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前半描写“旅夜”的情景。第一、二句写近景：微风吹拂着江岸上的细草，竖着高高桅杆的小船在月夜孤独地停泊着。当时杜甫离成都是迫于无奈。这一年的正月，他辞去节度使参谋职务，四月，在成都赖以存身的好友严武死去。处此凄孤无依之境，便决意离蜀东下。因此，这里不是空泛地写景，而是寓情于景，通过写景展示他的境况和情怀：像江岸细草一样渺小，像江中孤舟一般寂寞。第三、四句写远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流。这两句写景雄浑阔大，历来为人所称道。在这两个写景句中寄寓着诗人的什么感情呢？有人认为是“开襟旷远”（浦起龙《读杜心解》），有人认为是写出了“喜”的感情（见《唐诗论文集·杜甫五律例解》）。很明显，这首诗是写诗人暮年飘泊的凄苦景况的，而上面的两种解释只强调了诗的字面意思，这就很难令人信服。实际上，诗人写辽阔的平野、浩荡的大江、灿烂的星月，正是为了反衬出他孤苦伶仃的形象和颠连无告的凄怆心情。这种以乐景写哀情的手法，在古典作品中是经常使用的。如《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用春日的美好景物反衬出征士兵的悲苦心情，写得多么动人！
诗的后半是“书怀”。第五、六句说，有点名声，哪里是因为我的文章好呢？做官，倒应该因为年老多病而退休。这是反话，立意至为含蓄。诗人素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但长期被压抑而不能施展，因此声名竟因文章而著，这实在不是他的心愿。杜甫此时确实是既老且病，但他的休官，却主要不是因为老和病，而是由于被排挤。这里表现出诗人心中的不平，同时揭示出政治上失意是他飘泊、孤寂的根本原因。关于这一联的含义，黄生说是“无所归咎，抚躬自怪之语”（《杜诗说》），仇兆鳌说是“五属自谦，六乃自解”（《杜少陵集详注》），恐怕不很妥当。最后两句说，飘然一身象个什么呢？不过象广阔的天地间的一只沙鸥罢了。诗人即景自况以抒悲怀。水天空阔，沙鸥飘零；人似沙鸥，转徙江湖。这一联借景抒情，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内心飘泊无依的感伤，真是一字一泪，感人至深。
王夫之《姜斋诗话》说：“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互藏其宅。”情景互藏其宅，即寓情于景和寓景于情。前者写宜于表达诗人所要抒发的情的景物，使情藏于景中；后者不是抽象地写情，而是在写情中藏有景物。杜甫的这首《旅夜书怀》诗，就是古典诗歌中情景相生、互藏其宅的一个范例。
全诗景情交融，景中有情。整首诗意境雄浑，气象万千。用景物之间的对比，烘托出一个独立于天地之间的飘零形象，使全诗弥漫着深沉凝重的孤独感。这正是诗人身世际遇的写照。
大历三年（768年），迟暮之年的诗人终于乘舟出了三峡，来到湖北荆门，心境不免孤寂。 此诗开头四句写“旅夜”：岸上有细草微风，江上只有一叶孤舟，依岸而宿，就舟而居，遥望原野，远处天与地似乎相接了，天边的星宿也仿佛下垂得接近地面。大江之中，江水浩浩荡荡东流，一轮明月映照在江水中，随着江水的流动而浮荡着。岸上星垂，舟前月涌，用“星垂”来描写原野的广阔，用“月涌”来形容大江的东流，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江上的夜景。唯有在广阔的原野上才可感到“星垂”；唯其“星垂”，才能见出原野的广阔。而大江中有“月涌”，才能反映出江水的流动；也只因江水的流动，才能感到“月涌”。“星垂”、“月涌”是以细腻称阔大的手法，首四句塑造了一个宏阔非凡宁静孤寂的江边夜境。
后四句书“怀”：“名岂文章著”，声名不因政治抱负而显著，反因文章而显著，这本非自己的矢志，故说“岂”，这就流露出因政治理想不得实现的愤慨。说“官应老病休”， 诗人辞去官职，并非因老而多病，什么原因，诗人没有直接说出。说“应”当，本是不应当，正显出老诗人悲愤的心情。面对辽阔寂寥的原野，想起自己的痛苦遭遇，深感自己漂泊无依，在这静夜孤舟的境界中自己恰如是天地间无所依存的一只沙鸥。以沙鸥自况，乃自伤飘泊之意。
在许多诗集中，这首诗都归在贾岛名下，其实是错误的。因为贾岛是范阳（今北京市大兴县）人，不是咸阳（今陕西省咸阳市）人，而在贾岛自己的作品以及有关这位诗人生平的文献中，从无他在并州作客十年的记载。又此诗风格沉郁，与贾诗之以清奇僻苦见长者很不相类。《元和御览诗集》认为它出于贞元间诗人刘皂之手。虽然今天对刘皂的生平也不详知，但元和与贞元时代相接，《元和御览诗集》的记载应当是可信的。因此定其为刘作。
此诗题目，或作《渡桑乾》，或作《旅次朔方》。前者无须说明，后者却要解释一下。朔方始见《尚书·尧典》，即北方。但同时又是一个地名，始见《诗经。小雅。出车》。西汉置朔方刺史部（当今内蒙古自治区及陕西省的一部分，所辖有朔方郡），与并州刺史部（当今山西省）相邻。桑乾河并不流经朔方刺史部或朔方郡，所以和朔方之地无关。并州在唐时是河东道，桑乾河由东北而西南，流经河东道北部，横贯蔚州北部，云、朔等州南部。这些州，当今雁北地区。由此可见，诗题朔方，乃系泛称，用法和曹植《送应氏》“我友之朔方，亲昵并集送”一样。而刘皂客舍十年之并州，具体地说，乃是并州北部桑乾河以北之地。
诗的前半写久客并州的思乡之情。十年是一个很久的时间，十年积累起的乡愁，对于旅人来说，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以每天每夜，无时无刻不想回去。无名氏《杂诗》云：“浙江轻浪去悠悠，望海楼吹望海愁。莫怪乡心随魄断，十年为客在他州。”虽地理上有西北与东南之异，但情绪相同，可以互证。后半写久客回乡的中途所感。诗人由山西北部（并州、朔方）返回咸阳，取道桑乾流域。无端，即没来由。更渡，即再渡。这“无端更渡”四字，乃是关键，要细细体会。十年以前，初渡桑乾，远赴并州，是为的什么呢？诗中没有说。而十年以后，更渡桑乾，回到家乡，又是为的什么呢？诗中说了，说是没来由，也就是自己也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果真如此吗？不过是极其含蓄地流露出当初为了博取功名，图谋出路，只好千里迢迢，跑到并州作客，而十年过去，一事无成，终于仍然不得不返回咸阳家乡这种极其抑郁难堪之情罢了。但是，出乎诗人意外的是，过去只感到十年的怀乡之情，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而万万没有想到，由于在并州住了十年，在这久客之中，又不知不觉地对并州也同样有了感情。事实上，它已经成为诗人心中第二故乡，所以当再渡桑乾，而回头望着东边愈去愈远的并州的时候，另外一种思乡情绪，即怀念并州的情绪，竟然出人意外地、强烈地涌上心头，从而形成了另外一个沉重的负担。前一矛盾本来似乎是惟一的，而“无端更渡”以后，后一矛盾就突了出来。这时，作者和读者才同样感到，“忆咸阳”不仅不是唯一的矛盾，而且“忆咸阳”和“望并州”在作者心里，究竟哪一边更有分量，也难于断言了。以空间上的并州与咸阳，和时间上的过去与将来交织在一处，而又以现在桑乾河畔中途所感穿插其中，互相映衬，宛转关情，表达了诗人心中对故乡的怀念。
洗儿，旧时风俗，婴儿出生三天或满月，亲朋集会庆贺，给婴儿洗身。苏轼当年得子，“洗儿”之外，赋《洗儿诗》一首。这首诗语言浅白易懂，虽然仅28个字，情感却跌宕起伏，表面上是为孩儿写诗，而实际上既讽刺了权贵，又是“似诉平生不得志”。
苏轼宋仁宗嘉佑二年中进士，曾任凤翔判官、殿中丞等官。宋神宗时，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出为杭州等地方官。后因写诗讽刺新法，被捕回京，入御史台狱，释放后，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时，召为翰林学士。后又出知杭州，而后一再遭贬，先后贬到惠州、琼州、昌化。宋徽宗即位大赦，被召回京，病死在常州旅舍。
苏轼是诗词文俱佳的大文豪，他的作品讲究炼词炼意，这首七绝也是如此。一个“望”字，写尽了人们对孩子的期待；一个“误”字，道尽了自己一生的遭遇。诗中几处转折，情味全在其中。愚鲁的人该无所作为，但却能“无灾无难到公卿”，苏轼的牢骚全在这些转折中。
苏东坡《洗儿诗》短短四句，语气戏谑，基调反讽，实乃事出有因。“人皆养子望聪明”，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只是苏轼本人仕途受大挫，痛定思痛。“我被聪明误一生”也是实情。苏轼因反对王安石新法，又在诗文中讥讽“新进”，被对方构陷入狱。一场“乌台诗案”，震惊朝野，幸有元老重臣营救，苏轼才免得一死，贬谪黄州。在黄州期间，侍妾朝云为苏轼生下一个男孩儿，《洗儿诗》即为此男孩儿而作。刚刚经历一场大磨难，诗人“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一点不难理解。“公卿”还是要当的，只是希望“无灾无难”而已；“愚且鲁”不过是件外套，大智若愚才是内核。苏轼此愿，实在是有感而发，绝非无病呻吟。
明代文学家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身居杭州一位先辈瞿存斋写过一首诗。“自古文章厄命穷，聪明未必胜愚蒙。笔端花与胸中锦，赚得相如四壁空。”反《洗儿诗》意，一目了然。郎瑛以为，瞿氏“自慨不露圭角，似过东坡”。显然是嫌苏轼诗过于直白。明代杨廉也有意与苏轼唱反调，“东坡但愿生儿蠢，只为聪明自占多。愧我生平愚且鲁，生儿哪怕过东坡。”清人褚人获评论杨诗，说虽属戏作，总不如少陵所云“有子贤与愚，何必挂怀抱”为旷达也。明末清初文学家钱谦益写《反东坡洗儿诗》，跟苏轼一样直抒胸臆。“东坡养子怕聪明，我为痴呆误一生。但愿生儿狷且巧，钻天蓦地到公卿。”
这首词是作者为凭吊吴相国伍子胥之作，要理解这首词，先得了解一点史料，《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伍子胥传》：
太宰嚭……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日：“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日：“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日：“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人也！”乃自刭死。吴王闻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因命日：“胥山”。
伍子胥忠于吴国，到头来却被谗自刎，且被吴王夫差以牛皮袋子装了尸体扔到江里去。作者对伍员的忠心表示崇敬，对其遭遇表示同情，作者正以这种感情写此词，故读来不觉引起共鸣。
首句“长忆”两字，是潘阆十首《忆余杭》的共同开端，可称之为“定式”。首两句是说想起吴山上的伍子胥庙，其中“森森”两字含意很深。“森森”形容树木的茂盛。在古木参天的丛林中建立吴相庙，显示了伍子胥的高大形象，也表明了祠庙并不荒凉，因为千古以来，吴地人民一直对这位忠臣敬仰不已，故使庙中香火不绝。第三、四句揭露了吴王夫差的残暴，他把伍子胥的尸体扔到江中，使得江水也表示愤慨而激起汹涌的怒涛，即使经历了千百年，至今仍然保持着对夫差无比的憎恨。这两句用了“移情”的创作手法，把吴地人民的感情移给江水，让江水替他们表达，这样，词意就显得含蓄委婉，如果直接说“吴人愤慨如怒涛”，就真味同嚼蜡了。
下片第一二句是与上片的“忆”字相呼应。作者回忆起当年来吴山凭吊时的情景。在暮色苍茫之际，云雾笼罩着殿宇，聚在树上的乌鸦噪叫着，其气氛是悲凉的，也好像乌鸦在为吴相国鸣不平，云雾亦为之而悲伤。其实乌鸦与阴云，都是没有理智之物，这种“鸣不平”、“悲伤”皆由人的感情在支配，则此二句并非单纯的写景，而是寓情于景。结合第三句看，作者认为寒鸦和阴云能经常在祠庙周围“聚”“笼”，尚且知道安慰伍子胥的忠魂——这正是下句“灵”字的伏笔，而自己则自从凭吊过后再也没有重来拜谒，心里感到内疚（有负），这种在崇敬中带有一点抱歉的心情，在末句中予以畅快地宣泄，他说：“只有在这离相国遥远的地方，敬上满满的一杯酒”（遥奠酒盈卮），以表达式景仰之心。
潘阆的一生是不大得意的，他虽然承蒙宋太宗的恩赐，赏了一个“进士及第”，但不久就被追还了。后来又犯了违法之事逃亡到中条山，结果仍被逮捕坐牢，最后虽被赦免，也只当了滁州参军的小官。这些坎坷的遭遇，他的内心自然会感到压抑和苦闷，产生逃世的思想。潘阆十首《忆余杭》，有好几首是所谓“语带烟霞”，正是他内心痛苦的反映。潘阆也有很强的事业心，也想轰轰烈烈地干一番，无奈不幸的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摧毁了他的雄心壮志。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此词中。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磊，原是诗人、词人的惯技，此词是借凭吊伍子胥的酒杯，来发泄自己的不平，那么，此词之吊伍子胥是虚，吊自己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