟毕集的景象写得极为热闹。第三韵不再以景显情,而是直接转回自身,写自身自然惬意的心境。本来,读《离骚》的行为本身,是胸中块垒转借《离骚》发,但是此处因为借用了一个“读《骚》痛饮为名士”的典故,再加上整体语境又是那样安适,主旨又是谈论满足的境界者。至于“看竹”一句,则是在苏轼的原诗上再翻进一层,不仅表现他比苏轼更趋于达观、对“看竹”与“吃肉”二事不强作雅俗分别的混沌境界,而且也表现出他目前生活安稳清闲、有“竹”有“肉”。“何妨”一词,最具韵味。上片末韵,复归到优美的自然景象的描写,描写山上飞泉流珠泻玉的清美景象,使瓢泉的景色突破“一泓澄绿”的格局而具有更开阔、纵深的空间效果。同时,飞泉日日献明珠的措辞,反映出了词人满足于如此清美景象、不以清贫为耻的精神境界。
下片主要表现山居生活环境的宁静悠闲、饱满自足和人情的淳朴亲厚。过片接“有飞泉”一韵而来,写酣畅的春雨过后,田间陇上生意自然的景象。春水注满了田间,得到水分充分滋养的秧苗,生意充沛;忙完了农耕后的黄牛安适地度过它闲暇的白日。总之,一切处在自在的状态中。接韵以一“看”字领起,词人充满喜悦地向读者指点出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田陇上快成熟的麦子,恍若连天的黄云;蚕房里已吐出的蚕丝,正似朵朵白雪。至此,五月乡野的生机,被绿色的秧苗、黄色的麦穗、白色的新丝勾勒出一幅简朴而大方的图画。“若要”一韵,情中含理又带有以理遣情的痕迹,滋味最是蕴藉隽永。它写出了词人对此田园风景的满足感,也传递了词人志愿未得实现的微憾感,而终归于以理遣情的平静旷达。结韵更突出地显示出乡野生活的人情美:野老热情相邀,扶他到枇杷园中尝新的画面,显示出一种亲切淳朴的乡野的友情,借这一镜头,词人传达出了自己与晚年的陶渊明一样融化于简单淳朴的田园生活的情意。
本词的抒情风格,体现出轻扬闲适、理趣盎然的特点,语言朴素而大方,韵昧恬淡而隽永。
这首词咏写皇宫中夜醮后举行盛宴的场景,蕴含着对宋真宗求仙问道以及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全词运用铺叙手法,看似实录,实则褒贬寓于其中,不仅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上阕开篇“凤楼郁郁呈嘉瑞”一句直接描写宋真宗迎接祥瑞的情景。“降圣覃恩延四裔”,说明这次降圣节为赵玄朗“降圣”延恩殿一事而打的夜醮礼仪非常隆重,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宋史·礼志》的记载:“休假五日,两京诸州府,前七日建道场设醮,假内禁屠辍刑,听士民宴乐,京师张灯一夕。”接着“醮台清夜洞天严,公宴凌晨箫鼓沸”两句表现祭台道场的庄严肃穆和皇宫宴会的热闹场景。虽然字里行间仿佛只是在进行实录,不包含任何褒贬,只是进行藏头露尾地讽刺揶揄,但是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流露的是对于宋真宗耽于神仙之道的荒唐做法的强烈不满,而这些与史书印证,真宗一朝的政治之弊可见一斑。
下阕进一步描写宫中盛宴。“保生酒劝椒香腻,延寿带垂金缕细”是《宋史·礼志》所云降圣节的礼仪的诗意体现:“中书、亲王、节度、枢密、三司以下至驸马都尉,诣长春殿进金缕延寿带、金丝续命缕,上保生寿酒。”降圣节赐宴百官,必须戴上延寿带入宫庆贺。“延寿带”与“保生酒”是降圣节所奉礼仪中所特有的必备之物。“几行鹓鹭望尧云”,形象地写出群臣依班排成行列,像鹓鹭那样进退有序,远瞻天颜的情景。“齐共南山呼万岁”,谓大家一齐山呼万岁,祝皇帝寿比南山,生动地展示了当时“一国之君臣”尊“圣”而“如病狂”的闹剧。
这首词跟柳永创作的其他四首与“天书”事件有关的《玉楼春》词一样,共同反映出来的是柳永对时政的密切关注,说明柳永早期之作并不限于风情,也有一系列涉及时政进献宫廷之作,这透露出他的希世求进之心,同时他在词中又隐隐地表露他对于当朝的态度:对宋真宗求仙问道的不满,对群臣推波助澜的不满,对当时这种昏聩朝政的不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篇短文不但立论高远,见解卓越,道常人所不能道,而且论证明晰,逻辑严谨,有不容置辩的说服力。本文善用排比,层层深入进行论证,形成压倒一切的逼人气势,在艺术上也很值得称道。
孟子在这篇不到二百字的短章中,围绕客观环境与个人和国家命运的关系,阐述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深刻道理。
文中说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一定要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磨炼,只有经历艰难困苦,经风雨,见世面,才能锻炼意志,增长才干,担当大任。安逸享乐,在温室里成长,则不能养成克服困难,摆脱逆境的能力,会在困难面前束手无策,遇挫折、逆境则消沉绝望,往往导致灭亡。所以他得出结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文章一开头并没有正面提出任何观点,而是一口气列举了虞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等六位古代圣贤从贫贱中发迹的例子。这六个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担当“大任”之前,都曾饱经忧患,经历过坎坷艰难的人生历程。正因为付出了非同寻常的代价,这些圣贤才能“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一番宏大的事业。所以这后面的结论又倒过来说明了这六位圣贤成功的原因。“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为使动句。动心,使心惊动。忍性,《孟子正义》释为使本性(性格、性情)符合仁的要求。忍,能也;能,任也,故忍性为任性。孟子主张性善,仁义礼智生于心,即本于性。任其性,即以仁为己任也。“曾益其所不能”,使他们增加了做本来不能做的事的能力。命运的挫折,身心的磨难,不但没有使他们屈服,反而磨砺他们的人格,增长他们的才干,使他们变得更加成熟,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由此推论,上天如果要把重大的使命放到一个人的肩上,就一定要先磨练他的意志,锻炼他的筋骨,还要让他经受缺吃少穿、穷困潦倒之苦,这样,才能使他适应各种艰苦的生活,为将来的建功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接着,孟子进一步指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这写的是生于忧患。这是一个并列复句,每个分句前半写“忧”,后半写“生”。人在客观世界中,不能无过,有过能改,就求得了“生”。能改是一种境界,这种境界是指人的主观世界在客观世界中取得了相对的自由。能改,不仅指人在道德品质上符合了仁义礼智信的要求,还指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创造能力得到了提高与发挥。一个“能”是人的愿望、决心与主观能动性的体现。人的一生常常会因为主观愿望与客观世界的巨大矛盾,主观学识品行才能与客观处境的矛盾而忧心忡忡,内心充满苦恼压抑与困惑,思虑阻塞不畅。但是人也正是忧患困境中磨练了意志、提高了认识、超越了自我奋发而有所作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客观世界常常引起人们喜怒哀乐好恶忧惧等感情,他们被这些感情所困扰。表露在脸色上与语言中,然后得到别人的同情与理解。入就在这种与忧患的斗争中,找到了“生”的方式与途径,获得了“生”的意义与价值.,取得了“生”的信心与自由,这就是生于忧患的含义。“苦其心志”等主要是说物质上的忧患,这一层主要讲的是精神上的忧患。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写的是死于安乐。如果在内没有能干的大臣时时注意修明法度,没有敢于直谏的贤士处处提醒国君;在外又没有足以与自己的国家抗衡、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的敌国,那么在这种宽松平和的国度里,国君便可以整日耽于安乐(他既不需文韬,又不需武略;既不需文治又不需武功),而安乐的结果也往往就是国家的灭亡,这就是“死于安乐”的含义。
忧患可以使人发奋,安乐可以松懈斗志;逆境中求生,顺境中灭亡,这就是人生的辩证法,这就是生活的哲理。这也是孟子作为孔子之后又一个儒学大师所提出的体现儒家奋发有为、积极用世思想的著名论断。
富贵福泽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也是人们追求的愿望。贫贱忧戚,则是人们所不愿接受的。但张载却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是帮助你取得成功的机会。人们都希望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孟子却说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人们不愿贫贱忧戚,张载却说这是“玉汝于成”,帮助你成功。二者思想是一致的,包含着深刻哲理,体现了中国人的人生智慧。它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人生不是康庄大道,总是会遇到种种艰难曲折,要在不断经历失败和挫折,不断克服困难的奋斗中前进。正是这样的人生智慧,指引人们把困难和逆境看作激励自己奋进的动力,自觉地在困难和逆境中磨炼自己,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地去争取胜利,养成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的精神。一部中国历史,处处渗透着这种精神。司马迁在蒙受宫刑的奇耻大辱的情况下,发奋著述,完成了不朽巨著《史记》。他在致友人任安的信《报任安书》中,曾列举了许多先贤在逆境中奋起的事例,如周文王被拘禁,推演了《周易》;孔子受困厄,作了《春秋》;屈原遭放逐,写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著了《国语》;孙子受了膑脚之刑,修了《兵法》,等等。他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先贤在困厄中发奋作出的业绩。司马迁正是以此激励自己,继承这种精神,完成了撰写《史记》的伟业。
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真理,提倡自觉磨炼的精神,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只有自觉经受艰难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起迎接伟大民族复兴的重任。
孟子善用排比(也善于将排比、对偶夹在一段文字里用),往往对于同一论题,采用一连串整齐的句式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说明,有如干流万壑、一时俱下,形成滔滔汩汩、一泻千里、不可阻挡的气势。《舜发》开头,运用归纳椎弹的方式.一口气举了六个圣贤成功的事例,形成了一组结构相似、意义相关的排比句,这就从数量上予以强调,说明了“生于忧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给读者以深刻印象;接着又用排比句极力铺排天降大任于是人之前对人们的磨练与考验,反衬了圣贤成功的不易;然后再用排比句进一步说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舜发》几乎通篇用排比,从语义上说,以简练的语言表达了丰富内容;从语气上说,加强了语言气势和感情色彩;从语形上看,给人以整齐对称的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