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文学_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史诗，写刘邦、项羽鸿门之会。此诗前六句，写秦末大乱，楚、汉抗争，作时代氛围的刻画；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后四句则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以刘邦溜回军中，范增撞碎玉斗宣告了鸿门会的结束。全诗结构紧凑，用词精炼，事至繁而笔极简，造语奇崛，意境幽诡。

　　杨维桢这首诗的所长是想象丰富，运笔兼有空灵和奇崛两个不容易统一在一起的特点。鸿门宴中刘邦、项羽以及范增、项庄、樊哙、张良等都有许多生动的性格鲜明的言语行动，这些经过司马迁的刻画，人们早已耳熟能详，若再重复描写，便无新意。如张宪《鸿门会》写：“披帷壮士发指冠，侧盾当筵请公舞。白发老臣心独苦，玉玦三看君不语。”这不如读《史记》更具体、更生动。杨维桢此《鸿门会》则不然，他完全撇开刘、项等人在宴会中具体的言语行动，而驰骋其缥缈不羁的灵思，从当时群雄角逐的大形势着眼，刻画其风云变幻、惊心动魄的时代氛围。因此，读此诗的时候有一种读《史记》时所没有的审美感受。

　　此诗前六句，纯作时代氛围的刻画。首句迭用两个“迷”字，极言天地混沌莫辨之状，暗喻秦末天下无主，一切都动荡不定的情势。其时秦王子婴已降，秦军已摧垮了，然各起义将领拥军自重，为“东龙”或为“西龙”行云布雨，阴晴不定。一场更为复杂、难以逆料的战争在酝酿着，因为“照天万古无二乌”，天无二日，秦朝一亡，揭竿起义的诸将领终究是要决一雌雄的。鸿门会可以说正是这一矛盾激化与公开化的标志。

　　中间六句，从大形势的渲染顿然跳到宴会上，分别描写刘、项双方：刘邦的志向、实力，项羽的气概、军威。诗中描写项羽，称他“将军下马力排山”。项羽素以勇猛称，设鸿门宴把刘邦召来，虽然恼恨刘邦捷足先登，然也并没有把刘邦当作一回事，大有一跺足便可使山河颤抖之气概。故诗中以“气卷黄河酒中泻”句形容之。李贺《梦天》诗有“一泓海水杯中泻”句，描写从天上望下来大海之小似乎只能注满一杯；此则写项羽气概之大，似乎可以把黄河注入酒杯中，一饮而尽。此充分说明了项羽对潜在的敌手刘邦是掉以轻心了。

　　后四句则以极精练、极富韵致的笔调，概括了鸿门会的结局。“剑光上天寒彗残”鸿门会中双方剑拔弩张，最惊心动魄者莫过于项庄舞剑了。诗写其直如天上飞划而过的彗星，是险到了极点。而后，项伯为报张良救命之恩通敌，项羽因自傲而手软，其结果是刘邦得以逃席逸去，鸿门会不了了之，这便是诗中所写的“将军呼龙将客走”的局面。项羽坐失了消灭潜在对手刘邦的最佳时机，对此范增愤愤不已，在刘邦脱身后，张良谢，以白璧一双赠项羽，玉斗一双赠范增。项羽受璧，范增则恼恨已极，置玉斗于地，拔剑撞而破之。诗人高度评价范增的识见，故把他撞玉斗的行动喻为“石破青天”。

　　全诗造语奇崛，意境幽诡，颇有些接近李贺的风格，个别地方如“碧火吹巢”，袭自李贺的《神弦曲》：“百年老鸮成木魅，笑声碧火巢中起。”他没有正面去实写刘、项对峙的军事形势，而是用了一连串似乎无关的奇特的比喻加以烘托。如“东龙白日西龙雨”、“残星破月开天余”、“碧火吹巢”、“石破青天”等词句，均难以通常的语法或逻辑去理解。然它们组合在一起，却又十分形象地勾画了秦末动乱的社会状态以及波谲云诡的政治、军事的形势。这样一种以许多奇丽古怪的物象来烘托诗歌意旨的手法正是李贺诗歌的特征，显然杨维桢此诗颇多借鉴李贺之处，特别是同一题材的《公莫舞歌》。然比较而言，李贺的《公莫舞歌》稍嫌堆砌，格局不大，此诗则纵横驰骋，元气淋漓。

　　此词上片，写作者眼前所见的元宵景色。前三句，紧扣节日，写灯火的光灿耀眼。其中第一、二句是分写，第三句是总写。谭献评的《词辨》，于周邦彦《齐天乐·秋思》起句“绿芜凋尽台城路”评为“以扫为生”，这首词的起句也是如此。元宵佳节，到处都是辉煌灯火，所谓“东风夜放花千树”：而作者却偏在第一句用了一个“销”字，意谓通明的蜡炬在风中逐渐被烧残而销蚀。但由于第三句“花市光相射”骤然振起，可见元宵的灯火是愈燃愈旺，随销随点，纵有风露，不害其灿烂闪灼的。特别是第二句以“露浥红莲”夹在两句之间，得虚实相映之妙，就更见出作者得“以扫为生”了。“焰蜡”是真，“红莲”是假，“风销焰蜡”是写实，“露浥红莲”则近于虚拟，由于在灯烛的映射下莲花灯上宛如沾湿了清露。这就不仅写出节日的盛妆，而且还摹绘出新春的生意。此正如孟浩然的《春晓》，尽管他说“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却无“落红满径”的残春之意，相反，倒显得万紫千红，春色无边。那是由于诗人写到雨后初晴，晨曦满树，既然处处鸟啭莺啼，足见春光正艳。这与此词同样是“以扫为生”。当然，周词毕竟含有消极成分在内，第一句也同下片“旧情衰谢”“舞休歌罢”等句暗自呼应。因为元夜灯火纵然热闹通宵，也总有灯残人散之时的。

　　“桂华流瓦”三句，是写了灯光又写月光。对“桂华”一句，人们多受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影响，认为“境界”虽“极妙”，终不免遗憾，“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特别是王氏对词中用代字的意见是十分苛刻的。他说：“词忌用替代字。……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这就使人觉得周邦彦此词此句真有美中不足之嫌了。其实《人间词话》的评语未必中肯，至少是对词用代字的意见未必适用于这首周词。诚如王氏所云，那只消把“桂”字改成“月”字，便一切妥当。然而果真改为“月华流瓦”，较之原句似反觉逊色。这首词的好处，就在于没有落入灯月交辉的俗套。作者一上来写灯火通明，已极工巧之能事；此处转而写月，则除了写出月色的光辉皎洁外，还写出它的姿容绝代，色香兼备。“桂华”一语，当然包括月中有桂树和桂子飘香（如白居易《忆江南三首》“山寺月中寻桂子”）两个典故，但更主要的却是为下面“耿耿相娥欲下”一句作铺垫。既然嫦娥翩翩欲下，她当然带着女子特有的香气，而嫦娥身上所散发出来的香气正应如桂花一般，因此这“桂华”二字就不是陈词滥词了。这正如杜甫在《月夜》中所写的“香雾云鬟湿”，着一“香”字，则雾里的月光便如簇拥云鬟的嫦娥出现在眼前，而对月怀人之情也就不言而喻，昔曹植《洛神赋》以“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的警句刻画出一位水上女神的绰约仙姿，杜甫和周邦彦则把朦胧或皎洁的月光比拟为呼之欲下的月中仙女，皆得异曲同工之妙。周词这写月的三句，“桂华”句宛如未见其容，先闻其香；“纤云散”则如女子搴开帷幕或揭去面纱；然后水到渠成，写出了“耿耿相娥欲下”。如依王说，不用“桂华”而迳说“月明”，则肯定不会有现在这一栩栩如生的场面。所谓美成此词设想新奇，构思巧妙，正是指的这种表现手法。

　　然而作者的笔触并未停留在这里，他又从天上回到人间，写“时序风物”和“人家宴乐”之盛美。但作者把这些全放到背景中去写，突出地写只有在良辰佳节才出来看灯赏月的女子，故紧接着绘出了“衣裳淡雅，看楚女纤腰一把”的窈窕形象。“淡雅”二字，恰与上文“相娥”相映衬。

　　“萧鼓喧，人影参差”是写实，却用来烘托气氛，体现闹中有静；而以“满路飘香麝”作为上片小结，到底是因人间有衣裳淡雅而又馨香满路的“楚女”引起作者对团而明朗的皓月产生了“耿耿相娥欲下”的联想和幻觉呢，还是用月里嫦娥来衬托或拟喻人间的姝丽，仙乎，人乎，那尽可由读者自己去补充或设想，作者却不再饶舌了。此之谓耐人寻味。

　　上片是作者眼前目击之景，下片则由当前的灯节一下借回忆而连接上了昔日自己在都城的灯节，由眼前景色，很自然地联想到汴京风光，用“因念”二字领起。结尾处的今昔之感，实自此油然而生。“都城放夜”是特定的时间地点。“千门如昼”写得极空灵概括，然而气派很足。“嬉笑游冶”转入写人事，即都中士女在上元节日总的活动情况，其中也包括作者在内。

　　这些都是写上元应有之文，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着重点却在于“钿车罗帕，相逢处，自有暗尘随马”。这大有“晚逐香车入凤城”（张泌《浣溪沙》）的味道。柳永在一首《迎新春》的词里写汴京元宵的景况也说：“渐天如水，相月当午。香径里，绝缨掷果无数。更阑烛影花阴下，少年人往往奇遇。”与周词所写，意趣正复相同。不过柳词朴实坦率，直言无隐；周词委婉含蓄，比较收敛而已。柳词是客观描述，周词则由上片的眼前风物回顾当年，情绪上是由波动而克制，终于流露出年华老去，“旧情衰谢”的无可奈何之感。故两词风调仍复不同。历来注家于“自有暗尘随马”一句都引苏味道《上元》诗中五六二句：“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反用其意，说是“更无一点尘随马”。而周词此处的用法似与苏味道诗略异其趣，意思是说女子坐着钿车出游，等到与所期男子在约定地点相遇之后，车尾便有个骑马的男子跟踪了。“暗”不独形容被马蹄带起的“尘”，也含有偷期密约，蹑迹潜踪的意思。这是苏味道原诗中所没有的。

　　底下作者自然而然转入了自嗟身世。“年光”二句是说每年都有这样一次元宵佳节，可是自己饱历沧桑，无复昔日情怀，那种嬉笑游冶的轻狂生活，已一去不复返了。于是以“清漏移”三句作结。一到深夜，作者再也无心观赏灯月交辉的景象，流连追欢逐爱的风情，于是就乘着车子赶快回到官邸（“飞盖归来”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意味），心想，任凭人们去狂欢达旦吧。

　　结尾之妙，在于“从舞休歌罢”一句有两重意思。一是说任凭人们纵情歌舞，尽欢而散，自己可没有这等闲情逸致了；二是说人们纵使高兴到极点，歌舞也有了时，与其灯阑人散，扫兴归来，还不如早点离开热闹场合，留不尽之余地。作者另一首词《满庭芳·夏日溧水无想山作》的结尾也说：“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两者都是写自己无复昔时宴安于声色的情怀，却又都尽极蕴藉含蓄之能事，也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到了李清照，由于感情过分悲凉伤感，便直截了当地写出“试灯无意思，踏雪没心情”（《临江仙》）这样万念俱灰的句子，看似衰飒，情感却反而显得奔放，不嫌其尽。有人认为李清照的《词论》中没有提周邦彦，事实上却是承认周邦彦为词道正宗的，以此看来，未必尽然。

　　这首诗一开头，就将诗笔放纵出去，从范云将去之地湖南着笔，从彼地的往古之时写起：“洞庭张乐地，潇湘帝子游。”这里，诗人写了两个古老、美丽而又动人的故事。相传古时黄帝曾在洞庭奏《咸池》之乐；帝尧的二女娥皇、女英曾追随舜前往南方，没有赶上而死于湘水。诗人以此来代指友人将要去的地方，用心良苦。本来，蛮夷之地，瘴烟湿热，无乐可言；但，如果照实写来，对将要前往赴任的朋友来说，该是非常大的刺激。所以，诗人灵心一动，从这两个古老的传说写起，巧妙地引出友人将要去的地方，既回避了触目惊心的刺激，又兼顾到了诗本身结构的整体性和一致性，可谓精巧至极。“云去苍梧野，水还江汉流。”第三、四句，仍承上那个古老的传说写下来，但笔势已开始收束。通过云水往还的景色描写，诗人将诗笔悄悄地收拢回来，从彼时彼地逐渐聚束到此时此地。他的那颗忧愁之心，先到苍梧之野萦回了一圈以后，现在，宛如乘着思绪的木兰之舟，沿着滔滔江水，徘徊到新亭江边。离别就在此地、就在此时。诗人仿佛猛然从浮想联翩中清醒过来，停车驻马，目送已泛舟江中的友人。五六两句一写友人，一写自己，用了一个大的镜头：一个岸边立马，怅然若失；一个江中辍棹，犹豫不舍。形象含蓄地表达出了深沉的依依惜别之情。

　　这种离别，交织着复杂的感情。失意，怀才不遇，便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成份。最后四句，明白地道出了这一心迹。诗人用郑袤的典故，是勉励范云，希望他到任零陵后，能像郑袤那样，政有显绩，声望日隆。而“茂陵”句则是自喻。诗人以司马相如自比，希望自己也能像他那样，受到赏识。这与其说是写理想、抒怀抱，不如说是强打精神，互慰衷肠。因为，现实毕竟是冷酷无情的。好友远往他乡异地，自己寂寞都城，这才是现实，不可能海阔天高，奢谈理想、抱负。所以，透过表象，体会到一种无可奈何的意绪，滋滋漫溢出来，以至最后化作了无可奈何的感叹：“心事俱已矣，江上徒离忧”。远大的抱负，宏伟的理想，都已随着滚滚波涛，飘然而逝了，而今只有江上离别，只有无穷无尽的忧愁而已。离别的痛苦，加上失意的寥落，在诗人的心头上蒙上了一层巨大的失落之感，忧愁、苦闷、沉寂、怅惘，多重意绪深深地纠缠着诗人，使他始终怅然独立新亭，望着滔滔江水，任凭它带走诚挚的友情，搅扰五味俱全的情怀，荡涤无限渺茫、无限悠远的“心事”。

　　这首诗的艺术结构很奇特。一般说来，送别诗都是从此地遥想彼地，从现时憧憬将来；而谢脁此诗，率皆反其道而行之。他在时空的安排上设置了一个超乎寻常的大逆转：时间，从往古的黄帝奏乐、二妃南行写起——先将时间倒退回去，然后再慢慢收束回来，一直写到与友人送别之现时；地域，从范云将在之地洞庭潇湘（实指零陵）写起——先将地域推宕开去，然后再悄悄拉拢过来，由江汉之水，顺流直下，一直写到离别之此地。在此基础之上，再由物境而入心境，将诗笔深入到心灵深处，抒发怀友之思和惜别之情，描绘失意之志和失落之感。这样一条由远及近、由景入情的线索，蜿蜒络绎于诗的始终，表现出诗人构思上的精巧和诗篇结构上的戛戛独造。

　　这首诗反映了元好问推崇建安诗人刘琨的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他首推曹植和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为诗中“两雄”，以“坐啸虎生风”形象地比喻他们的诗歌风格雄壮似虎。曹、刘是建安风骨的杰出代表，钟嵘评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评刘桢“其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艳，真骨凌霜，高风跨俗”。 标举曹刘，实际上是标举了他们所代表的内容充实、慷慨刚健、风清骨俊的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

　　西晋诗人刘琨，被认为“雅壮而多风”（《文心雕龙·才略》），“言壮而情骇”（《文心雕龙·体性》），有“清拔之气”（《诗品》）。元好问推出刘琨，正是从其可比建安诸子的慷慨悲壮，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着眼的。